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3月18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新闻发言人的邀请，在人民大会堂与采访大会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和讯网联合新华网对记者会进行实时报道，并邀请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展战略处处长高辉清，九三学社中央教育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北师大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教授王建民等嘉宾同步解读，敬请关注。

　　高辉清：大家好！(03-18 10：10)

　　主持人：我是2005年参与过两会的新闻发布会的，当时跟总理近距离的接触，总理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亲民，我不知道二位老师是否有这样的印象，请二位对总理这5年来所做的工作做一个评价吧。

　　高辉清：首先因为这届政府亲民是一个特色，所以从我们经济的角度来讲，亲民的思想落实到经济领域实际上就是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宏观经济，对经济发展各个战略方针上都有大的调整，我们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型，比如强调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强调各个地区的协调发展，都是在关注民生，关注这些大领域下一些具体的表现，所以我非常同意主持人的一些判断，我相信在这一届政府里面必然还会延续这个思路下去。(03-18 10：21)

　　王建民：我刚才打的过来的时候跟司机聊，他就讲感觉总理特别亲切，上一届开始工作以后，使我们老百姓感觉特别亲切，很多从中央到国务院的决策都是为老百姓着想的，一件一件的排着队在解决，我真的是感觉非常好。这一届总理讲把社会保障体系要完善起来，各个方面的体系，比如说医疗卫生体系需要改革，这一届估计到后期教育方面也会有大的体制改革。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这种制度，又有安排，同时又有民主的人大代表选举，这种制度特别适合于我们中国。因为我参加北京市选举人大代表，特别有相同的感受。(03-18 10：21)

　　主持人：我们的总理也是连任国务院总理，请二位对总理所做的工作比较熟悉的领域，像高老师是宏观经济，王老师是教育和经济管理，二位老师讲一下自己的感受和评价吧。

　　高辉清：首先我们可以看到，5年来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应该说中国可能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国确确实实成了一个世界不可缺少的角色，在过去很多的问题可以不理中国，不用中国参加没有问题，现在他们必须求着我们参加，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请求我们参加，要求我们参加。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大的变化呢？在过去的5年里我们中国经济确实发展的非常好，我们可以看到，这5年我们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0%以上，而且CPI物价实际上是在绝大多数时间是很平稳的发展，这两年来是升高了，但是还不完全是中国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所以从中国的经济成就来看，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从一些数据表明，从增量的角度来看，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拉动最少是排前二位的，而且有很多专家都认为它是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尽管它的总量没有美国大，但是增量部分对全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从经济发展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谁都是承认的。第二个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这届政府引导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要排除非常巨大的挑战，这列高速运行的列车要重新找到一个相对比较艰难的道路，这个转型就是说要转变发展方式，要强调可持续发展，要强调经济与能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要强调经济的和平崛起，这些都是很大的课题。但是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这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完全预期到位的目的，但是确确实实它破了一个很好的题，它的起步应该来说做得是相当不错，在短短的几年内，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在经济出乎意料增长的前提下，这两个指标依然是往下降的，这些都是非常不容易。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对上一届政府取得的成就，我们作为研究人员来说，应该是感到由衷的钦佩，应该说宏观调控的艺术，治理经济发展的能力，应该说整个的协调能力和掌控能力是比较高超的。(03-18 10：29)

　　主持人：正好凤凰卫视的记者也提到公共危机的处理问题，王老师对这块了解吗？

　　王建民：因为我们上届政府他们的工作做的好不好世界是有目共睹的，最近又发生了南方冰雪天气，结果我们处理的非常好，这个问题在一些其他国家的话，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总理应该亲自到一线指挥，这是反映我们社会主义这种体制确实有很好的优越性，我喜欢这个具体的比如我们经济好不好，中国发展的好不好，我们去日本，去美国，你看它们整个的状态和环境一比较，觉得我们中国真的是非常好，而且非常的自豪，到了美国和日本，感觉我们中国人的外表非常的好，我觉得我们中国原来出国的话需要专门做服装的，非常贫穷。现在我们出国，随便穿一个服装都是好的，我们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觉得小平同志真的是非常的伟大。在一个计划的很硬的机构里面，他能够提出来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把市场的理念让人们在中国得到广阔的传播和运用，把市场机制引进来，让我们中国有这么大的一个发展，这么快的创造性的一种模式，把我们中国的经济搞的这么好，社会的发展井井有条的在往前发展。现在有很多问题，比如医疗体制的问题，中央亲自在抓在完善，我觉得下一步应该轮到教育体制改革，很多就是通过小的调整已经没办法解决了，比如在十二五期间，或者这届政府的后期，把我们医疗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差不多的话，就可以解决教育方面的问题。(03-18 10：30)

