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燕生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郭田勇
主持人：和讯新闻部 卢亭
今年GDP增速或超10%
和讯网：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实时播报国家发改委马凯主任、财政部谢旭人部长、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就经济社会发展和宏观调控问题答记者问。我们荣幸地请到了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老师，及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老师，请他们同步解读发布会有关内容。欢迎各位网友提问！
张燕生：各位网友大家好！
郭田勇：各位网友大家好！
和讯网：张老师、郭老师您们好！首先向您们请教一个问题，昨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GDP总量增幅目标是在8%左右，但是刚才马凯也提到了，去年GDP实际增长总量是11%，为什么今年会大幅下调GDP的增速？
张燕生：过去5年里，我们平均GDP的增长速度是10.6%，这次放在8%，我认为有几个原因：第一，全球经济增长减速，尤其是美欧经济减速，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主要动力，所以外需增长减速的影响会对我们的经济增长。第二，去年国内开始落实科学发展观一系列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等，调整了一系列的外商投资目录，这些调整都是有代价的，对今年的经济增长有一些不利的影响。第三，双防，防止出现全面通胀，防止经济增长过热，货币政策从紧，这样的经济态势也要求我们从快速增长到收缩。第四，确确实实，我们处于传统GDP导向转向绿色GDP导向的阶段。我们希望GDP增长速度不要太高，希望环保改善，民生的改善，节能减排的改善，在这些方面都能有显著的进步，就是把工作重点放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而不是增长速度上。第五，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政府把GDP目标定在8%，地方政府，各个省市的发展指标可能会达到10%或者10%以上，如果中央政府指标定在10%，可能各地就会达到13%、14%以上，形成发展速度攀比的现象，因此，我们希望GDP增长就低不就高，放在比较低的位置上。
和讯网：您觉得8%的目标能不能完成？
张燕生：没有问题，只能超过，不会低于。
和讯网：您认为按照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速度，今年GDP实际增幅会是多少？
张燕生：我认为在10%以上。
和讯网：也有很多专家，包括许多地方银行内部报告都提到，说今年是换届年，地方政府有政绩投资的冲动在里面。
张燕生：一定会有。
和讯网：会不会促使这个数字更高？
张燕生：一定会。各个省市上来的干部更加年轻，学历更加高，这些年轻的干部会希望解放思想，科技创新，希望追求活跃，在这个过程中间有可能带动经济仍然是向上的态势，世界经济下行，中国经济上行，形成这样的态势。
经济正在软着陆 硬着陆可能性不大
和讯网：中央提出我们现在的经济要软着陆，您认为这个过程会持续多长时间？
张燕生：刚才马凯主任已经讲得很清楚，包括温家宝总理的报告已经讲得很清楚，过去五年年均增长10.6%，平均波幅不超过1%，因此过去五年一直都是平稳增长，它是不是软的，我认为，在没有很大外部冲击，像美国经济目前的增速减缓，全球经济可能下行的风险增大，国内面临着各种各样政策的调整，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保持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波幅，应当承认我们的经济态势一直都还是比较好的，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比较小。
防通胀措施对投资购房者不利
网友：为什么房子刚刚下跌，国家就来了双防论，难道房子空置率越高对国家越有利吗？国家对房地产控制的政策和态度是什么？
张燕生：国家的双防论应该讲是对房子降价有好处，通货膨胀率越高人们看涨不看跌，房价就会涨得越厉害，房价会搭便车，整个价格往上走的时候每年就会搭10%或者更高的比例，不管供求关系。这时候房价已经不仅仅是供求关系决定的，很大程度上可能社会投资回报影响和投机因素影响。在这种情况，对房价或者价格增幅有所节制，防止通货膨胀，紧缩流动性，这对老百姓买房子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和讯网：我们现在在争论房价“拐点论”，比较有意思的是随着房价的下降，销量居然也在下跌，人们买房和买股票一样，买涨不买跌。
张燕生：对老百姓说，买房子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买房子住，还有一类是买房子投资，这两类买房子的人行为是不同的。如果买房子是自己住，那么就是房子越高，就买得越少，比较符合经济规律，如果投资，可能就不是房价高低，而是房价越高看它的投资回报越高还是越低呢？我们把房价作为成本，买房子以后，我们看人民币汇率升值，如果今年升值10%-12%，那么很多国际资本就是计算，买房子赚一笔，人民币汇率升值又赚一笔，算上利率部分中间再赚一笔，经济增长差距也不同，我们增长得快，美国增长得慢，房价的差距，我们的房价涨得越来越快，美国房价越来越跌，这时候前世界的投资者会房子，会发现房价越高买的越多，房价越低买的越少。因为有双防措施到位，头寸可能越难借到，或者交易的费用越来越高。我们发现，这样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但对投资者不确定性增长，风险增大。所以说好处要看针对谁。
中国实现了贸易平衡，对世界经济就是一种反动
和讯网：马凯主任提到经济顺差的问题，我们国家外贸顺差比较大，导致和欧美之间产生贸易摩擦。我看总理报告里提到我们要扩大进口，要把内需拉动作为经济增长点。您估计顺差会持续多久？规模会增大还是降低？
张燕生：从94年数据来看，我们讲的顺差是贸易顺差。94年以来的贸易顺差，会发现，除了93年有一次经济过热产生的逆差以外，其它年份全部是顺差。第二，我们发现顺差越来越大。三四年上一个台阶，由过去三百亿到一千亿，到后来的两千亿，会发现三五年上一个台阶，而且台阶上得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顺差呈现这样的态势，顺差减少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很同意马凯主任的观察，你会发现无论美国、日本、德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外贸顺差都是很大的，因为国家的竞争力，企业的竞争力，产品的竞争力都处于快速上升时期，竞争力上升以后，日本原来的车原来是低档车，后来变成中档车，后来变成高档车。包括后来生产照相机也是一样，后来你会发现美国人越来越不生产照相机，所以顺差增长越来越多。