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回放
“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出生于1937年,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一家人在安徽芜湖靠乞讨、摆小摊糊口。因此,他早早地就学会了街头叫卖。
新中国成立后,年广久还是在街头摆小摊。政治运动接二连三,1963年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他炒起了瓜子。
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时,年广久炒瓜子的小作坊已经发展成100多人的“大工厂”,红极一时。1983年底,有人把年广久雇工的问题反映到上面,于是,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开始传播起来。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惊动了邓小平。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讲:“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只三个月就实现利润100万元。但好景不长,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让年广久的销售计划大乱,公司几乎亏得血本无归。
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久经济问题立案侦查。令年广久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又一次保护了他,“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元,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又一次提到了“傻子瓜子”,让年广久起死回生。
2000年8月,年广久将“傻子瓜子”的商标卖给了长子和次子。
改革开放三十年,在特定的时期和历史背景下,成就了很多企业和人物。三十年过去了,像年广久这样具有改革符号的人,如今在做什么?“傻子瓜子”现在还好吗
如果没有外出,年广久每天早晨8点起床,然后到楼下的 店面等待员工上班。这并非是他学习了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老板在员工上班之前,站在工厂门口给员工鞠躬,道声“您辛苦了!”这仅是年广久多年养成的习惯,因为他的店里没有打卡机,他每天都会在员工早上上班和下午3点交接班的时候,到店里监督一下上工情况。
都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是,年广久这个“老傻子”似乎是个例外。
儿子成了老子的“领导”
在安徽芜湖的一条步行街上,有四家“傻子”瓜子专卖店,这是年广久和他的儿子们开的。虽说是一家人,但每家店铺都是独立门面,互不干涉
2008年4月,《新财经》记者乘火车经过近十六个小时的颠簸,来到安徽芜湖。
凌晨5点,出租车司机将记者一行送到位于芜湖步行街的傻子瓜子店。透着黎明的熹微,看出这是一幢白色的三层小楼。由于年久失修,已经显得有些破旧,与周围现代化的商厦和街市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早上7点50分,记者电话连线年广久,对面的声音有些含混不清,像是刚起床的样子。采访时间初步约在上午10点,地点就在傻子瓜子的门店里。
采访前,我们在那条步行街上转了转。听酒店的服务员说,这个方圆一公里的步行街有四家傻子瓜子店。果然,距离记者看到的第一家门店几百米的地方,又有一家傻子瓜子店。店铺已开张,顾客不少,四个店员显得有些忙碌。看到记者拍照,店员立即阻拦,表示此处不让拍照。
记者上前说明,希望征得同意再拍照。其中一名店员提高声调说,“你们是来采访'老傻子’的吧?这是他二儿子的店。”言语和表情似乎告诉记者,这里不欢迎我们。
此时记者才留意,这个门店的牌匾与记者初次见到的门店牌匾不同。此店门前挂着“中国傻子瓜子专卖总部”的牌匾,而那幢三层白色小楼门前却挂着“芜湖市傻子瓜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牌匾。如此看来,老子的店面成了地方级,儿子倒成了中国总部了。
后来记者得知,步行街上的三家傻子瓜子店都是年广久儿子的。只有那幢三层小楼的门店是年广久的,也是他在芜湖唯一的门店。
9点多,记者一行返回年广久门的店里。仔细观察,装饰风格的确与儿子的店面风格不同。不大的店面正中悬挂着一张年广九张开双臂的大幅彩照,旁边是年广久与现任妻子陈慧芳的合影。
店里有两名店员,由于无人来买瓜子,看上去相对清闲。
记者正要向店员问询一些事宜,柜台深处走出一位老者,身着藏青中山装,背头油光锃亮,表情严肃,看到记者并不说话。仔细一看,他就是年广久,比网上看到的照片苍老很多。记者主动上前,与他换了名片。年广久用眼角瞟了一下记者名片后说,“跟我来!”面部没有任何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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