　　主持人：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王建民：按这个步骤来，按这个紧迫性来。我以前学过宏观经济，后来没有进行过专门的研究，遇到物价上涨什么的，我们的中央领导非常有这个能力，可以处理的很好，把物价能平抑下来，让我们中国以一个很高的速度在发展，要保持住，速度要保持，同时还要在高速的情况下把这个轨道调整好，不会出大的一个经济的波动，人民的生活不要受大的影响，这一点是非常的难得。我注意到我们这一届换届，我们政府的领导人都是觉得年富力强，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比如说王岐山副经理，在上一届在北京做的工作都非常有经验。而且可以证明王岐山市长我注意到，他的文凭并不是很高，他也没有博士学位，他自己的研究各个方面非常的广泛。我们市长整个的实践经验，自己的研究能力，又有研究经验，又有包括对金融系统的经验，像他作为副总理的话，应该是工作能够做得非常好，而且北京市发生“非典”，他到北京市的魄力，把危机在短时间内控制住。我觉得王岐山副总理在北京的工作我有所了解，其他副总理，包括各部的部长都是进行选拔的。因为我是民主党派的干部，就感觉这种制度，虽然我们不是直接的选举，但是我们干部选拔出来非常的不容易，党组织部门几上几下，层层征求意见，你如果能力不强的话真的是选拔不出来。因为党组织部门在进行考察，大家投票在公示，选拔出来之后，要经过政府部门选举，正式的赋予他们权利，他们承担责任。我觉得这个制度特别适合于我们中国，既有安排又有民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制度。(03-18 10：34)

　　主持人：咱们这几位副总理的结构，包括各自的专长很有代表性。

　　王建民：很有代表性，李克强副总理，他是常委，还有军队系统的，还有包括外交的，还有金融的，几个方面都有，还有农业方面的，几个大的方面都是有代表性，都有一个大概的分类，几大块的事情都可以有很好的安排，同时国务委员的话又可以在其他方面补充工作。(03-18 10：40)

　　主持人：温总理也提到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新的突破，这次机构改革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包括可能高老师发改委这次可能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变化，二位老师对这个机构改革，咱们的经济建设这样一些关系有什么看法吗？

　　王建民：过去的职能就是减了一些。(03-18 10：40)

　　高辉清：分拆了，过去可能太综合了，而且不仅是太综合，可能把一些宏观跟微观的都搅在一起，实际上这样带来很多比较不利的条件，第一是责任大，第二由于精力有限，还有很多可能也不一定把工作做得特别理想。现在这种改革的话，就有可能把一些弊端理顺一些，最少他的压力不会那么大，而且他可以专著的把宏观的控制好。主要是用来做调节，做方针，做发展的战略。(03-18 10：41)

　　王建民：发改委的职能主要就是事前的规划，事后的控制，控制之后发现了问题最后做调整，这是发改委主要的职能。(03-18 10：41)

　　高辉清：是监测。(03-18 10：41)

　　王建民：它会监测一些信息，领导要控制这个过程，然后发现掌握信息，和一些主要的指标。(03-18 10：42)

　　高辉清：因为发改委毕竟还是一个市场管理系统，这个跟管理学不太一样。(03-18 10：42)

　　王建民：角度不一样。(03-18 10：42)

　　高辉清：咱们的经济主要是调控。(03-18 10：42)

　　王建民：管理部门来控制也是需要调控，就是根据信息来调整，主要是为国务院提供信息，由国务院来决策，怎么调，调什么由发改委提供信息。(03-18 10：43)

　　高辉清：如果重大的肯定是国务院来调，跨部门的也都要国务院，有一个决策机制，是不一样的，根据事情不一样，决策也不一样。(03-18 10：43)

　　主持人：包括这次结构改革里面，我看到也要求发改委、财政部、央行建立一套协调的宏观调控机制，这个机制二位老师看什么样的才是比较理想的宏观调控的方法呢？

　　高辉清：王老师从管理学上先说一说吧。(03-18 10：43)

　　王建民：其实机制是制度建好之后的话，这几个部门怎么协调建立一个什么机构或者组织，用一个什么制度，什么事情需要协调，我觉得这个事情还不是那么容易做。三个机构的话，除了国务院上面有人安排，做一个领导小组或者建立一个什么制度，比如三个部委做一个委员会，建立一个制度是第一步。(03-18 10：43)

