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大势成就新锐企业家(组图)

成长篇

　　陈志列是中国特种计算机行业的明星企业家，他所领导的企业研祥集团已经成为了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工业计算机企业。他将自己的成功之途简单地概括成一句话：“我是一个顺大势的人——1978年的科学大会让我弃文从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我趁势下海，创办研祥；2003年香港H股首次接纳内地民营企业，研祥是第一个实践者。”

　　“科学大会”定下人生方向

　　陈志列45年前生于江南富庶之地江苏无锡。当年，陈志列的父母和许多年轻夫妇一样是热血青年，积极支援东北的建设。蹒跚学步的小陈志列，就这样被带到了沈阳，并且在东北完成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整个受教育历程。

　　陈志列长在东北，说话带有明显的东北口音。不过他生在江南，身上又多少带着点南方人特有的细腻和文雅。

　　年少的陈志列一直以文学青年自居，时常填词写诗，有的作品还发表在《诗刊》等杂志上。14岁那年，好几次学校发表格填写个人情况，他都在爱好和特长一栏里填上了“文学”两个字。当时，对于西江月、水调歌头之类的词牌，陈志列可信手“填”来。

　　1978年，这个文学爱好者长到了15岁，念初中三年级时面临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选择——读文科还是读理科？

　　陈志列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从小一直是班干部，成绩名列前茅，基本上没有出过前三名，而且从来不偏科。他虽然爱好文学，但理科成绩也不弱。校长曾经这样评价过他：“我教了一辈子书，35年了，就遇到过两个真正均科的孩子，你就是其中之一。”

　　学科成绩均衡本该是优点，但当时却成了陈志列和家人最大困扰——一个门门功课都很好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在学科上砍掉一半呢？全家人在陈志列的选科问题上一直争执不下，不能达成统一的意见。

　　而让陈志列及其家人下定决心选择理科的重要契机，是1978年3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当时，大会的召开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科学的浪潮，“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盛行一时。

　　学理科！陈志列与家人一致决定。这意味着陈志列要放下自己热爱的诗词歌赋。

　　科学大会召开期间，陈志列填了他报志愿之后的最后一首词。词牌名已经忘却，他却还能清楚地记得最后两句：“今学数理就正循,四化誉满全球”。

　　陈志列弃文从理,毫不犹豫地走上理工科这条路。

　　回忆往昔，陈志列至今深有感触：“我觉得1978年这个科学大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走上了科研、学理工这样一条路。”

　　求学工作经受几多困惑

　　陈志列选择理科之后，一直保持着前三名的成绩，不过，高考时他发挥失常，与平时差不多水平的同学相比，陈志列的总分低了整整90分，只能在沈阳上大学。这是他人生中遭遇的一个很大的挫折。

　　挫折也曾让陈志列有所懈怠。在大学里，陈志列没有努力去保持前三名的成绩，反倒将大量的时间用在了运动场上和摄影协会中。

　　不过这好像倒给陈志列带来了一些意外的收获——在专业知识以外，陈志列更多地学会了怎样与人沟通，怎样和队友合作去赢得一场球赛的胜利，怎样用各种各样的角度来拍下同一个场景的春夏秋冬。

　　大学毕业之后，陈志列进入辽宁省机械研究院工作，一干就是3年。

　　如果就这么按部就班地干下去，陈志列也许会当一个“干部”，一个“研究专家”。这看上去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但陈志列不满足于此，1987年，已经在沈阳生活了20年的陈志列毅然决定去西安读研。

　　3年的研究生生涯很快就过去了，27岁的陈志列被分配到了航空设计院，在北京开始了第二段的工作经历。

　　表面上来看，陈志列做的工作似乎和3年前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但事实上，不同的环境让陈志列内心起了较大变化。

　　陈志列被分配到航空设计院下属的一个中美合资的企业，叫做“银燕”。

　　合资企业完全不同于中资企业，陈志列接触到了全新的环境，也遇到全新的困扰。他深深感到，在外资企业发展空间有限，“天花板”较低。碰到这种“天花板”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无异于走进死胡同，陈志列觉得掉头换路势在必行。

　　之后陈志列被派到一家台湾企业在深圳设立的工作室工作，这段经历坚定了陈志列的“掉头换路”的决心。处处被外国人和台湾人“欺压”的生活让陈志列无法忍受，“一个东北汉子怎么能甘心去做"二等公民"”？许多经历告诉陈志列，“一等公民们”其实技术是不如自己的。