全球化过去是产业之间的贸易，中国人用高技术产品的进口，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换美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这是产业之间的贸易，之后会发现有产业贸易，都是生产汽车，中国从美国进口福特、通用汽车，美国从中国进口吉利或者其它车，全面发展到今天，我们会发现产品性贸易，一个产品可能把它不同的工序和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不同配置，同样是一个高技术产品，像飞机，有一些部件在美国生产，有一些部件在德国、日本生产，有一些部件在中国生产。在中国的部件生产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或者资源密集型，在美国生产的主要是技术密集型部件，分工不是在产业之间，而是在产品内，一个航天飞机不同部件放在不同地区生产，这样美国有一些企业在中国投资，生产一些零部件，最后用中国劳动力资源组装出口到美国。这时候顺差已经很难说是中国企业的顺差，可能是中国企业生产的，美国企业生产的，日本企业生产的，德国企业生产的，只是美国、日本、德国在中国设立的企业生产的。对外的贸易顺差，高技术领域90%以上都是跨国公司内部的贸易，或者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就相当于波音公司的左手右手贸易，左手在美国建立一个分公司，右手在中国建立一个分公司，这样贸易顺差是由全球化导致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马凯主任说得很对。
和讯网：为什么美国、欧盟频频对中国的顺差表示不满？
张燕生：从过去传统来讲，人们脑子里都有一个“贸易中伤主义”，就是出口是好的，就是把别人的真金白银拿到自己的兜里，进口是不好的，就是把自己兜里的真金白银付给别人，贸易中伤主义或者贸易利己主义在世界上是盛行的，因为一般的政客会拿此做文章，中国有2000多亿美元顺差，因此中国应该对每个企业，或者美国某一个州要更加开放市场，买他的橘子，或者农产品，这样州议员更容易当选，贸易保护主义有贸易利己主义动机产生。专家经济学家都懂这个道理，但是你会发现在民众中间会煽动一个情绪出现，中国要大幅度对人民币升值，美国去年在WTO有两个提案，一个是盗版，一个是要求中国对他开放电影、音乐、出版物，这对他减少顺差没有帮助。因为中国看他的大片已经看得很多了，这里面有国家的利益、地方利益、企业利益，背后的利益集团在起作用。
和讯网：我国贸易顺差格局有利于世界经济，有利于美国经济。
张燕生：如果中国实现了贸易平衡，对全世界来讲就是一种反动。实现贸易平衡怎么办？美国企业都搬回美国去，日本的企业都搬回日本去，韩国的企业都搬回韩国去。2000-2007年按照美国海关统计的数据看，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增长了三倍，反过来看同一时间段，日本对美国的顺差增长得很少，中国台湾省对美国的顺差不但不增加还减少，新加坡等周边地区不但没有顺差，反而有逆差，这就意味着我们整个东亚地区都会利用全球化开放带来的机遇，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价廉物美劳动力，在中国组装加工然后卖给美国人。对美国来讲，美国企业在中国生产产品，再返销到美国，这个过程也不应该发生。日本来华投资的企业，产品销售有50%是在中国销售，有30%返销日本，有20%返销世界其它地方。你都要求所有的贸易伙伴是一一平衡，那么日本企业在华50%部分的投资都不应该发生贸易，因为这是日本企业在中国生产的。如果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中国经济已经和世界经济形成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这是全球化带来的结果，而不是中国采取了不公平贸易政策手段带来的结果。这一点，马凯主任讲得非常清楚。
政府公共服务应主要帮助穷人
和讯网：郭老师，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也提到我们今年在卫生、"三农"方面投入巨大，今年经济政策里面也希望内需能成为很大的经济增长点，政府在卫生、医疗、"三农"方面投入，对拉动内需有什么作用呢？
郭田勇：这次"两会"有一点给我印象很深，就是公共财政的问题，温家宝总理昨天谈到政府机构职能要不断转换，建立服务型政府，少一些权力多一些服务。对于财政未来发展方向，要强调公共财政服务职能。如果从这个方向来看，我们注意到今年政府财政赤字在下降、缩减。政府的投资量，98年我们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内需，政府往项目中的投资量也在往下压，政府职能也是增大公共财政投入，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加强对弱势群体、贫困人口的保障，这是2008年财政政策一个亮点。这能带来几方面的优势，第一，总量上容易扩大内需，中国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我们也期望通过财政政策第二次分配的方式体现社会公平，因此，转移支付无论通过社保还是医疗，还是通过贫困人口补助方式，使得提高低收入或者弱势群体水平，使得社会总需求变大。这跟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宗旨是相吻合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社会贫困差距不断缩小。2008年从财政来看，弱势群体，农村投入是政府公共财政政策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向。
和讯网：这也是一个发展趋势？
张燕生：对。
和讯网：国家经济实力强了，原来基础建设，基础设施投入比较多，现在也有能力对贫困人群进行补助，医疗、卫生、教育投入加大。
张燕生：过去基础设施建设，很大程度是对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危机应急措施，97年下半年国家认为要高度重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所以98年安排了积极财政政策，后来安排了基础设施建设，后来这个基础设施建设金额达到8000多亿，因此，这主要是为了对应对金融危机，98年确保GDP达到8%很困难，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很困难。基础设施建设积极的财政政策到03年就基本告一段落了，就是国家对危机的管理一步步转向宏观调控，从积极的财政政策转新稳健的财政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我们十七大以后的科学发展观，从机制上来讲，它高度重视民生，高度重视政府公共服务职责，更加重视建设性财政向公共姓财政政策转移，而且这个财政政策能发挥更加激励的作用，包括税制改革、鼓励创新都有利于企业的积极改革。这对国家财政整个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是一个新的转变，包括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包括下一步对服务业税制的改革，这都表示财政作为重要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杠杆的作用。
和讯网：郭老师怎么看？