　　高辉清：我觉得可能第一确实是把过去发改委的一枝独秀或者是一股独大那种格局经常化，免得很多事混在一起，但是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次改革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希望把一些重大的事情在一个部委里面解决，所以是一个大部委，当然没有过去发改委大，过去发改委是最大的部委，别的都是小部委，现在实际上把发改委这个超大部委缩小，把别的小部委变成大部委了，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使得各个专业的部门能够把这个领域的事情不用很高的成本跟各个部门协调，自己在内部就可以统筹兼顾解决掉，这可能是改革的主要的初衷。但是这个社会由于是改革跟经济，国内跟国外，短期跟长期这些问题都混在一起了，实际上很多问题都是系统性的问题，不是一个专业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个项目问题，所以实际不可避免的还是有很多问题不是由一个大部委能解决的问题，显然还是要有一个协调的工作，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是要交叉的，所以这个大部委自成立以后不能一劳永逸，必然还得有一些交叉的问题需要协调。但是这样的话，这种协调就是说，如果做好了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跟部委走，剩下的问题相对比较少了，这个协调机制反而容易建立起来，反而容易奏效，这样的话，建协调机制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边缘问题，实际上等于是改革的两个方面。我觉得这样的话，如果三个方面都理顺的话，未来的宏观调控，未来各方面的发展可能确确实实会比现在，尤其是政策的制定成本，实施的效果和产生的效益肯定会比现在应该要好一些。(03-18 10：44)

　　王建民：我注意到温家宝总理已经讲了，为了让孩子们上好学，为了让人民幸福快乐的过的更好。专门听到这一条，我觉得我们这一届政府，在我们温总理任职期间会在教育方面采取大的体制改革，让我们的孩子们上好学。(03-18 10：49)

　　主持人：您的预测会进一步的改革。

　　王建民：因为教育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就是党中央国务院亲自的抓这个事才能做得比较好，医疗体制改革这一两年之内很快会出台一个方案，社会保障体系。专门提到孩子们上好学这样一个很重要的高度，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我们教育系统一直就没有一个大的改革，人力使用是市场化的，人力怎么生产，我们还是原来的计划体制在运行，所以教育方面很多出的问题，一些腐败还有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就不容易解决，因为这个体制里面有些问题，有那么大的需求但是供给不足，供给有很多限制。很多教育管理部门的东西管的太具体，其实你要发布一个文件，要希望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民族的东西，中小学里面应该是开设这样的课程，但是自己想办法，自己去做。我们管理方面需要统一的安排，有的教授做科研非常非常好，他不一定非要去上课，他不上课的话，很多科研对国家的经济社会也是有贡献的，所以需要多样性给人们选择。所以温家宝总理后面提到一句话“尊重每一个人，为每个人创造公平的机会，这是促进我们社会和谐的重要方面”。要尊重每一个人，要把这个决策分散化，中央政府定一个规则，下面我们很多的机构，各个企事业单位它们自己有一定的决策，同时有治理机制，就比较容易尊重到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生活的更好，心情愉快，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就会非常和谐，人民的生活质量会越来越高。总理讲的观点我觉得非常的具体，尊重每一个人，为孩子们上好学，为人民生活的更好，这样的话，他愿意为这个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付出全部的心血和精力。(03-18 10：49)

　　主持人：教育也是国家的未来。

　　王建民：这个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是靠人，任何过程里面需要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人力资本越来越重要，人力资本就是教育和培训。在这一块我们国家中央政府在近几年之内会有大的措施促进教育的发展。(03-18 10：50)

　　主持人：我们看到总理刚才提出来，我们现在政府排在第一的问题可能就是物价问题，证明政府现在已经非常高度的重视物价给老百姓的带来的这样一些不利的影响。不知道二位老师觉得总理提出来的4.8%CPI的数据现在他们面临怎么样的一个解决困难？

