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陈词，鞠躬尽瘁

　　南方周末：听说，您在参政议政的时候比较注重倾听普通老百姓的心声，您是怎样听到底层声音的？

　　成思危：我天天都上网。不一定只看网友对我的评论，我可以了解网上人群的动向，并从网友的一些评论中得到启示。

　　我还看人民来信。不少人给我写信，反映社情民意。有的企业退休的同志给我来信说，同样大学毕业，企业退休和机关退休待遇就差很远，他们说，我们不是活不下去，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凭什么都是同班同学，从企业退休的待遇就比政府机关低得多？

　　另外，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召开民建会员座谈会。我当了11年的民建中央主席，开了几百次座谈会，因为我觉得民建会员反映情况可能会真实一些。

　　南方周末：参政议政中，您曾经写过一句话：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这是您自己的原创吗？

　　成思危：岂能皆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不是我的原创，这是徐悲鸿曾经用过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创。但慷慨陈词和鞠躬尽瘁，是我加上去的。我扩充这句话，用它来鼓励自己，无论是著书演说，还是建言献策，或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职责，都以这句话鞭策自己。

　　我讲话，往往是和潮流不一样。熊市的时候，我让大家以坚定的工作恢复股市的本色，股市太热的时候，我又讲要注意泡沫。大家强调效率的时候我讲公平，大家过分讲公平的时候我又强调效率。不哗众取宠，不迎合潮流，在一定程度上要有勇气，我只能“但求无愧我心”。不要想你讲话人家都满意，总有不满意的。

　　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思想境界要更高一些。

　　南方周末：您曾说过，参政议政过程中，应该“识大体，顾大局，有作为”。这话怎么讲？

　　成思危：讲话，要讲真话讲实话，但也要看场合，看对象，例如在内部讲话就可以讲得更尖锐一些，而在公开场合讲话，表达同样的观点，用的语言就可能不一样。这就叫顾全大局。但是你的主要观点不能变化，不迎合他人，不哗众取宠，这是一个学者基本的道德。

　　南方周末：回顾您参政议政之路，您认为您的父亲、著名报人成舍我，有没有影响到您参政议政的风格？

　　成思危：父亲一生自强不息，刚直不屈，爱国不渝，情深不移，对我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比如，我一直强调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学者从政的基本理念。当然空话套话一点儿不说可能不现实，但是说了没用，多说真话实话，我确实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做的。

　　父亲在我12岁的时候，写了“自强不息”四个字送给我。我对自强不息的解释，就是顺境时不懈怠，逆境时不沉沦。这才是真正的自强不息。“文革”期间，我受了委屈，身处逆境，但我不愿意沉沦，学了好几门外语。烧锅炉的时候，我学了锅炉学，我不愿沉沦，相信总有一天还会有用。但是顺境的时候不懈怠，我认为更难。说实话，像我这个年岁，不学习也照样可以凭经验当领导。我做了十年副委员长，从来没去过北戴河度假。节假日、晚上和周末还要学习和写作。这就是不懈怠，这也是自强不息。

　　退下是高兴的事情

　　南方周末：过两天，您就要卸下繁重的政务，离开参政议政的政治舞台，此时此刻，您愉快么？

　　成思危：15日就要离开了。15日就要选出新的副委员长。官员是暂时的，学者是永恒的。所以从学界出来再回到学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失落感。我现在退出来回到学术工作中，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某种程度是很高兴的事情。

　　南方周末：我是否可以用如释重负这个词，来描绘您此时此刻的心情？

　　成思危：人生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要做你必须做的事，坚守你的责任，比如你当了人大副委员长，你就不能不管工作纯粹搞学术。退下来，就可以转入另一个阶段，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搞学术研究是我的爱好，我愿意重新回到学术工作中。所以，我有一种从做我必须要做的事，转向做我喜欢做的事的喜悦。从这一点说，可以说是如释重负。把我从职务的责任中解脱出来。但是对社会，我还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是不同于职务给我的压力。

　　南方周末：16岁那年，您提着一个包，离开香港回到内地，回头想想，究竟是什么力量鼓舞你做出这样的选择？

　　成思危：你们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中国一个大转折的时代，当时很多年轻人，不单我，都对新中国充满希望，都心怀理想，离开家庭，来到内地，这是当时的潮流。我当时在香港上了进步的学校，受到左翼作家巴金等人的影响，就秘密参加了青年团，抱着一种报国的思想回来了。这也许是一种年轻的冲动。

　　南方周末：反观您参政议政之路，您认为，您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介报国的书生？

　　成思危：回顾我这一生，有三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是16岁从香港一个人回到了内地，走上报国之路。第二个转折点是1981年到美国改行学经济管理，拓宽了我的专业领域，从科技兴国转向管理兴国。第三个转折点就是1995年参加民建，走上了从政的道路。所以简单地说就这么三个转折点。

　　应该说，我是一个学者型的政治家。我既然从政，就不能脱离政治，我到国外演讲，就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在国内立法的时候，也要考虑到政治因素。我是一个政治家，但我曾努力做一个学者型的政治家，要用学术研究来支持我的政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