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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斯·杨颂斯:
我同时拥有两个“女人”
与卡拉扬的冷静、小克莱伯的明朗、穆蒂的优雅不同,指挥大师马里斯·杨颂斯(MarissJansons)的风格是激情四溢的。他有着一颗无比脆弱的“心脏”,却掌控着最灵动热情的音符——全情投入、对比鲜明、自然流畅。这位当今国际乐坛的“少壮派”指挥大师,拥有把不见经传的乐团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准的超级魔力,曾执棒2006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如今同时执掌两大世界顶级乐团——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和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
11月7日~8日,杨颂斯将率领120岁高龄的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首次亮相上海大剧院。在他激情奔放的指挥下,这支与维也纳爱乐、柏林爱乐齐名的顶尖乐团将用“天鹅绒般的弦乐”和“金质的铜管”演绎勃拉姆斯、穆索尔斯基、德沃夏克、拉威尔的重量级作品。在杨颂斯来到中国之前,本报记者越洋采访了这位指挥大师。
本专题采写及图片整理 本报记者 吴红林
激情指挥:“我情愿死在剧院里”
杨颂斯疯狂迷恋音乐、视音乐如同生命。1996年,他在奥斯陆指挥《波希米亚人》时曾因心脏病发而昏倒,并安装了心脏起搏器。他坦言:“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情愿死在剧院里。”并自称每一场演出都是在“向上帝借时间”。他是一个率性的指挥大师,据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指挥时不用指挥棒,因为他发现不拿指挥棒的双手也有很多的表情;有时,他索性把指挥棒交与左手,让右手尽情“歌唱”。如今,他是维也纳爱乐、柏林爱乐、纽约爱乐、芝加哥交响乐团、伦敦交响乐团等顶级乐团的常客。
在2006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杨颂斯为全世界留下了无比美好的音乐。虽已年届六旬,但与前几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常客,如马泽尔、穆蒂、哈农库特、梅塔、小泽征尔等相比,杨颂斯要年轻许多,堪称游走在世界乐坛的“少壮派”指挥大师。在音乐会上,杨颂斯耍了两个噱头,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一个是他在演奏《海盗加洛普》时,拿起鸟铳朝天鸣枪;另一个是他把手机的铃声作为一首曲子的一个音符。在音乐会快结束时,手机铃声响起,杨颂斯四处寻找声音来自何方,最后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手机关掉,随即,乐队奏响了这个曲子结束的音符,引来满场笑声,也讽刺了那些听音乐会不文明的行为。
成长历程:出自音乐世家歌剧院里“泡”大
1943年,他出生在拉脱维亚的里加的一个音乐世家。杨颂斯说:“我的父母都是音乐家——父亲是歌剧院的常任指挥,母亲是该歌剧院的头牌歌唱家。我从小跟他们去剧院,每天都去,我熟悉每道门、每间房间、每位员工,剧院成为我的生活,每天听歌剧、看芭蕾——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与气氛中,你不是访客,剧院成为了你的家。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至今我还是热爱剧院,喜欢剧院的气氛,因为我自己就是在剧院里长大的,对剧院有深厚的感情。当初看了这么多场演出,对我的艺术思维也很有影响。”
孩童时代在歌剧院的“游戏”岁月如此难忘,以至于在媒体接收媒体采访时,杨颂斯经常会讲起他儿时的“尴尬”趣事。有一次,歌剧院里正在彩排《卡门》。当荷西一把搂住卡门,正在台下玩耍的小杨颂斯以为有人要欺负妈妈,情急之下不顾一切大声高喊道:“住手!别碰她,她是我妈妈。”全场一片愕然,随即哈哈大笑起来。直到现在,杨颂斯每每回想起这段令人脸红的童年往事,依然禁不住笑起来。然而,当时的人们谁又能想到,那个每天在歌剧院玩耍的小男孩,日后摇身一变成为了世界数一数二的指挥大师?