　　高辉清：物价问题大家确实都是很关心的，如果说哪个指标跟全国人人都相关的话，可能就是物价，因为其他的你要说GDP上涨，有很多人可能享受不到GDP上涨带来的好处，你要说涨工资很多人没有工资涨，但是在一个地区的物价，有钱的没有钱的人都面对着同样的物价水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物价很值得大家关注的，而且尤其在上涨的时候就会被关注。首先要说一个问题就是，物价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全世界都受它的影响，人人都在为它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怎么出现的，我觉得可以继续分析，我的感觉就是，到了大家该为过去的资源，过去的环境，过去因为没有付价或者付了很低的价，现在该需要补贴回来的时候，到了给它回补的时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物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自然的一种补偿，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全世界都碰到这样一个问题。这副药是全世界都在吃的，中国的体制是比较好，最近使得它的负重比较小，第一经济增长不是说没有动，而是政府要过快的控制住，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所希望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些年来我们中国经济确实发展的比较快，老百姓的收入也提高的比较快，在这样的情况下物价上涨一点，大家对这种上涨的物价抵御能力比过去强多了。第三个还有一个落实群体的问题，落实群体确确实实这些年连续加了好几年的最低生活保障，最低工资水平，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依然可以给他补贴，我们的财政收入是超支很多，而且我们已经很明确了，现在多出来的财政收入将来支出的时候，主要要偏向于民生，那么很多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来补贴由于物价上涨带来的实质性的伤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第一枪毙物价是不可能，第二我们要相信物价对中国的伤害要远远小于其他国家的伤害，对中国来说不会带来特别大的问题。第三就是不会带来滞胀的问题，滞胀一般是属于物价高增长，经济萧条衰退，中国经济不可能会衰退，中国的经济只要稍微放松一点，换句话说，假设真正不幸，使得我们的经济产生了很明显的制约作用，中国只要把一些控制稍微放松一点，我们的强大的内需就会使得经济上去，所以中国不可能出现经济衰退，也不可能就出现滞胀。但是对美国、对欧洲，包括对日本来说这个问题就有可能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是我们国家一个很有利的条件。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国家相对于别人来说有很好的优势，来把物价上涨这个负面影响降的比较低的角度。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觉得物价能不能控制到4.8%，这个问题首先我认为是有可能，应该说即使是没完成我估计也差不了多少，毕竟计划只是一个参考。第二不可能因为这个带来很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我觉得应该这么看待这个问题。所以我相信如果中央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那么它会对中国整个经济的影响，很可能主要就体现在上半年，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小。(03-18 10：51)

　　主持人：王老师觉得呢？

　　王建民：感觉总理讲民之所思，总理现在也特别关注网络，而且我们媒体在两会期间也给总理提出了很多的信息，做出了很多的工作，总理提到那么多网民关注民生问题，有问题给总理提供信息，总理讲说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我觉得确实是如此，现在我们中央政府，特别是我们总理关注民生，我们百姓想什么，需要什么，我们能感觉出来中央就在做什么事情。我们觉得医疗保障方面有问题，中央在改革，住房觉得太贵，中央建立了很多的政策，确实是民之所思我之所行，感觉很感动。我们住房要比城乡建设还要重要，到这个阶段。相信我们这个部的成立对我们老百姓住房问题在今后几年之内一定会有很好的解决，我们住房方面应该多建设一个可以租赁的住房比较好，比如廉租房或者两限房，不应该鼓励人们去买房我认为，鼓励年轻人去买房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倾其所有还要负债，当前很多人都是流动的，比如在一个地方工作一段时间可能会流动，不一定非要去亲自买个房，带着那么大的压力。我们买了房是不错了，但是以后生活的持续有问题了，所以政府应该在促进廉租房方面多做工作比较好，大量的通过市场的机制，或者政府出面去盖房，然后租给百姓比较低的价格。我看到王石他40多岁才买第一套房子，我觉得年轻人可以租赁。(03-18 10：52)

　　主持人：我看到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出来了，咱们现在分成三级的住房保障层次。一个是低收入者，有困难的群体，提到廉租房。还有经济适用房，还有两限房，给中等收入的。比较高收入的人就是市场调节。

　　王建民：我觉得政府应该在保障低收入者弱势群体的住房条件，政府应该重点保障这块，而这块保障的话，你价格再怎么降也不可能到他能买的水平，会负债很多，我觉得租赁比较好，政府出面来租给他住。(03-18 10：53)

　　主持人：我看总理现在也提到了粮食储备问题，咱们的粮食储备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储备是为了应急也可以说平抑物价的用处，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吗？