郭田勇：做公共财政要用公心做公共财政。有时候公共财政是对贫困人群，弱势群体进行服务，从中想寻租，获得部门利益就非常难，如果有权力的话，能管一些企业，企业天天有什么事都来求你，这时候你批一个项目，投点资，权力就会相对大一点。从部门利益来讲，有的领导喜欢干后面的事，不愿意去针对弱势群体做事，因为针对弱势群体做事获得不了利益。所以，公务员的职业操守和水平要真正抱着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能什么事都从部门利益考虑，投一笔资是否有人来求我，我是否能获得利益。如果有这种本位思想的话，转变也会变得比较难。
张燕生：郭教授这个想法，对我们本届政府也好，对我们下一步发展也好都提出了非常尖锐的问题，政府的职责是什么？政府和市场边界如何界定，我们都很清楚，你应该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就是帮助穷人，帮助贫困地区，市场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知道，帮助穷人的东西很少能让自己获得利益和特权，而且在利益和特权方面出什么问题，众人就会讨之。比如说把一个土地批给一个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不仅社会上有政绩，而且大家也看到它，而且还可以建立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公心？政府是干什么的？就应该干前面的，但我们经常跃进，做了太多经济建设方面的事情，这样就会有很大的问题，一方面有很大的利益，另一方面有很大的奉献。政府又不都是雷锋、黄继光，这样的情况下，权力和利益之间要有明确界定，要有透明度，要有良好的监督，各级政府在做公共服务，职责内的事情要得到社会最大限度的肯定和激励，这个问题突出表现在财政。因为财政是公共资源。而且有一部分不是公共资源，有一些是后代资源，包括土地。还有污染，你留给后代是收益还是负担？作为公共政府，我认为在财政分配上要做合理的考虑。
储蓄率过高不利于经济增长
和讯网：刚才周小川说，中国流动性比较高，储蓄率比较高。昨天总理报告中提到一个新词，储蓄保险制度，这个制度是不是一个比较新的制度？里面蕴含着什么样的含义？
郭田勇：储蓄率高包含三方面，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我们现在通过一些数据观察，储蓄率高，政府这几年储蓄确实上得更快，同时企业储蓄也比较快，居民储蓄增长反而没有前两者快。为什么政府储蓄率这么高呢？看国家财政收入就可以了，每年以20%多的速度增长。2007年国家的财政收入达到了5万多亿。前几天一个政协委员提一个提案，建议向全国人民发1000块钱，这也只发一万亿，这样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是比较快的，怎么通过转移支付，财政手段转化到弱势群体手中去，这个工作非常重要。还有企业储蓄率非常高，这和企业分红少有关系，国资委监管国有企业这么多年，国有企业从来不分会，盈利不往上缴，这样就搁在里面里，导致企业储蓄率也走高。一些垄断性国有企业挺好挣钱，挣钱容易，又没有形成现代企业制度，大量的资金沉淀在企业里，其实也是一种低效率。这样就导致整个社会出现储蓄率偏高的情况。
从国家看储蓄率，一般来讲在发展中国家都会出现储蓄率高的情况，因为储蓄率高才可以支撑投资，投资增长才会比较快。一些腾飞中的国家，在储蓄率比较高的时候，社会动用资金资源就会比较多，有利于经济增长。我想，我们现在发展也碰到了一些瓶颈，由于我们储蓄率偏高，导致一方面消费相对来讲不太够，尽管我们在2007年消费增长是一个亮点，但离把内需作为拉动经济最主要动力，变成内需大国来看，消费还是相对低的，储蓄率高，多余资源必然要通过出口来消化，这也是很多经济学者大家一直分析这个问题，导致我们双顺差，储蓄率高是不是形成双顺差的原因？还是双顺差带来储蓄率高的结果？我们还可以讨论，只是这两个事也是相联系的。最后形成我们宏观经济运行格局，GDP增长，一个是投资其中的拉动作用比较大，固定资产投资确实对经济拉动作用比较大，固定资产投资，一方面我们投资效率比较低，投资中消耗的资源也非常多，中央对这个模式也非常着急，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以，刻意把经济增长率往下压一些，制订了有人认为保守的8%，就是要把投资往下压一下，昨天温总理也是要采取一定的汇率政策改善基础设施，渗透着把顺差往下降一点。通过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的方式拉动内需，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协调。
张燕生：刚才郭老师讲到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储蓄的问题，我非常同意郭老师的意见之外，我们也要把储蓄看作全球化条件下的储蓄，分为国内储蓄和来自于国外的储蓄。我们这么多年吸收了大量外资，外资实际上是国外的储蓄，我们真正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是最近的事情，长期以来我们存在外汇不足和资本不足，因此，我们发展经济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储蓄是来自于国外的净储蓄，支持了我们经济的发展，所以储蓄角度来讲一定要有开放的视野。储蓄率一定要分清楚支持它的东西是外需还是内需。一方面我们储蓄率很高，但另一方面，应当承认，长期以来，我们的内需相对不足。"三驾马车"中，拉动经济主要是出口和投资，从我个人角度来看，由于我们投融资体系建设目前还存在缺陷，效率不高，因此要承认我们资金和资本的配置效率比较低，如果我们的资金和资本配置效率比较高，那么我们的投资仍然有增加的空间，并不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多，是相对于我们今天的国民经济内部结构，相当于今天我们投融资效率和能力是多的，但还是有发展空间的。
十三亿人的消费，是一个市场行为，是个人自由选择的行为，因此怎么能够扩大消费呢？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三十年了，要真正把国家战略转移到内需主导，内需为主方面，要制定一系列的战略体制机制，未来三十年我们才能真正地成为世界内需主导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以绿色和科学发展观落实为主线的全球大国。因此，储蓄问题要全面看待它。
刚才郭教授讲了，下一步在金融领域还是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郭田勇：刚才张教授讲得很正确，金融中储蓄是很好的转换器，如果转换器不做好，投资效率就会低。
张燕生：美国GDP中间消费占72%，有将近50%的消费是信用消费支持，没有一个发达的信用体系很难支持美国GDP信用消费增长50%的份额。如果我们能化解消费的问题，投资由简化到深化，很多问题从长期的角度都是可以解决和化解的。
CPI涨幅4.8%任务艰巨
和讯网：马凯主任也谈到通胀问题，昨天总理报告里提到通胀CPI的控制率在4.8%左右，请教两位教授，总理提到的这4.8%的控制目标按照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能够实现？对新一届政府的压力会不会非常大？
