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国刺激经济的行动中,英国政府推出了这样一项颇富创意的救市计划:一方面,决定从12月1日起大幅减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一年拿出125亿英镑以“还利于民”;另一方面,计划在下次大选后增加年收入超过15万英镑人群的所得税率,有人预计全英国因此会有1%以上的高收入人群将被加征7%的所得税。
就在英国政府宣布这项救市方案的当天,英国股市创下来21年以来的最大涨幅。对于英国政府在所得税方面的一“减”一“增”,德国经济学家彼特·迪克森(Peter Dixon)评价很高,他说:“这种再分配方案听起来很棒,因为它将惩罚那些让人们陷入当前困境的富人和银行家。”
英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手段之所以让人觉得“够刺激”,是因为其方案没有简单停留在传统的从“从紧”到“从宽”,或从“重税”到“轻税”的宏观调控上。而是在大胆“从宽”的货币政策基础上,对贫富人群进行了相反方向的税收调节,从而增加了一般纳税人的收入,削减了富人的不义之财。这实际上就给普通民众一个信号:即使未来经济过热,政府也有办法将我们从资本家所挖掘的陷阱中解救出来。这样一来,居民的消费信心也就很快被提振起来。
英国政府的做法对我们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刺激经济,一定要找准经济体系的最敏感部位。就我国而言,分配制度同样是这个体系的最敏感部位之一。只有在这个部位上实施刺激,才能取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我国的分配不公首先体现在起点分配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目前尚存在着巨大的待遇差别。非国有企业在资源占有、资金分配、市场准入方面处于严重劣势地位,因而在上一轮经济周期的后半段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假如这种起点不公、竞争条件不公的现状继续存在,无论银根怎样放松,非国有企业的投资热情恐怕都将无法提振。所以,当务之急应该尽量缩小不同性质企业之间的初次分配待遇差别。
其次,在以工资为主体的收入分配方面,还无法依据各种要素的贡献来公平实现其市场价值。资本对劳动力价值的剥夺有加重趋势,弱势群体得不到足够保护,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结果导致我国中产阶层人群比重过低,居民整体消费能力较弱,储蓄率高居不下。基于此种情况,我们有必要学习英国政府的做法:提高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降低普通纳税人的所得税。这样做的好处是:国家不用掏一分钱,就解决了居民的税收压力,也避免了货币的大量增印,为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此外,我国还存在一些暴利阶层,他们侵占了其他人的收入空间。这种情况早已引起了政府的注意。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曾提出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目前应该是落实这项政策的最佳时机。因为这对提振消费、刺激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不妨可以围绕“救贫困,削暴利”的税收改革原则,对这些暴利企业征收暴利税,用以补贴被侵占了利益的中小企业和普通纳税人。在中国,不合理、不合法收入者的神经似乎还非常麻木。看来,我们社会舆论有必要放大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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