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桦

　　元旦当天，老古就去商店买回了心仪已久的液晶电视——一是因为节日购物商店都在搞活动打折，有很大的优惠；二是从去年底知道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2000元的消息，老古两口子就已经算了一笔账：每个月都会因此而少交近300元的税钱，一年下来就是4000元，这笔钱，正好可以让用了十多年的老电视“下岗”，实现家电的“改朝换代”。

　　和老古住隔壁的老肖最近刚从美国探亲回来，一个劲地感叹人家的税收政策的“人性化”：在美国读书就业的儿子每个月要缴纳收入约30%的个税，去年儿子结婚了，个税一下子就降了一半，明年如果儿媳妇再给老肖添个孙子，纳税标准还要降，还可以得到政府的补贴。

　　这两家人因税收标准的不同而感应到的不同的温度，和敏感的媒体在个税起征点提高后报道的另外一笔“官方”帐，形成鲜明的对比：国家税务总局统计快报显示，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49442.73亿元人民币。这比上年增收11806亿元，增长了三成一。人均税赋为3846元！也就是达到了人均收入的50%还要多。本次起征点提高到2000元以后，工薪阶层纳税比例降至30%，为此政府将减少财政收入约300亿。

　　由执行了N年的800元调整到1600元，再由1600元调整到2000元，看起来，在个税的征收上，政府管理部门的“改革步伐”不可谓不快。但换个角度看问题，我们也深深地感到，在社会一片对过重的税赋的微词后面，在看起来“按部就班”的调整后面，缺乏民众参与和较少听取民众声音，已经凸现出一种“隐性不公”：

　　地域差距带来的不公。这几年，“西部开发”、“中部振兴”、“东部崛起”这样的标志性语言常常见诸报端，与此相对应的是沿海的发展已经将这些需要“重点关注”的地区甩开了很远的距离，而在发展速度明显不同，收入水平明显不同的地区，用简单但却明显不公平的“一刀切政策”来规范，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差距带来的不公。当国内工薪阶层在个税起征标准由800元调至1600元时，在华的外籍人员的费用扣除标准也从过去的4000元，提高到了4800元。国内外个税起征标准整整相差三倍，这已经不是隐性不公了，而是明显的不公。此次上调到2000元，也还相差甚远。

　　闭门决策与民众参与不足隐含的不公。一项公共财政政策的变动，是否需要民众的参与？其实是一个不用太多的智慧就可以判断的。政府近年来也在针对税赋进行改革，也出台了一些减轻税赋的政策。但缺乏民众参与的支持，这种改革的动向被有人说成是“单方面善意”，而这种“单方面善意”，明显是很难维持的，也无法保证民众权益。此次个税起征点提高，给人的印象就脱不了“神秘”一词，没有民众参与的过程，没有对纳税人群的基础调查，没有公开的听证，只公布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正的草案，这样的事实似乎只是重复过去的“我出政策，下面执行就是了”的老路。

　　去年以来，物价持续快速上涨，给民众带来了直接的生存压力，而这种生存压力，无疑会形成推动着改革行进的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因此各界有关“减税加薪以减少民众负担”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所以，无论从服务效率还是公平取向来讲，个税起征点提高都是一个必然结果。

　　税收的根本属性是什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税收的二次分配也是社会必不可少的公平调节功能，财政支出主要也是用于增加民众福利与公共服务改进的各类项目。最近，涉及民生的诸多项目都走向了“公开”：春运的票价是否提高早已听证了；交强险是否提高保额降低保费已经听证了；手机的漫游费降低听证了，取消五一黄金周的动议也经过了“网络征求意见”的程序。

　　也许，下一次该轮到工资提高、个税减少、物价稳定的提案，上听证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