张燕生：确确实实，从十七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的"双防"，从中国来讲确实制定了严格的反通胀政策。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个反通胀政策，历史上1979年，最后使西方国家走出滞胀，美国和欧洲绝大部分世界国家都从过去刺激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到反通胀目标。我们会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的通胀一直都控制得很好。上一次之所以出现滞胀是上世纪两次石油危机造成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成本驱动现象，西方国家凯恩斯扩大性宏观政策，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导致出现通胀。这次制定政策，我认为总理说得非常到位，我们很像上世纪欧美出现过的历史，一个是油价上涨很快，形成输入型通胀压力，另一方面，我们全球滞胀压力非常低，美联储连续减息，减了75个基点之后又降了50个基点，接下来可能还要降低。他是在通胀由隐性变成显性之前走出经济困境，走出滞胀陷阱。这种情况对中国来讲形势就很复杂，油价带来成本驱动现象，美国连续降息，导致全球十分宽松的货币环境，反过来美元贬值导致人民币升值预期使的通货膨胀压力不是减缓而是加大。这需要综合因素来制定政策。人们价格在上涨、原材料价格在上涨，下一步能源税、环保税出台，又是涨价因素，这些又是相对价格调整因素，属于改革措施，而且这些东西，某种程度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承载，这样输入成本压力在增大，国内改革和相对调整的压力在增大，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在增大，贸易顺差和外围占款部分在增大，有人预期今年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在10%甚至更高，这样毫无疑问国际游资会增加。这样一个要有决心，CPI达到4.8%，一季度、二季度很难实现，那就在三季度、四季度在综合多种因素考虑之下制定相应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
郭田勇：今年CPI制定4.8%，是一个并不轻松或者很严峻的目标，刚才张老师做了详细的阐释，我们输入型通货膨胀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需求过旺的因素，也有上游商品价格上涨，PE、PI涨得比较高，有成本推进的因素，也有去年翘尾的因素。总理在报告中提到"翘尾"这个词，为什么？因为去年上半年物价涨幅比较低，一直到后来涨幅高，这样会导致上半年的通胀率会由于翘尾因素持续处于高位，这样来看，年内控制在4.8%，压力是非常大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也是采取多种方式综合调控，控制通胀率从大的方向上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供给，一个是需求。
供给方面，从怎么样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入手。温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了九个方面的措施，像粮食生产要确保夏粮丰收，同时抑制粮食出口，用于国内，停止玉米深加工项目。现在玉米都能生产能源了，或者造酒，都不给人吃。还有对调价进行限制，煤炭、电力要涨价，后来采取措施，他没有涨价。通货膨胀按照原本的定义，就是过多的货币追逐少量的商品，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也认为，现在要不择手段地，不惜代价地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把货币收得非常紧。因为确实，货币供应量代表了社会总需求，如果货币环境过于宽松，就会推动物价进一步上涨。从保证商品有效供给方面，我们现在在做大量工作，同时我们在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把需求面控制住，当然，是不是说不择手段从紧呢？我们也不这么认为。不择手段收紧的话，正常生产的企业从银行贷不到款的话，温总理讲的增加供给就成为难题，贷不到款怎么生产？没有商品供给了。所以，货币政策，我们原则上依然是从紧货币政策，抑制流动性等等，同时要保证这些生产企业，温总理也在报告中提到，要保证对中小企业农村环保企业进行重点扶持。总体来看，4.8%的任务挺艰巨，但我想在供给层面，需求层面，这么多措施综合配套情况下，我认为，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一季度CPI或超7%
和讯网：从今年上半年一月份，到年底翘尾来看，一季度CPI大概会在多少？
郭田勇：一月份是7.1%，二月份有人预测会比一月份高，雪灾的真正影响会反映在二月份上，三月份有可能会略降一些。这么判断，一季度总的通胀率会在7%左右，还要比4.8%高出一大块来？所以，未来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和讯网：张老师怎么认为？
张燕生：发改委一些部门也做了很多研究，也得出一些结果，去年做的，就像郭老师讲的，由于存在翘尾因素，今年上半年的指标可能控制不起来，我们预计下半年三季度CPI上涨趋势会一步步回落到目标上。从这个角度讲，这种举措还是可以见到效果的。严格的反通胀如何使经济实现软着陆，这是我们仍然要注意的问题。确实有一些利好消息。
和讯网：利好消息包括哪些方面？
张燕生：人民币今年快速升值对今年的通胀形成产生抑制，进口品的价格变得便宜了。如果我们系统性考虑这个问题的话，会发现很多调价措施完全可以退后，不要都放在今年。
郭田勇：刚才张教授所讲的，从各方面措施来看有可能，但形势并不乐观。今年的雪灾对供给方面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油菜产量损失一半还多，它对未来的价格，比如对食用油价格的影响在未来会显现出来。下半年的走势，我同意刚才张教授说的，剔除翘尾因素之后，下半年物价很有可能出现回落的过程，但不能过于乐观，比如说粮食问题，温总理讲要确保丰收，如果粮食一减产，下半年问题就要出来了。因为我们食品价格在CPI构成中占的比重太高，这个问题出来，下半年的物价也不一定能控制得住。
通胀或将推迟政策改革
和讯网：听了两位专家的分析，我想继续请教，政府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在货币手段、利率、存款准备金率方面，会不会有更多的操作？加息会不会更频繁？
张燕生：我觉得还是要采取综合措施。虽然一些学者讲通货膨胀问题是一个货币现象，应对的时候更多采用的是货币手段，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也讲到，周小川行长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讲到。下一步继续收缩银根，包括信贷、准备金率，综合市场手段采取措施，确实通货膨胀包括流动性过剩问题，包括成本问题，包括输入性问题，我认为反通胀要各个部门综合来实现措施。要控制好，要不然左手在缩紧银根，右手不断出台来自于商务部门、发改委、环保部门、财政部门的涨价因素，人们的通胀预期是存在的，改变预期的时候，各个部门要更加好地配合，这样就把很多有涨价调整的风险因素在时间上配置好。具体的一些政策手段可以把时间放在明年、后年。如果在通缩的环境中完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和相对价格调整，在人民币汇率预期比较稳定，甚至有贬值预期的时候，完成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这样从整个反通胀角度来讲就会变得非常稳定。这一点，我个人认为，人行作为货币当局，要负首要责任，但我觉得综合协调，综合举措对今年的反通胀形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加息不必受中美利差制约
