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洋葱》德君特·格拉斯著 魏育青 王滨滨 吴裕康译/译林出版社出版/定价：28.00元

　　潘启雯

　　传记和历史一样，总是让人关注和惦记。德国伟大的作家、以《铁皮鼓》获得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君特·格拉斯，把自己的自传命名为《剥洋葱》，并在刺激的辛辣中，一层一层地剖析自己的青年时代，道出了他17岁参加过纳粹组织的真相。此言一出激起千层浪，立即在德国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社会评论家、道德捍卫者、宽恕者们纷纷发表言论：骂格拉斯是“伪君子”、“撒谎者”的有之，赞扬他忏悔的有之，钦佩他勇气的有之，种种批评不一而足。同时，还有人要求格拉斯“退还诺贝尔奖”，更多的人则是不断地追问：格拉斯为什么要将自己参加党卫军的历史隐瞒这么久？

　　作为一部自传，本书所选取的时间跨度稍显狭窄，只是从作者12岁时记叙到32岁为止，共11章，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写起，一直写到他在巴黎的简陋条件下完成《铁皮鼓》。正如作者所说，32岁时，当他因为写作了《铁皮鼓》而声名鼎盛之后，他的回忆，就不再具有私人性质了。而12岁时战争的爆发，对他意味着童年的结束，此前的童年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的。同时，选取这一时间段内的事件作为回忆录的材料，也更是因为大时代背景里小人物的颠沛流离与随波逐流所具有的悲剧感与无力感会更加强烈一些。

　　按照中国文人的脾性，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加“粉饰”、不找“借口”已算难得，主动揭短、拷问良心者实属凤毛麟角。不过，格拉斯对此却有着别样的清醒认识：“我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为"共同责任"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罪责感让格拉斯对同“党卫军”有关的经历保持沉默了六十余载。耄耋之年，他终于决定剥开人生记忆的洋葱，向世人袒露自己不为人知的“过去”……对格拉斯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痛苦地回忆，更是一次痛苦之旅，他要面对死亡、离别、罪恶等一系列冲击，就像将伤处的结疤揭掉一样。

　　当年17岁的格拉斯主动报名参军，没有机会进入潜艇部队，却阴差阳错地被编入党卫军，成了一名坦克兵接受训练，“秋去冬来，麻木不仁”。时值二战后期，德军全线溃退，败得连“全线”都只在地图上存在了。充斥格拉斯短暂军旅生涯的，是恐怖、饥饿、迷路、死里逃生和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却真实得多的黑色幽默。虽然格拉斯双手没有沾一滴血、没放过一枪一弹，却闹出了不少的笑话：他拿着防毒面具用来装果酱，炮弹爆炸后果酱漏了一裤子，被医护人员当成重伤员抢救……于是，他在书中表示，当时他和很多德国青年人一样是盲目的：“他完全自愿地坚持要去激战正酣的地方，那儿死神拿着名单在打钩……当初是否心潮澎湃、激情洋溢？是否渴望海阔天空、自由行动？是否向往快快长大，成为堂堂男子汉中的一员”？在一连串自问式的反思中，格拉斯把自己当初那种盲目狂热的心理尽付文字。同时，也展现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功底，将一部传记写得像一部富有力量的小说。他不停地变换人称，时而将自己置于回忆里，时而跳出时空，像照镜子一样审视昔日的身影。他不断诘问自己，就像剥洋葱一样，层层扒去名声、身份的伪装，剖白内心。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大环境下，一个17岁的男孩自然会被拉去当党卫军，这并非完全是他的错，应该实事求是地将这一事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阐释。如果我们处在那个时期的德国，只要不是先知先觉，与纳粹为伍的可能性就不能完全排除。这倒是进一步提醒我们：应该充分认清纳粹的危险性和危害性。从这一点意义而言，格拉斯也以自己的坦诚行为提醒人们，面对历史，除了要唤回记忆，我们每个人都还需要正视和负责，因为那曾经是我们共同的一段历史。具体到陷入这一事件中的格拉斯，正如他过去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以历史某一污点而涵盖人的一生。毕竟，从他这一举动上可以悟出德国在反思历史上的勇气与决心。

　　中国有句古话：“知耻近乎勇”。敢于面对真相的勇气，前提是个体忏悔意识的苏醒。因此，我们说“忏悔意识”是灵魂寻求“自我”解脱的最好途径，而并非源于外力强迫的低首悔过，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反思；它需要一块块割去心头的腐肉，一点点剔除虚假的成分，直到尘埃散尽、水落石出。当然，这种“忏悔”也好比是经历一场疾风暴雨的过程，而如果没有这么大的风雨，满是尘垢的灵魂又如何得以净化呢？正如回忆造就了人自身、剖析展现了真实自己一样，那个剥洋葱的格拉斯只不过是个替身，真正的格拉斯，就是那一地的洋葱皮。

　　君特·格拉斯简介：

　　君特·格拉斯（1927年～），1927年生于但泽，当代德国最有影响的作家，文学创作涉及小说、诗歌、随笔，199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称其以“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揭露被历史遗忘的面孔”。格拉斯最主要的成就是小说，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此外还有《猫与鼠》（1961年）、《非常岁月》（1963年，亦译《狗的年月》），合称为《但泽三部曲》，成为一幅描绘德国社会生活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