　　高辉清：实际上粮食的储备问题到目前为止可能是全世界都开始在关注，比如说现在很多国家不让粮食出口，也就是意识到粮食跟石油，跟其他的一些矿物都可能是属于会对经济的安全平稳运行带来影响作用的东西，过去这一点可能是重视的不够，当然有利的条件是可再生的，不像其他的石油那些东西是不可再生的，由于在中国这个情况下，中国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模式，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波动性比较大，有非常大的波动。这样的话，可能物价上涨的时候，粮价上涨的时候他可能种的多，一种多了价格跌的比较快，这个波动性比较大。所以对中国来说粮食储备就有两个用处了，第一个用处就是说作为国家安全的调节，防止出现各种各样的特殊情况，这是安全的问题。第二个也可以做到平抑市场波动作用，如果太短缺了，价格上涨太快，可以先把储备粮调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粮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工业用粮，工业用粮的话，经常会出现需求量需要的时候，可能市场不够，也可以通过粮食这个储备来调剂一些工业用粮。所以对这个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对粮价稳定的问题，当大家很多储备粮在那里的时候，粮价就不会涨的太快，这次粮价涨的太快，就是因为咱们中国过去储备没有引起重视，全世界都是这样，全世界粮食储备都跌到30年的最低点，都有这个问题。这样的话，我们说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吸取一些教育，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我们知道今年的物价主要是粮价，粮价带动食品价格带动肉价值涨，粮食如果有储备的话，未来就不会这么波动了，为保持物价平稳，为保持经济增长带来很多比较好的条件。(03-18 11：00)

　　主持人：我看总理现在也提到了粮食储备问题，咱们的粮食储备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储备是为了应急也可以说平抑物价的用处，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吗？

　　王建民：我看到有记者提问，西藏又出了新问题，还有台湾的问题，因为我也到美国去，我看到有些国家，有些政治家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和做法非常有问题，像西藏的问题，包括台湾的问题，全世界的很多问题，你作为一个国家去干预别人的内政是很有问题，不光是我们中国问题，全世界的热点问题都是由他们在那边插手，他们这种做法，他们国家标榜自己是民主自由这种做法，干预别人的内政我觉得非常糟糕。就和一个人家里面夫妻之间或者兄妹之间闹一点矛盾，他非要从外部强行进去，就像把人家丈夫赶走，弄得整个国家，弄得我们世界不安宁，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西藏的发展大家有目共睹，我们为了西藏的发展，民主的平等做了很多的工作。因为我了解的具体的不计成本的我们支持西藏的发展，还会在后面捣乱，我觉得有一些国家真的是很有问题，真是不应该这么做。全世界哪儿有热点问题，哪儿有交火有交战，有问题，他们就在背后支持，搞破坏。他们这个做法就是因为不得人心，影响力越来越下降。我觉得一个国家应该是尊重别人，尊重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像我们总理讲的，国家和国家也是一样，尊重别人的权利，由人民自己做决定，你们国家允许不允许把你们某一个领土别人鼓动独立出来行不行？在东欧发生了局部的独立，他马上就承认，然后就有内部的问题，他就进行外部的干预，加入外部力量，我觉得这个做法，因为我们作为老师，真的是希望发表观点，这个做法真的是糟糕的。他们的软实力在下降，我觉得软实力下降的话，对他的硬实力也是有影响的，长此以往的话，他们这种状态，这种价值观，这种行为会导致整个国家的人民遭受灾难。(03-18 11：00)

　　主持人：可能二位老师跟外面接触的也比较多，他们国外对中国是什么眼光来看？他们对中国了解究竟有多少？

　　高辉清：从经济上来讲，我想国外对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心情，这是肯定的。毕竟我们的制度跟他们的制度不太一样，从某种意义上首先他们不乐意你动乱，也不希望你走向贫穷和落后，这是肯定的，但是他也不希望你对世界影响力太大，这也是肯定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发现在阻止中国所谓的崛起方面，发展方面也是无能为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希望中国能够跟向他靠拢，介入他们共同主导的这么一个世界经济秩序里面，所以他强调中国的责任问题，我觉得按照中国的话来说，我们经常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是在西方对中国这个问题上可能恰恰相反，他希望你能够维护有利于他的世界经济秩序，但是又对你充满了猜疑，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会带来一些麻烦。比如说他会实行两种标准，一旦出现各种各样的经济纠纷，他可能会实行两种标准，会把中国的经济问题到他那里变成政治化，比如说美国大选的话，他还拿中国来说事，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他来说有好处没坏处，但是他非得把这个问题扯到政治上去，而且往往是强调负面。第三可能还会带来一些外贸更多的摩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在很多情况下要强调我们国内要收支平衡的问题，同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做自立的动作，我们是在做避免过分刺激别人的动作，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自己不控制的话，实际上我们的外贸出口2月份不可能下这么的。但是这个世界发展我们也要和谐，和平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别人对你有猜疑的情况下，我们会使得一些经济不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律来走。使得某些情况下可能就是要做一些协调，这可能是发展中国家都要共同面临的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我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应该来说处理的非常好，我相信未来可能应该会处理的越来越好，而且我们也会越来越多的获得对方的认可，尽管中国可能会有波折，我想这个趋势是这样。(03-18 11：10)