郭田勇：我记得去年写过一篇文章"加息加不出猪肉"。也反映出张教授刚才讲的观点，是不是加息或者货币政策工具就可以完全抑制住通货膨胀呢？也不一定，为什么加不出猪肉呢？加息解决不了供应的问题。美联储降息，中国在加息，利差不断扩大，这个问题我们辩证地看，我们CPI比较高，使得银行实际利率负值越来越大，去年大家还惊呼我们利率负的一点几、二点几，现在已经达到三点几了，现在我们的CPI已经达到7%了。保证金融消费者或者存款人的实际收益是要考虑的问题。另外，加息有利于引导或者稳定通胀预期，这从国际上或者经济学研究上，大家得出的结论。从企业投资层面来讲，加息对于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以后，对于减少低附加值，一般来讲中国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投资量非常大的企业都是产出效率不太高的企业，把他的成本提高，有利于减少这些企业的建设。
从现实的宏观经济环境来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央行不能加息，只是考虑到美国问题，有人会讲，美联储现在还要降息，我们还要加息，利差进一步扩大，会不会使得大量国际游资流到中国来呢？对这个问题，我认为要这么分析，美国和中国，现在世界上两个大国，大国的货币政策出发点一定要以本国实际经济情况为出发点制定货币政策。就好像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不会因为中国加息就不降息。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美联储降息，就不加息，基本出发点应该看国内经济运行情况。
是不是加息以后，有大量的国际资本通过游资真正往中国来流呢？我们资本项目下还没有放开，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要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和控制，游资出于利差目的到中国套利，这是违规的做法，你是有成本的。这些热钱流到中国来，就是为了吃点利益差吗？我看也不一定，他们流到中国来，是因为中国在资产价格领域有投机机会，股市和房地产，如果股市和房地产大幅暴涨的话，即使没有利益差，外国热钱、游资也会进来。如果我们从金融影响机制来看，利率提高对稳定资产价格来讲是有好处的。
美联储降息对中国加息有一定制约，但不要把这个制约看得过于严重，我们的货币政策还是要基于对国内经济的考虑进行制定。有人说美联储降息，国际资本流动非常大的话，利率变得很明白的话，如果美联储降息之后，大量的资本都从美国流到中国来，会导致美联储降息，对刺激美国经济就无效了，因为降息，钱都走了，不在这儿投资，你营造环境非常好，想刺激经济，但人家把大量的钱带走了。所以，这是有成本和要有条件的。美联储降息对中国影响是有的，但不要把这个事看得特别重，央行加息的时候，一定要以中国实际情况为出发点，我只是要强调这一点。
同意“发1000元钱”建议 但不必发给每个人
网友：两位专家怎么看上海政协委员邢普给每个百姓发放1000的提案？
张燕生：刚才郭老师已经解释了，每个人发1000元钱相当于发1万亿，这相当于小布什把多出来的财税收入发给美国老百姓发钱一样，但美国给老百姓发钱的时候是有门槛的，好象年收入5万美金，在一个收入档次以下的人可以得到这个钱，之上的人得不到这个钱的，从扩大消费的角度来讲我同意发，但不同意把这个钱发给郭教授和我。因为把这1000块钱发给郭教授，既不会增加消费，也不会增加储蓄，放在他兜里，他很可能忘了用。要看发这1000块钱的目的是什么？真正要发给钱到兜里以后花出去比例比较高，无论意愿还是需要都要花的人，就是中低收入人群。从现在通货膨胀来讲，老百姓确确实实生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郭田勇：大家担心公共财政，觉得这个钱收上来，张教授刚才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政府花钱的效率要相对低一些，财政收入这么高，大家会担心这个钱说要扶持弱势群体，能不能分到我们手里来，这对政府花钱的效率提出疑问了。如果政府公共财政转移支付效率比较高的话，每个人发1000块钱，相当于政府转移支付变成浅层次的事了。因为我们可以做得比这个更好。
“稳健财政”“从紧货币”两政策相互配合
和讯网：这里面一直提稳健的财政政策或者从紧的货币政策，两位教授怎么看这两个方面？
张燕生：从反通胀来讲，货币政策从反对到稳健到适度从紧，这里有一个问题，控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经济如何进行发展？这时候对财政政策就提出了一些争议，有朋友认为能不能在从紧的货币政策情况下，财政相对宽松一点。通过刺激消费，刺激投资和刺激借给调整的方式，使我们经济在严格反通胀情况下，使经济结构，收入差距发生一些结构性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讲，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配合时，财政采取的还是比较稳健的财政政策。这要考虑如何在严格反通胀情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能做得更好。这里，我想提示一点，美国在这一点做得很好。美国在欧洲反通胀情况下，采取比较紧的货币政策和比较紧的财政政策，你会发现严格反通胀时期，欧洲失业率非常高，经济增长率非常低，再看美国的政策组合是什么呢？在严格反通胀的情况下，严格反通胀紧的力度比欧洲宽松一点，但仍然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财政政策是结构性的，财政方面会采取什么措施呢？第一，在紧的货币政策时，财政政策为了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采取了大幅度减企业税负的政策。第二，在从紧的反通胀货币政策情况下，采取了大大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的措施。第三，在紧的货币政策情况下，财政收支结构是调整的，减少社会福利，减少教育支付，受教育的人应该更多为自己的教育进行投入，同时加大军事和研发方面的支出。同时进行面向全球开放和发展。欧洲这个政策组合导致什么结果？欧洲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一直比较低，而美国经过长达十年的政策调整，最后形成美国1991年3月以后的新经济的，就是IT革命和创业浪潮，这样的情况下，要很好地组合国际经验教训，不要把从紧的货币政策仅仅看作是反通胀，而要在稳健的财政政策中间，促进我们经济结构优化，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促使我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建设方面，财政政策要做更大的努力。
