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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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我顶(主持人：在当前国际油价“火上浇油”的紧迫时刻，各位专家能否再为中国的节能减排工作支点招？中国还应该采取哪些行动来改变目前节能减排实施不力的现状？
倪维斗：首先，也是最主要的一条，有关部门必须痛下决心，并以强硬的姿态，切实改变目前以GDP为核心的官员考核体系，对官员升迁的依据也应该是节能减排做得好不好。如此可让地方官员眼里不再只盯着GDP，而更多关注节能减排。同时，在严防作假的前提下，奖惩分明，处理一批节能减排工作落后的官员。其次，要进行社会动员，转变老百姓的观念，让全社会都投身这场运动，从一点一滴出发参与节能，如少坐电梯、多走楼梯，大商场控制用电，坚决遏制豪华包装等。应在全社会倡导“节能道德”、“节能觉悟”。其三，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对电力、煤炭等行业中的高耗能企业该压的压、该关的关。其四，在体制、机制上进一步改革，如可以将各地环保局由中央直属，这样，各地方环保部门就不会因听命于地方政府而放任高耗能、高污染自流。
戴彦德：中央去年成立了“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之后又颁布了具体方案。应该说，中央已动用了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各种手段，政策也已推出了很多，接下来就看具体的落实情况。如果这些政策都能够落实，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就大有希望。
严陆光：要达成节能减排的目标还需更多努力，这包括三方面工作：一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二是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三是提高人们的节能意识。这其中，首先应当用好煤，必须在煤的高效、清洁、低碳排放利用技术的提高上狠下功夫，继续实施“清洁煤计划”。对于能减少污染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新技术给予支持。同时，在未来50年中，应当努力降低煤炭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从占比70%降到40%左右，剩下的要靠可再生能源及核能来补充。此外，要解决资源价格偏低的问题，以提高能源节约意识。
戴彦德：在上述三方面中，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节能减排目标实现的关键。此前，国家已经通过把好“土地门”、把好“信贷门”等措施实施了调控。但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好“出口门”。目前国内高耗能产品很多都出口海外。根本上，当前这种结构是由需求决定的。这其中，国内出于建设需要的需求无可厚非，但如果相当一部分高耗能产品为满足海外需求而出口的话，就得不偿失。为此，还必须从出口退税等方面予以调控，不该出口的坚决不出口。
主持人：中国下一步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必须注意的问题是什么？未来可能影响节能减排目标完成的主要困难有哪些？
严陆光：发展还是硬道理。因此，节能减排不应以放慢发展速度为代价，仍要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能源结构为原则。在此基础上，应注意把建立可持续能源体系的任务也提上日程。同时，建议成立国家级的能源可持续发展体系研究中心。
戴彦德：从深层次看，节能减排工作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认识不清晰、责任不明确、政策不配套、措施不健全、投入不到位、协调不得力。这几方面都很关键。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应当把分解下来的指标纳入到各级官员的考核体系中，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
倪维斗：首要问题还是人事问题。在地方官员考核上，长期以来形成的体系很难撼动，尤其是这种变动牵涉到一大批官员的升降，牵一发而动全身。同时，当前在很多地方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一些地方小电厂之所以不愿关掉，首先是由于效益好，更主要的还在于很多小电厂都有地方政府入股，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曾有一个地方环保局的局长说，“如果我严格执法，那么我就站不住”。他言下之意就是，如果执法触动地方利益，就会被罢官。应努力扫除这种人事制度给节能减排造成的障碍。此外，有些地方的电厂原本已安装了脱硫装置，但怕花钱就是不开，或者只在检查的时候开。这些方方面面、千丝万缕的问题都不是一声令下就可解决的。
中国能源何“枝”可依？
主持人：在咄咄逼人的商品泡沫冲击下，中国还应该采取怎样的能源发展策略来应对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风险？
倪维斗：用补贴的方式来抵御高油价，绝对不是一个好办法。应当通过油价联动来实现接轨，同时尽快开征燃油税。只有这样，才能首先从“节流”的角度维护能源安全。须知，在油价偏低的前提下，节能无从谈起。其次，替代能源也是一个途径，例如用甲醇替代汽油、用二甲醚替代柴油都是可行的，此外，还有太阳能、风能也要适时推广，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张抗：长期的价格管制并不合适。在我看来，即便目前为了CPI只能控制油价上涨的话，长此以往还是可能陷于被动，“油荒”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同时，在国内外存在成品油价差的情况下，很多企业抵御不了利益诱惑，会出口油品和高耗能产品。放弃市场工具，以行政命令来控制油价的做法只能是短期行为，不可能长期维持。否则，政府就不得不一直充当救火队员的被动角色。
邓郁松：构建战略石油储备是保证能源安全的措施之一。但国家对储油时机和储油规模的把握并不完全取决于国际油价。一方面，谁也无法判断当时的油价水平是否足够低；另一方面，中国的石油储备战略有既定的计划，有些并不为外界因素所左右。
牛犁：无论是偶尔调一下油价、抑或采取补贴，都是权宜之计，都只是应对当前困境采取的临时措施。尽管国家已明确提出要实现“油价接轨”、要“市场化”，但短期内很难实现。如果跟着国际油价涨，国内通胀压力也很大，其他问题会同时暴露出来；如果不涨价，市场压力又很大。我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两难选择”，而且这个“两难选择”越拖，政府越难受、越尴尬——油价调也不是，不调也不是。
主持人：刚才倪院士提到，替代能源是摆脱能源危机的一条途径。就中国而言，应该遵循怎样的替代能源发展路径？政府应当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牛犁：替代能源也有很多争议，因为有些根本就谈不上“替代”，最多只能算“补充”。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化石能源仍在世界能源利用中占主导，其他能源根本替代不了——无论从热值还是价格等方面看都是如此。当然，从能源的多样化、清洁化角度出发，太阳能、风能这样的可再生能源今后仍是重点发展方向。
倪维斗：替代能源也存在一些瓶颈，如太阳能成本较高，风能则是一种“随机能源”，运行不够稳定，两者成为主流能源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另外，我认为政府在推动替代能源过程中的力度还不够大，总是有太多的顾虑。其实，只要定出游戏规则，让市场主体来充分参与，替代能源产业还是会起来的。
牛犁：除了这些外，核能也应该受到更多关注。在中国，核能占的比例非常小，肯定需要大规模发展。最近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个报告说，现有已探明的铀矿全世界足够用100年，如果加上未探明的，可用的时间更长。因此，当前世界上，像法国、日本、美国、英国等国都重新加大对核能的投资，而中国和印度也在加大这方面的研发力量。不过，目前而言，中国的核技术还比较落后，先进技术仍掌握在美、法等国手中；另一方面是核原料不充足。应该看到，核能发电的原料成本是非常低的，但核废料的处理是一个大问题。同时，核能的厂址要求也不一样，必须提前做出规划，不能建在大规模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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