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世界工厂“三来一补”的地利与转型压力

　　“东莞化”的隐忧

　　转型和升级在东莞已经喊了一段时间，但到底谁才是这一过程的主体，显然还没有定论。

　　在东莞，由于中小企业普遍缺乏升级的能力，外资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的技术水平比较高，所以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会成为转型的推动者。但丁力认为，外资企业是典型的“松脚型”经济，是逐利而动的，哪里有利可图就到那里去，不大可能会费心费力地参与自主创新。封小云也认为，外资是没有忠诚可言的。台湾韩国经济转型成功的经验是，必须培养一批扎根本土的当地企业，他们的属地性决定了他们更有可能和本国经济同甘共苦。外资一般都有自己的研发体系，大多都不在中国，港资企业没有转型的历史，只会搬迁或倒闭；台资企业的设计、研发也都在台湾，在大陆只是制造部门而已。

　　在此前提下，东莞民营经济（20%左右）的不足会是一个不利因素。东莞政府部门一份权威调查报告显示，2004年，东莞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投入的研发经费只有5亿元，仅占销售收入的0.7%。在东莞全市15300多家外资企业中，在东莞设立研发机构的只有184家，所占的比例为1.2%。其中，投入50万美元以下的有111家，占全部研发机构的60.3%。此外，全市研究人员在500人以上的研发机构只有1家，84.2%的研发机构研究人员在50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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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强政府经济发展模式相比，东莞在过去20年实行的是小政府，最早的时候，缺乏办工业经验的政府没有能力强力掌控经济，到了后来，发现不管也能发展得很好之后，政府也就没有多管。但近几年，为实现转型，东莞政府开始有向强政府靠拢的倾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想方设法驱赶所谓的“低素质人口”和设立松山湖高科技园。

　　前者的本意是好的，但人的去留归根到底是市场驱动的，在东莞仍存在大量制造业并大量缺工的情况下，一味驱赶打工者，对东莞的经济发展并非好事情。松山湖科技园以优美的环境著称，但园内略显萧条的景象则告诉人们，没有哪个国家的高科技产业的成功是政府组织和策划的结果。丁力就认为，在转型过程中，东莞要切记不要用过去的、过时的模式去解决现在的问题。

　　就在东莞模式已陷入困境，东莞为了经济转型不断探索和试错但仍不得其门而入时，全国其他地方的“东莞化”模式却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珠江三角洲走向成功的初期，就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其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以顺德、中山、南海、东莞为代表的“广东四小虎”，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新工业化之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将其称为“珠江模式”。时至今日，“珠江模式”的其他几个都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只有东莞一枝独秀。

　　而在长三角，苏州原有的工业化努力被台资IT制造业所打断，被人津津乐道的“昆山模式”其实和东莞模式并无本质差别，只是引进的制造业相对环保、高端而已，而这也只是因为昆山比东莞起步晚而已。在全国其他地方，包括武汉、长株潭、成都、重庆、天津这样的新特区，也正急切克隆着“东莞化”这一看起来很美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放弃了自主工业化的路径。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东莞模式”容易迅速见效，只要修了路和厂房，引进了外资，经济增长就指日可待，而自主工业化则费心力而难见效，影响政绩。如果这只是个别地方的选择，还可理解，但当它成为全国各地不约而同的行动时，又是何等可悲！

　　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离不开宏观政策的引导。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在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国内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自发生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一大批原本实力稍逊的外资企业，利用中国的有利生产体系发展起来，如沃尔玛，它自1999年进入中国，2003年就在500强中排名第一，这与中国制造的廉价成本密不可分；还有康师傅和富士康等，皆是如此。这些企业当然增加了中国的GDP，但要靠它们来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无异于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