郭田勇：做一点宏观描述的话，我们在93、94年经济过热，包括以前出现经济过热，通胀率高的时候都采用双紧的政策，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从紧，这次也面临经济增长存在从偏快到过热，物价也涨得比较高，我们没有双紧，只是单紧，货币政策紧，财政政策采取稳健的政策。首先货币政策是必然要从紧的。因为就这两个政策本质而言，货币政策更加偏差经济总量的调节，我们货币总量增长确实偏快，要对它收紧，为什么财政政策不收紧呢？一个是我们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非常大。二是我们要完成经济转型，要对大量社会保障，低收入人群，需要资金投入，经济结构调整和要实现社会公平任务非常重，仍然需要大量财政保证它，要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增长方式的转换，这个问题跟我们宏观上紧缩，这两个问题是并存的。不像以往经济过热一下采取双紧政策，而是一个从紧，一个仍然强调稳健的财政政策，这确实跟我们经济发展形态是相适应的。
和讯网：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有一定的辅助关系？
张燕生：取决于你的财政目标，相互配合。因为你既然要反通胀，货币政策一定是从紧的，尤其是严格的反通胀，把反通胀作为自己的首要制定目标。我们知道反通胀制定的政策都是收缩的。要反通胀，很多调价措施就不能出来，像资源税、燃油税，这些政策都属于加价因素，这些因素都是改革的重要举措。这样一来，你就会发现，怎么解决你的从紧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一些重大改革推迟，或者一些重大的民生上的举措推后。现在很多民生问题要解决都迫于眉睫，农村基本保障，基本养老，基本医疗，这对老百姓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怎么建立和谐社会呢？基于此，无论财政支出还是财政税费减免，还是财政转移支付，这些方面都意味着财税支出保持着一定的增长速度。这一点，可能不同于98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也不同于以前国家的紧缩性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也说明国家准备在五年在民生、体制，经济发展转型方面打好一定的基础，这也财政货币和财政这两个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合理的搭配。
和讯网：这里面都有玄机的。
张燕生：对，有玄机，有中长期和全局性的考虑。
汇率调整要留给中小企业调整时间和条件
网友：听说由于人民币升值，有很多外贸企业倒闭，不知道现在的情势是不是很严重？
张燕生：人民币汇率升值，从今年来讲，人民币升值速度普遍会加快，人民币升值加快以后，会导致我们贸易和资本流入发生什么变化呢？网友就讲，可能会出现外贸企业的倒闭，当然这不仅仅是人民币汇率升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两高一低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包括现在油价、原材料价格上涨，所有这些政策对外贸生产企业来讲都是成本增加的因素。从我们现在调研来看，对中小企业这方面的影响比较大，甚至很多中小企业面临停产、转产，有着很大的压力。在这方面，我们非常希望，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在贸易政策调整，外资政策调整和节能减排政策的调整方面，应该有辅助中小外贸生产企业，包括台港澳中小生产企业，进行转型升级调整的基金或者项目，帮助他们转移和调整。所有的政策方向都是对的，我们希望这些产品能够提高增加值，增加技术含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很多种小企业比较优势就在这方面，因此我们应该有配套的资金。
另一方面是资本的流动，我们会发现人民币汇率升值，美元贬值，就会出现人民币和美元的汇差。在本国严格反通胀的情况下，利率是要加息的，美国减息，中国加息就出现了很明显的例子，从GDP的增长来看，美国今年GDP增长预测很低，可能连达到2%都很困难。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GDP不到2%，中国GDP我估计还是要达到10%。汇差、利差、增长差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呢？国际资本的选择就有可能从美国或者短期游资就会增加对中国的进入。
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影响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和预期，中国目前所有的要素成本实际上也导致中国投资环境的预期，外部信心受到影响和对中国投资环境的预期受到影响，我们估计这个影响会有两年，那么会对直接来华投资部分的增速有所减缓。以后国际游资比重会增加，直接投资部分会减小，在这个环境中，风险是加大的，不确定性是加大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我们研究反通胀压力也是加大的，因为我们会通过外汇占款方式增加我们的流动性，外汇占款就是基础货币，基础货币乘上供给货币，数量是倍增的。怎么看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投资部门的影响呢？一定要把它放在开放的环境中间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避免，一是实现我们反通胀目标，同时使在通货膨胀不在加大的情况下，避免经济大起大落。
郭田勇：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到人民币升值有加快的趋向。我在一片文章里写道，汇率政策不能替代利率政策，只是说手段要集中起来运用。汇率升值的确有利于抑制我们国内通货膨胀，但汇率升值的结果就像提问上讲的，给一批企业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问题，可能有人讲，这批企业本来就应该淘汰，附加值低，没有品牌，科技含量也有问题，早应该把它清理出去，但我认为，不能这么讲，因为中国中小企业从小到大有一个发展过程，成千上万中小企业都在比较小的阶段，或者科技含量比较低，没有形成品牌。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以后，一下有成千上万的企业遭遇灭顶之灾的话，都清理出局，那么一方面对中国GDP增长会突然向下掉一块，因为产值、就业创造的比较多。有一些企业，准备提高层次的，但有一个实现的过程，也要给这些企业转型的调整期。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看来，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不能说是众望所归，可以说很多人形成了预期，未来还会要持续。在升值过程中，主动性、间接性和可控性三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我也一再强调，我认为其中渐进性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了渐进性，一步性大幅升值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将导致经济失控，也就没有了可控性。同时，也就丧失了对经济调整的主动权。因此，我认为，我们还是要采用一种渐进性的，也给企业重新的调整期，也要像刚才张教授讲的，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美次债危机对中国出口影响不大
