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明确提出，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明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从紧的货币政策”，这已不仅如坊间解读的“是十年来货币政策的头一次”，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自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货币政策真正发挥效用之后的头一次公开表述。通常，为了稳定人心或“扭转预期”的作用，政策表述倾向于“熨平曲线”：当通货膨胀已经为所有人感知的时候，权威部门的文件会轻描淡写为“通货膨胀的苗头”；在通胀压力全面显现，需要在一年内九次上调银行准备金利率、五次上调银行利率、六度发行央行票据以收紧银根的时候，政策的表述不过是“适度从紧”。那么，如果以2007年的力度仅仅是“适度从紧”，2008年需要怎样的铁腕才能对应头一回的“从紧”表述？中国经济究竟正面临怎样一种严峻？

　　这样的疑问，当然不仅仅是在揣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口风，数据分析提供了更加强有力的佐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依然高位运行且反弹压力巨大。10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7％，增速为年内最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再平今年8月份创下的10年新高，人民币贷款也创下了历史同期最高水平，10月份贸易顺差再创历史新高，达270.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的提法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这些年，早已不再刺激人们的神经，但是，所有这些历史高点，都是在宏观调控力度层层加码、人民币汇率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刷新的。经济运行轨迹与政策意图的分道扬镳，揭示着中国始自2003年就没有停下过的宏观调控，正在遭遇尴尬。

　　这是一种怎样的尴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称为“欧元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的“蒙代尔三角难题”描述了其症状：即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这三大目标。如果一个国家想允许资本流动，又要求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那么就难以保持汇率稳定；如果要求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就必须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受这个理论的启示，欧洲国家选择了其中两大目标———资本流动和稳定的汇率，放弃了另一个目标———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于是形成了统一的欧元区。

　　对照中国经济的现实，所有过热的经济数据揭示的症状和低效的宏观调控暴露的原因，无非是在演绎三大目标为何难以同时实现。第一个目标：资本的自由流通。人民币虽然没有完成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进程，但是客观上国际资本早已通过各种渠道涌进了中国的市场，也就是造成“流动性泛滥”的热钱。除非中国退回到闭关锁国，这些热钱是很难挡住的。第二个目标：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体现为盯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在规定的空间内进行浮动。第三个目标：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即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根据本国情况自主决定人民币的利率和汇率水平。

　　看看这三大目标是怎样相互抵牾的？中国今天的通货膨胀，归根到底的指向是流动性泛滥，市场上钱太多了。那么，钱从哪里来的呢？中国人民银行不是一直在收紧银根吗？钱是从外面来的。一方面，中国的外贸顺差多年来居高不下，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4万亿美元。另一方面，大量的国际热钱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寻求升值机会。为了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同时阻止国际热钱的过多流入，人民银行要做很多事情：首先，要不断地收紧银根吸干流动性，但是一旦银根收紧到了高过国际利率水准，利差就会刺激更多的热钱进入，所以，加息频率和利息水准必须瞄准国际，这时货币政策就已经失去了独立性；其次，为了阻止人民币相对美元的过快升值，央行必须买进大量的美元以平抑市场供求，而买进每一块美元所放出的人民币就构成了市场的货币投放，与控制通货膨胀的本意发生了背离。

　　事实上，当前中国面临的情况比本已费解的理论还要复杂很多。

　　为什么出口退税的取消、人民币的升值非但没有达到减少贸易顺差的目的，而且造成了贸易顺差的再攀高峰？一是因为人民币汇率远没有调整到位；二是源于中国国内的劳动者保护不力，企业在人民币升值上的这点损失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压低工人的工资得到补偿；三是低工资水准造成的国内消费不振，也使出口冲动难向国内释放。几方面关系形成了恶性循环。

　　为什么五次加息、九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反而促成了投资的高位反弹？这是因为加息的频率远远跟不上CPI酝酿的速度。相比于1-10月份平均4.5%的CPI指数，当前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仅为3.87%。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如此便宜的资金成本，固然使民间投资兴致不减；传统政绩观导向下的地方发展和引资竞赛，也加剧了投资的亢奋；而能源资源价格机制的扭曲，更持续激发了国内外资本投资中国的兴趣，发展的代价可以轻松交给当地和后人。节能减排的压力因此有增无减，资源环境的承受力更加不堪当前的发展之重。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因为遭遇次贷危机放弃了其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国际责任，连续降息释放流动性，听任美元一贬再贬。美国释放的流动性能否挽救其国内金融市场的信心危机犹未可知，其流动性转而泛滥到人民币升值压力显见的中国，却毫无疑问。中国央行抹干流动性的速度，不仅要跟国内亢奋的市场预期赛跑，还要跟美联储释放货币的速度赛跑。而央行的加息动作如今要限制在愈加狭窄的中美利差空间内，实有“为无米之炊”的难度。

　　凭借2007年预计11.5%的增长率，中国经济足以在危机迷雾渐呈的世界经济舞台上“一枝独秀”。但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的信号却在提醒我们：高增长背后蕴含的经济内在矛盾，已经到了非综合全面的改革不能解决的地步。21世纪的前20年，是历史赋予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无论如何，我们不希望在前一个十年就遭遇巅峰之后的悬崖，而经济周期的规律却屡屡证明了过热之后必然是衰退，泡沫破灭了必然遇寒冬。宏观经济的软着陆，仅仅依赖“从紧”的货币政策，一来难有作为，二来收效甚微。关注的重心，恐怕还是那些真正伤筋动骨的改革举措明年将怎样徐徐展开。而最为紧迫的一条，恐怕是要解决“蒙代尔三角难题”中时时掣肘其他的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在听任通货膨胀蔓延与人民币更大力度的升值间，决策层需要考虑：两害相权必取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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