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初春的阳光穿窗而入，杜钢建在他汕头大学的办公室里静静地读着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

　　　“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读到这段，杜钢建心中一动。

　　　这些字眼对杜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5年前的一幕闪回——2003年初，时任深圳市市长的于幼军在市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披露：“今年要在中编办指导下，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行政决策、执行、监督三者既相对分离制约、又协调高效运转的要求，合理配置政府各部门的职责权力，探索建立现代行政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

　　　那场被称作“行政三分”的改革当年引起海内外巨大关注。深圳特区也期望凭借这次改革重拾“改革先锋”的光环。而5年前在国家行政学院任职的杜钢建，正是那次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之一。

　　　而改革的结局，“基本算是流产了。”面对重重阻力，“行政三分”方案最终被锁进抽屉，再也没有开启。

　　　5年弹指一挥间，今天，中央政府层面的大部制改革箭在弦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重新成为政治舞台上的关键词。

　　　在改革悬念临近揭盅之际，5年前深圳那场未竞的改革试验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启思。

　　　“没有行政三分，就没有大部制。”如今是汕头大学法学院院长的杜钢建在远离京城的校园里平静地对记者说，大部委内部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必须相对分离，“如果分不清楚，大部制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