网友：美国次级债会对中国金融管理有什么影响？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发展规范是不是严重滞后？怎么解决？
张燕生：首先什么是次级债，次级债是金融创新的工具，美国一直把次级债危机看作得意之举，为我们金融创新提供了新的品种，能把买不起房子的人能买房子，同时把买房子的贷款、信贷打捆，变成债务工具在市场上销售，全球来购买。从这个角度来讲，次级债是一个金融创新工具，不应该对它做很多的指责。怎么在金融创新工具中对次级债进行监管呢？现在从全球业内评价来看，都是在救火不是治病。你会发现很多问题不仅仅是次级债，包括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发生信贷问题，这和次级债有什么问题呢？这和借短用长的结构风险有关，在目前美国金融创新过程中，怎么有一个更加到位的监管才是问题。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也要承认次级债本身，在美国增长中，消费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消费当中，信用消费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信用消费支撑中间也包括房地产这么多年，人们一致认为美国经济应该出现衰退，没有出现问题。这也确确实实暴露出美国经济一路走好的情况下，相关银行信贷管理、政府的监管，市场监管暴露出一些问题，导致次级债危机，我认为这个问题各方面都可以总结和反省的。
面对这个问题，下一步我们要发展金融创新，调整金融结构。在宏观管理和经济管理非常稳健的美国出现次级债危机，这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下一步滚的雪球有多大，人们看不准，人们担心次级债危机会不会引发信贷危机，信贷危机会不会引发经济危机，目前来看，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美国基本面很好，不会发生危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很多金融信息还没有披露出来，这也涉及到美国金融管理的信息披露问题。次级债危机很大程度上还是反映出银行信贷危机，涉及到银行稳健管理，这可以从各个方面总结。
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从金融管理方面来看，下一步我们要认真总结，对中国的影响，我觉得，毕竟中国直接涉及到次债，不断有银行披露了次债损失，但总体来看还是比较小的，现在主要看对美国的经济影响有多大，对世界的经济影响有大，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影响有多大。
现在的一般学者认为，从短期来看，它还不会引发出全面的金融危机，因此，只要美国不发生全面的金融危机，不出现比较深度的经济衰退，这样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现在就看下一步所披露出来的信息，昨天巴菲特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重，关键还是要看最后披露出来的信息究竟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个人觉得，对出口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去年中国出口增长最快的是欧洲市场，其次是周边市场，包括日本、东亚，然后是美国市场。美国去年由于美元贬值深度比较大，所以我们对美国出口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我们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从出口角度来讲，我们已经形成比较多元化的出口市场。所以，我认为对我们的出口会产生影响，但不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对来华投资，我刚才已经讲到，确确实实会影响到全球投资的预期和信心，这样会对直接到中国的投资产生影响，而且这个影响也会连带影响到来华投资外资的出口。
郭田勇：刚才我看到一个网友的提问，中国房贷比例在去年超过三成，会不会出现类似美国次级债危机？这是挺重要的问题，刚才张教授讲，次级债危机短期影响不太大，从直接影响来讲，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少数影响买了美国次级债，工行、中行都稍微买了一些，但损失占盈利比重非常小，对银行效益影响不太大。
张燕生：去年银行的收益非常好。
郭田勇：另一方面，美国次级债危机导致对中国出口有多大影响？我们今年本来就要改善一下国际收支，如果出口略微往下降一些，我们可以忍受，或者跟我们的宏观调控方向是相符的，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即使稍微降一下是可以忍受的，况且也不会降多少，总体来看影响不太大。刚才我看提问，次级债危机引发我们当前对银行业有更多的担心，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的银行业被房地产所绑架，银行的贷款30%的钱投在房地产业上。关键是美国次级债危机为什么会爆发，主要是美国房价出问题了，房价在上涨的时候，银行业愿意贷款，银行巴不得你不还我钱。银行有发放房贷的积极性，因为一旦市场发生逆转，那么银行手中持有的资产就出问题了。如果房价大幅下跌的话，个人消费贷款会出现违约情况，银行经营层面要出大问题，昨天我写篇文章，对多重国际下的房价迷思，我们希望房地产价格出现小幅下跌，但不能出现30%、40%的深幅下挫，如果真出现这个问题，那么银行业不良资产会大面积爆发。这是一个警示，房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次级债对我们未来金融创新也是一个警示，美国次级债为什么形成这么大的危机呢？中国银行房贷这么多，出问题也是银行体系的危机，大家只注意到银行形成了大量不良贷款，形成的危机不一定由美国那么大，美国商业银行和贷款者把次级债作为风险转换方式，通过贷款发放CDO、CDS，为了让更多人买，进行信用分层，向外推销，把银行信贷风险，通过债券市场转嫁给另外的投资者，银行由于了风险转嫁方式以后，本来是获得利息收入，现在成了获得中间业务收入了。为什么次级债的影响这么大呢？就跟这个体制有关系，银行还不还贷款和我关系不太大，只要我发次级债，打我包卖出去，就可以赚中间费，这样我可以放宽贷款标准，这样是美国的金融创新。一方面使美国次级债规模非常庞大，另一方面，通过不同类型的投资者持有次级债，持有人遍布社会各个金融机构，各个角落，一旦爆发金融危机之后，整个社会信息就会出现动摇。我们通过看到次级债知道，金融创新使得风险会加大。同时让我们看到金融创新，内部管理和监管要注意这个问题。次级债危机之前，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信用级别都非常高，投资者买的份额非常大，这也是我们要粉丝的，监管机构如何发挥好作用。