在父母的安排下,年幼的杨颂斯进入特别的音乐班学习小提琴与中提琴。14岁时,早在列宁格勒爱乐谋得指挥职位的父亲把他接到了自己身边,进入列宁格勒音乐院学习小提琴、钢琴和指挥。1969~1972年间,他获得一笔奖学金,前往维也纳随名师HansSwarowsky学习指挥,这为他日后在指挥风格中融合俄式风格和西式风格迈出了第一步。
回忆恩师:“卡拉扬就像一只鸟”
1971年,杨颂斯赴西柏林参加第一届卡拉扬国际指挥比赛。由于评委主席斯瓦洛夫斯基不顾众议将自己的学生GabrielChmura推上了冠军宝座,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屈居亚军的杨颂斯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冕之王”,获得了“指挥皇帝”卡拉扬的青睐。之后,杨颂斯在萨尔茨堡师从“指挥皇帝”卡拉扬,担任其助理三年之久;同时,他在维也纳师从斯瓦洛夫斯基继续学业,成为阿巴多、祖宾·梅塔的师弟。
在担任卡拉扬助理的三年期间,杨颂斯每天从早到晚跟随在大师身边工作,获益匪浅。2005年,杨颂斯首次到上海演出时,曾深情回忆起这段经历,直呼自己幸运:“卡拉扬是我此生遇到的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就像一只鸟,他飞向世界各地,他的目光看得到很高远的东西,给予年轻的我无数启发。”
1973年,杨颂斯接受了俄罗斯指挥大师穆拉文斯基的邀请,担任当时列宁格勒爱乐乐团的助理指挥。穆拉文斯基对杨颂斯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杨颂斯赞扬恩师:“穆拉文斯基是世界上最好的指挥老师,他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
左右逢源执棒两大乐团:是“情人”也是“父亲”
2002年,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和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乐团几乎同时向杨颂斯递来了指挥棒。出于多种考虑,杨颂斯当时只接受了出任巴伐利亚广交艺术总监的邀请,但在两年后他又改变初衷,开始正式担任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首席指挥。同时掌舵两家世界顶级乐团,杨颂斯戏称:“指挥家与乐团就像一对情侣,而我同时拥有两个女人。”
同时拥有两个“女人”虽然很幸福,但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甚至是件麻烦事,况且,这两个“女人”的“风格”完全不同。在接受采访时,杨颂斯一直很小心地避免谈论两个“女人”在他心目中孰轻孰重,于是他又抛出了“孩子说”:“作为一位职业指挥家,我必须对两个乐团的发展一视同仁。"巴伐利亚"和"阿姆斯特丹"就像是我两个性格不同的孩子,我将会是一个公平的父亲,像在生活中对待我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
本报记者对话杨颂斯:
“希望金融风暴不会影响到文化和音乐”
郎朗是真正的天才
广州日报:请谈谈您对中国的作曲家和演奏家的印象。
杨颂斯:我和许多艺术家包括中国的艺术家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中国有很多出色的独奏家,我很有幸与他们中的一些人合作过。就我本人而言,我十分欣赏郎朗,也多次与他同台演出。他是真正的天才,钢琴弹得出色,人也非常好,彬彬有礼,富有现代气息,每次与他会面我都非常愉快。我很高兴在全球范围内都有这样的艺术家存在,他们起到了楷模的作用。我听说因为有了郎朗,现在中国成百万的年轻人学起了钢琴,非常了不起,我祝贺中国!
广州日报:本次在上海演出在选择曲目上有什么样的考虑?您所选择的曲目多是古典和浪漫派作品,有没有考虑演出一些乐团擅长的现代作品?
杨颂斯:我们定曲目的时候,希望一方面向观众展示乐团广泛的曲目量,另一方面也想向观众介绍不同的音乐风格。比如,安东尼·德沃夏克《G大调第九交响曲》曾在日本演出过,因为这次巡演包括日本站,为了不重复曲目,我选了他的《G大调第八交响曲》。至于说演绎现代作品,可能会吧,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做这个决定。另外,我们还没有收到下次来中国演出的邀请(笑)。
成功的秘诀在于不过多考虑声名
广州日报:能不能给孩子或者年轻白领推荐一些音乐?
杨颂斯:和音乐的联系、对音乐的印象是应该尽早培养的。很多母亲会拿古典音乐做胎教,她们希望孩子们能尽早与音乐接触,这是很好的想法。对孩子来说,任何作曲家的任何作品都可以拿去听,不必要有限制。至于年轻白领,我觉得有太多音乐可以推荐,不必要说,去听贝多芬、马勒、柴可夫斯基吧。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开始听音乐这件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要鼓励他们尽可能多的尝试,找到自己喜欢的风格。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所以总有一些作曲家,一些曲目,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不仅仅是审美层面,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精神与内心世界。
广州日报: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杨颂斯:我希望我指挥生涯的最好时光,是在不远的未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教育机会非常好,无论在拉脱维亚、前苏联,还是在奥地利的维也纳、萨尔兹堡,都是如此,老师都非常出色,我学到了很多。在我看来,成功的秘诀在于要永远关注艺术,关注音乐质量本身,不要去过多考虑名声等等,如果你足够优秀,各种机会自然会到来。
没精力去了解金融危机
广州日报:当下的金融风暴对于音乐界有什么影响?
杨颂斯:我并非经济专家,我所有的时间、思考与精力都投在音乐上。所以,尽管我知道金融危机的存在,但我却没有花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它。对我而言,我更关注音乐本身和音乐会的质量。我希望金融风暴不要过多影响到文化和音乐,希望尽可能多的人还是会把文化和音乐当作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广州日报:俄罗斯文化对您的指挥风格有什么影响?
杨颂斯:我是个世界公民。我有幸能够周游世界,到处都有朋友,每个国家都很有趣。我喜欢旅行,定期在各国指挥各大乐团演出。因此,对于我来说,自己是和各国音乐都有联系的,风格不能归到任何一国。当然,我出生于拉脱维亚,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同时与西方文化的联系也很多。我曾经在维也纳和俄罗斯都学习过,所以,从音乐方面来讲,我并不囿于一国风格,而是博采众长。
广州日报:在过去100年间,为什么指挥都会选择扎根欧洲发展?
杨颂斯:欧洲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尤其在音乐方面,因此音乐家都喜欢扎根欧洲。欧洲高深的艺术水准,对艺术家永远是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无论是作曲家、独奏家、指挥家还是歌唱家,他们想去最好的音乐学院学习、听最高水平的演出、跟最好的老师。所以,就像一个人生病一定会去找最好的医生治疗的道理一样,对于任何有追求的艺术家来说,总是会选择去欧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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