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工和募捐箱会被密锁，开箱点算时必须要有三个以上的人在场见证；点算款项时或事毕，需要有专门的外部会计稽查人员进行审计，有的会计稽查人员则是现场看捐与审计，然后盖章同意方能开始使用。

　　募捐完成后，会从民间选出专门的管理层进行监管。董教总设有一个由民间各阶层推举成员组成的董事会，负责监督捐款物资的使用。“这些管理者全都是义工，不能拿额外的津贴。”

　　在由董教总创办的华人高校新纪元学院内，校园内每一棵树都有人专门认领捐助，并以木牌公示，表示该捐款人的款项已被用于这一棵树的种植和培育。

　　“募捐后期实施效果的跟踪及反馈同等重要。”萧依钊说。《星洲日报》基金会曾经给安徽的贫寒学子捐款，每个学生每年给400元，其中的40元由报社提供，学校拿它作为邮资，经常性地向报社报告受捐学子的学习与生活情况；余下的360元用在学生身上——这一点会事先告知学生和捐款人。给学校的那40元邮资如果用不完——这一点报社会根据学校寄来的信件对邮资进行统计，会要求学校将剩余的钱购买学习用品给学生。

　　涉及到受助人项目，基金会带捐款人去学校看望认捐人，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资助对象现在的情况。

　　及时的回馈，可以增强捐款者的信心。萧依钊说，靠着这些严格的规则，华人社区无论是常设或是临时性的民间募捐机构，在当地社会都享有极高公信力，“这种公信力甚至超过本地一些官方背景机构”。

　　“募捐本身就是一次社会的总动员和慈善文化的凝塑过程。”陈亚才说，马国华人社区的募捐并没有标准化的作业流程，也没有成文的公约，因为华人社区的募捐中极少有不法行为发生。一切都是依靠在长期积淀中形成的文化力量，这使华人社区的慈善事业进入了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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