我们监管体系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国内也开始想，银行房贷数量这么大，好几万亿，如果出现问题怎么办？银行业发一点ABS（资产抵押债），能把房贷打包销售出去，给投资者。我联想到美国的问题，当时我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发债，根源在于银行的信贷环节，银行是放贷款，次级债出问题，首先不是这个债出问题，而是贷款出问题。贷的人不很，不能还款，根源在银行信贷管理环节，出问题又出在金融市场环节，因为投资人通过金融市场买了债以后，出信用风险了，是这样的问题。中国在现在的监管架构下可以进行分离，银行归银监会监管，货币市场归央行监管，企业债由国家发改委管，公司债由中国证监会管，中国金融市场监管相互分离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大规模引导商业银行进行将贷款转为金融创新的情况下，里面出现政策不统一的情况下，从未来来看，一样会酿成风险。前段时间记者采访我，对"两会"关心什么。我对大部委制挺关心的，大部委制没有涉及金融行业，长期来看，对金融监管体系来讲，我们要讨论如何对金融机构，混业经营，金融创新发展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系。
和讯网：您认为，对现在的机构，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创新的金融体系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
郭田勇：昨天成思危讲，金融监管体系不在大部委制里。三个金融监管机构属于国务院下属的事业单位，国务院大部委只有28个，包括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局都不在国务院28个大部委里面。只要作为国务院部门，无论是下边正规28个大部委还是直属机构、事业单位，国务院大部门组建里面，我认为都可以包含在内。包括我们这三个监管机构，它的只能是什么呢？就代表政府对金融业的运行进行监督管理。大部委制的推进是渐进式的过程，但我想未来它也是一个方向，作为我们金融行业，我们在金融监管体系上，未来也可以借鉴前面这些大部委组建中的经验，针对一些问题来更好地架构我们一套比较统一、高效率的金融监管体系。虽然这次没有提高议事日程，但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现在不挤泡沫，将来会出更大问题
和讯网：刚才我们谈到金融监管，我也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货币上从紧，会不会导致金融领域面临新的风险？现在房贷、信贷比例这么高，从紧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冲击楼市，现在有些公司销量已经下降了，这种作用会不会传导到银行业，使银行业面临更大的风险？
张燕生：发改委在考虑是否宏观调控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要收紧宏观调控，收紧银根，扩大投资规模，很多项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这样就有风险。当时做决策的时候，你是想叫泡沫做大以后破灭呢？还是让泡沫在中期或者初期的时候破灭呢？房地产金融风险和次级债不一样，要说金融风险，最好的股市不是美国，是香港。日经指数之前是4万，香港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价值跌掉75%，很多人辛辛苦苦还房贷十几年，最后还成了负资产，还不能不还，这个房子我不要，在市场上还便宜。你要把这个泡沫做得像日本、韩国那样，说起来日本经济停滞十年，实际上比十年还要多，如果香港没有中国做支撑，也很难走出困境。当货币紧缩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房贷风险问题，越来越多的案子。因为无论次级债还是日本、香港问题都是房价下跌之后，一定会产生不良率的增加、银行的风险，地产商的风险，老百姓风险的增加。现在把风险和泡沫挤掉，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我认为以后会产生更大的问题。
刚才讲到信用评级，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应该讲，这方面我们是非常薄弱的。98年以来，我们在上海试用个人征信体系，后来在银行和企业建立个人征信体系，在信用体系建设，企业的信用体系建设，银行信用体系建设只是处于初级阶段，如果发生问题，风险所披露的程度可能比国外披露出来的案子还要大。这也反映出政府监管部门的审慎。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金融创新的监管都是我们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
和讯网：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不是能起到挤泡沫的作用？
张燕生：能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暂时不说，至少它是开放的，人民币汇率升值10%-12%，利率还要加息，如果经济增长仍然保持8%的增长速度，相信短期之内游资进入不可避免，股市、房价、资产价格上升势头能不能抑制住，要做很大的努力。挤泡沫的过程，我们一直希望做到宏观调控，但我们怎么能做到动真下药，使房市和股市回到合理的基础上来。从目前来讲，我们还要做很多努力。
郭田勇：我觉得股市泡沫不太大，但房地产确实还是有一定泡沫的问题。房价有价值中枢，在西方国家衡量买一套房子，一个人5、6年的收入可以买一套房子，我们在北京买一套房子需要多少年收入呢？可能得20年的收入。从这点来看，我们认为房价还是偏离了它的合理价值中枢，所以是偏高的。你刚才说挤泡沫，我们认为存在一定的泡沫，可以往下挤点。可是担心矫枉过正，中国讲过犹不及，挤得特别多了，或者把价格一下子出现很大下跌的话，我们也担心整个银行体系会出问题。同时，我想这也不是政府所希望看到的。我希望通过这一轮政府出台的二套房政策，对开发商从严规定，能够平移房价，使房价出现合理的回落。现在居民持币代购，开发商也不撒手，大家处于对峙状态，好像看谁能扛得过谁。现在"拐点论"也提出了，也有万科为代表的开发商带头降价，但降价的幅度是比较小的。我认为，房价回调10%-20%比较合理。一方面银行体系不会出什么问题，因为贷款的时候最少要交20%的收复，银行体系不出什么问题，整个宏观经济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另外，回落一块以后，就会使大量的购房需求得到释放，因为持币代购不降价，他就不买房，使正常的购房需求得到合理释放，之后房价就可能会在理性中趋于平稳，这是我们比较希望看到的状态。
货币政策奏效
楼市拐点就会来到
和讯网：两位老师现在认不认同楼市拐点已经到来的说法？
张燕生：我认为核心问题还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在资产价格方面能不能够很好奏效，如果能很好奏效，拐点就到了。如果政策还不能比较好地奏效，我认为拐点还没到。我认为，现在中等收入的人，我不仅仅是中等收入，属于比较好的，我的同龄人中有比我收入还要少一些，我都买不起房。如果房价再不下移的话，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能买得起房呢？
郭田勇：我希望能出现拐点，关键拐点出现以后，不要拐得太深，我们从大局出发，实现软着陆是比较重要的。
和讯网：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宏观调控新闻发布会同步解读到此结束，感谢张燕生老师和郭田勇老师的精彩解读，也谢谢各位网友关注，"两会"新闻看和讯，希望各位网友继续关注和讯新闻。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