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通过政府机构改革最后要建立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

　　■本期嘉宾

　　◎沈荣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任剑涛：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第六届特约研究员。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国务院电子政务示范工程总体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2月25日至27日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实际上是两会的前奏曲。备受瞩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草案）》稿提交会议审议。此前，2月2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对此进行了讨论。表面看是一次政府机构改革，背后却凸现了这届政府向着“有限”和“有效”方向的变革努力。而此次政府自身的变革，放在整个改革三十年的框架下，也是对三十年来国家、社会、市场场变迁所作出的必然回应。

　　为什么要恰在此时进行机构变革？在部门利益日益成为改革最大阻力之时，此次大部制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在更广阔的改革趋势下，大部制改革能否成为启动政治改革的发动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的第六次变革，为什么普通老百姓对于历次改革都只能临渊羡鱼？政府变革本身要放在怎样的国家权力框架下，要遵循怎样的改革程序方能踏实有效？在中国这样一个单一制国家内，中央政府的职能变革将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讲学、首提“大部制”的学者之一沈荣华、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任剑涛、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三位嘉宾将为大家一一破解“大部制”相关疑问。

　　决定性地制约这样的改革绩效的是一个核心性的原则，即必须促进国家、社会与市场的三元分割，使国家的权力归于国家而发挥有效宏观功能、社会的权利归于社会而公民有序自治、市场的权利归于市场而高效地积累财富。

　　———任剑涛

　　目前政府体制上存在的职能配置不合理、部门分割、资源分散等问题，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比如说，有的综合部门既管宏观又管微观，既管规划又管项目审批，不能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也不利于产业管理部门进行统筹协调……

　　———沈荣华

　　可能考虑到部门利益问题比较复杂敏感，所以还没有采取这种方案，而是比较内部的、保密的、小范围的这样一种做法。实际上，未来政府改革，更多更大的重大变革都离不开公众的参与。

　　———汪玉凯

　　为何此时提出变革？

　　经过五次改革之后现在搞大部制时机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南都：这次政府机构体制改革借鉴了西方国家采用的大部制体制，这个大部制相对于其他行政管理体制有哪些优势？为什么在此时提出这样的变革要求？

　　任剑涛：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央政府机构臃肿、人员冗杂、行政成本相当之高、行政绩效相对极低。从政府系统的内部来讲，中央机构数量之多、类型之繁、分工之细、效率之低，为人诟病。因此，整合相关政府部门、合理设计机构职能、将中央机构的设置与运转调整到一个政府职能与社会需求相宜的状态，成为人们对政府机构改革的满心期待。从外部比较看，中国中央机构无论是数量还是功能，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中央机构数量上大致控制在10-15个，实行的正是大部委制。我们的中央机构在数量上是发达国家的2-3倍，管理成本甚至达到发达国家的数十倍。合并相关管理机构、将管理职能进行调整、减少冗员、提高效能，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否则，政府部门就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沈荣华：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政府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多，但是政府也不能增加一项职能就设立一个机构，使机构数量无限扩张。在我国，政府同样面临着管理职能增加但又不能设立过多机构的矛盾。探索实行大部门体制，统筹考虑职能配置和各种类型机构设置，有助于政府在保持合理机构数量的基础上全面履行职能，逐步形成更加精干高效的现代政府组织结构。

　　汪玉凯：大部制第一个优势，就是把几个部门都管理的业务归到一个部门管理，尽量减少几个部门来管理一件事情。减少组织结构的，西方叫内阁部，我们叫政府组成部委，尽量减少主要部委组成数量。第二就是避免各个部门职能交叉，互相扯皮，导致多重管理。第三个就是把决策、执行、监管相对分离，少量的大部行使决策权，大量的是执行机构，行使执行权，这些执行机构有些在部下面，有些在部外，有的在体制内有的在体制外。这样决策、执行、监管三者功能相对分离，既能够有效地进行制约又不会导致过多部门利益。这是市场化国家下普遍的管理模式。我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走到今天，经过五次改革之后，现在搞大部制时机条件已经基本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