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像是公司的“工程兵”，遇山开山，临水搭桥；他们的使命不是直接为公司创收，而是为公司增值；他们虽然不是在协议、合同上签字的那个人，但却是达成协议、合同所不可或缺的那个人；他们在跨国公司里被定位为“政府关系”或者“政府事务”；他们虽然生活强光之下，却因为距离光源太近，人们反而看不见他们的存在……自古兵家曰：“善用兵者隐其形，有而视之为无。”如是，大隐隐于形

　　天空如洗。

　　2005年7月22日。北京，中南海，紫光阁。

　　一场阵雨过后，一团似有若无的紫气浮荡在中南海的上空。

　　16：05分，空中客车公司新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洪博达博士（Dr. Gustav HUMBERT）结束了与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为时一个小时的会谈，脸上泛着红光，在随员的陪同下，快步走出会见大厅。

　　兴奋异常一清二楚地写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

　　一行五人在上车之前，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天亦有情”。

　　就在一个小时之前他们步入会见大厅时，天还下着雨；一个小时之后，他们离开时，已是雨过天晴。

　　“今天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一定要记下一笔”，刚上汽车的空客中国公司副总裁菲力普·林边说边掏出手机，在记事簿上记下了这一特殊的日子——就在刚才，洪博达博士（Dr. Gustav HUMBERT）正式向曾副总理表示，为加强与中国的工业合作，实现互利双赢，空客愿意对在中国建设一条空客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进行可行性研究。

　　历史有时候是一条无始无终的时间隧道，而有时候又是一个有始有终、可以度量的瞬间。

　　菲力普·林说的没错，2005年7月22日那一天，的确改写了空客中国的历史。精确地说，是那天下午的3点到4点那一个小时之内。

　　而菲力浦·林之所以是那个历史瞬间的亲历者、见证人，是因为他“飞”得足够高——当时以及当下，他一直都是空客公司里屈指可数的亚洲高管。

　　第一次起飞

　　1991年的除夕之夜。

　　刚从著名的法国国立行政学院（ENA）毕业的菲力浦·林，接到了一个让他多少有些意外的电话。对方是道达尔总部人力资源部的人。

　　此人在电话里说：“林先生，请你过来签工作合同。”

　　林有点懵。他只是不久前向道达尔递交了一份申请短期实习的报告，怎么就成了正式聘用了？

　　这个问题林至今也说不清楚。当天下午，他与道达尔签署了正式的不定期合同（长期合同），而不是通常首次要签的那种临时合同。“至于工资，你就不用谈了，我们给你的要比你要的还要多。”对方干脆地说。

　　于是，林多少有些戏剧性地从原先的平台“飞”到了一个起点更高的崭新平台。

　　“欧洲事务主管”是道达尔集团战略规划部的一个重要职位。当时在这个拥有5万人的跨国公司里，林的东方面孔，不仅让他的同事感到新鲜，连他自己“心里也有另一番感受。”尤其在他代表公司参加国际能源署会议，被人当作日方代表时，这种感受更加强烈。

　　林的日常工作是追踪欧共体在能源、环保、税务、竞争等方面的最新发展动向，并负责与国际能源署联络。此外，每月要撰写一篇“欧洲事务简报”，专供公司高层参考。“老板要求很严，不得超过3张纸，不得有‘大概’‘可能’‘也许’之类的废话，事实就是事实，只讲事实。”林的前任是林的校友，后来去了法国能源总局高就。此人离开后，老板执意还要找一个法国国立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加上林在加拿大国立行政学院学习时，就曾为当时正在谈判中的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专门研究过欧洲经济共同体，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林被道达尔选中。

　　1994年11月，道达尔总裁瞿瑞克（Serge TCHURUK）计划访华。

　　北京办事处建议总裁此次出访启用法国总统访华时曾经用过的中文翻译，但总裁说：“我不相信在一个5万人的公司里，找不到一个既了解公司又能说中文的人。”

　　话音刚落，林所在的战略规划部的负责人接茬说：“我这里有一位。”

　　就这样，总裁发布了一份内部通告：林将陪同总裁访华，并任总裁翻译。

　　是年道达尔在中国遇到了大麻烦。

　　在大连兴建的西太平洋石化有限公司炼油厂(投资10亿美元)，因为种种问题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公司内外叫停之声此起彼伏。“是继续干下去，还是放弃？”重重矛盾、种种质疑被上交到总部。总裁瞿瑞克于此时访华，多少有些现场办公，或者“救火”的意思。在见过当时的李岚清副总理和几个相关的部长及公司老总之后，瞿瑞克隐约感觉到问题的根源所在。

　　访问结束的那天，瞿瑞克突然问林：“如果派你去中国，你不会不愿意吧？”

　　即使不是早就心领神会，也是正中下怀。没有过多地考虑，林就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如果回去工作的话，我会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