　　那段日子，陈志列每天都在思考自己的未来，一米八几的大小伙子瘦得不足130斤。这个决定甚至比选择文理科更加难做。当时台湾企业给予陈志列的薪水待遇非常之好，1992年陈志列在深圳工作室的月薪能够达到2500元。不过高收入的代价是高压，台湾企业对于人才成长有着太多的限制，陈志列总感觉头上有一块大石头压着，怎么也长不高。

　　春潮涌动深圳下海创业

　　陈志列是幸运的，他说“总是能得到春天的眷顾”。正在他觉得自己陷入两难境地的时候，1992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了深圳。

　　小平南巡肯定了深圳的发展，同时在深圳掀起了一个下海创业的热潮。大潮涌动，陈志列也被潮水卷下海了。

　　回忆当时的情景，陈志列感到犹在昨天。他说，那时候6个挺要好的哥们儿一起吃饭，除了陈志列，其他5位都开了公司。5个哥们儿在饭桌上怂恿陈志列：“你不比我们差，赶紧开公司吧。”

　　1993年，陈志列正式辞去一切职位，自主创业。他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希望改变中国工控产业的落后局面。“当时就觉得眼前是一片蓝海，很有希望。”陈志列现在回忆，仍然激动不已。

　　成功之后他并没有高高在上。为了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他在企业中建立了具有陈志列特色的鲜明的企业文化。

　　研祥集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在研祥内部，所有人互相之间都应该称呼对方的全名，而不是头衔，目的在于最大限度淡化级别。研祥的员工平时都叫他“陈志列”，不许叫陈总，否则将被处以10元的罚款。研祥为此还专门印了成本的四联发票，一旦员工违规，则会收到这种发票。发票一联归财务留存，一联给陈志列保管，一联交由人力资源部门，最后一联员工自己收着。“叫"总"就会有的等级之分。你叫了"陈总"，下一句就是"您好"吧？这样员工还会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么？”陈志列说。

　　不过，员工自由抒发意见的企业环境，也让老总的意见时常面临被否定的命运。有一次，陈志列和一个副总亲自负责谈判，决定购买一个写字楼作为厂房。连定金都交了，但结果被否决了，最后也没买成。

　　研祥还禁止官僚化的恭维词汇出现。像“请多指教”、“此致敬礼”这样的用语，都属于公司的禁语。研祥员工对于工作有一个口号，叫做“说就是撒谎”。他们的标准流程是写，即一张纸、一支笔、写清楚、给专人。

　　在对老总的审批方面，研祥有规定。如果事情交由总经理，3天之内应该审批完毕，而总经理在最后时刻也没有做出审批，那么再经过两个小时的“等待期”，待审批事项等待总经理两个小时之后，员工将执行这一事项，而一切后果则由总经理承担，并且总经理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对某事的审批还将受到罚款。

　　研祥集团执行力很强，陈志列认为执行力跟速度有关系，“不拐弯抹角，自然提高执行速度”。“陈志列”式的企业文化与工作作风，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和职业忠诚度。

　　崇拜刘翔瞄着世界第一

　　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大师。大师们往往被人看成偶像，比如银行家们崇拜花旗银行的桑迪·威尔，投资者们崇拜股神沃伦·巴菲特，但陈志列说，他没有在行业内找到偶像，但他有一个行业外的偶像——110米栏飞人刘翔。

　　陈志列觉得选择刘翔自有一番道理：

　　“首先因为游戏规则透明。110米跨栏，大家都穿裤衩背心，一声枪响，当着你的面跑，没有机会去给别人使绊儿——比如扔条铁丝在别人脚底下，给对手制造个绯闻什么的。大家只顾自己前进，顾不上去怎么使坏别人。大家都是公平的。”

　　其次是有策略。陈志列说：“跨栏，既要有高度又要有速度。这个栏就像我们平时面临的困难，要考虑怎么跨过，但又不能太高，太高会影响速度。”

　　第三是必须一往无前，不沉溺于既有的成绩。“跨过一个栏就马上忘记它，不能去回想，目标马上是下一个栏。没有时间去回想、去庆贺。”

　　“我觉得刘翔干的那活儿跟我干的活儿比较接近。他们是赛场，我们也是赛场，而且这个赛场以前主要都是西方人把持。以前我记得奥林匹克短道竞赛，都是黑人。”研祥面对的也是这样一个由西方人把持的赛场，研祥现在跑到了全国第一，然而在世界上，还只是第三名。

　　陈志列谦虚地说：“我们才跑第三，刘翔跑第一，我是不是该崇拜一下他？更何况，他的照片有点儿像我大学毕业那会儿的样子。”

　　仔细看看陈志列，还真得有点像刘翔，从陈志列眼中，能看到那股拼劲，也许还能看到研祥未来的“世界冠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