　　主持人：可能二位老师跟外面接触的也比较多，他们国外对中国是什么眼光来看？他们对中国了解究竟有多少？

　　王建民：我刚才看到外界对我们中国的评价问题，我直观的感受，比如说我在哈佛大学就发现，这些学者们对中国发出的评价有时候比国内的学者还要肯定，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是非常成功的，中国很多的做法都是很成功的，咱们中国很多人到国外去学，他们说你们中国人过去就有很多很好的做法，应该跟中国的过去学，不要否定自己的东西，完全的借鉴。他们有一个比较，中国在过去人才培养方面，比如像他提到科举制度，人才选拔机制，还有一些东西是不错的。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步步走过来，体制的改革，有条不紊的这么过来是很好的，而且过去确实学者也有比较正面的肯定，少数的一些搞政府的人物，因为他们都想把他们的价值观强加于我们，然后处于政治的目的，因为我们中国从宗教的，从政治的价值观来判断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就想把他们的价值观强加于我们，让我们按他们的意思去做改变，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很狭隘的，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是自己的情况，整个的制度环境是自然发展的过程。我们发现比如说美国的制度，政府的整个体制跟我们完全不一样，都受整个经济文化历史自然的就变成了那个样子。我们中国为什么和他们不一样？我们也是我们的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的一个结果出来，我们按他的意思去改变，怎么可能？小政府都是以乡和镇独立的经营的，州里面的作用也是很有限，连邦政府是大的经济杠杆去调整，都是乡镇他们十来万人口，上百万人口他们在一个整体里面经营，他们的行政长官就只为那么10来万人负责，他们行政长官就经营这个范围里面的经济东西，他们有上级，他们那种体制，他们那种结构。我们中国这个结构就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整个自然原因这么一个结构出来，怎么能跟他们一样？所以我们中国这个改革的成功，把握了中国特色的逻辑，如果你把逻辑打乱的话，整个经济社会会非常的动荡，非常的混乱。所以西方一些人他们就是想办法，想让我们按他的逻辑去发展，我们有自己的逻辑，所以在处理上的话，我们中国又不能跟他们公开对抗，影响我们发展，同时的话我们还要做好自己内部的问题，我们中国的外交整个的国际沟通和协调做得非常成功。有些方面又斗争又合作，保护我们国家的利益，这方面做得也是非常成功。如果没有好的外交的话，国际关系的一个沟通协调做不好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也会有很大的影响。(03-18 11：11)

　　主持人：对，一切都是为经济建设来服务的。

　　王建民：保护我们国家利益，这就是外交系统跟国际关系的管理方面，我觉得做得是非常的成功。(03-18 11：11)

　　主持人：对，一切都是为经济建设来服务的。

　　高辉清：我觉得王老师说的一句话是非常到位的，就是中国走自己的路，这一点实际上是我们十七大精神里面提出的走什么路的问题，举什么旗的问题，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现在可以看到，实际上这条路，某种意义上讲是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我们也都知道，经济界最近出了引人注目的事情，就是北大的林毅夫教授被评为首席经济师，为什么要评他？第一次评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师，世行的那批人认为，因为世行有一个责任，他引导帮助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世行的人认为，中国这种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对来说比较成功，而且是过去的理论没法解释的，需要借助中国的智慧，借助中国的学者，给他注入一些有关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不对世界已有的秩序发生重大冲击的地方，能够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可能是中国很重要的方面。未来我相信，因为越来越有自信了，应该走的更快才对。(03-18 11：12)

　　主持人：对，一切都是为经济建设来服务的。

　　王建民：我觉得林毅夫先生被评为首席经济学家，除了他个人的贡献之外，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中国经济的成功，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背景，如果没有我们中国经济这个背景的话，我觉得也不会请他做经济学家，我们这个实践的东西用西方经济理论和过去的传统经济理论都没办法解释，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创新，是一个理论化，需要做理论的总结，这个成功的经验应该推广到世界上的很多发达国家。(03-18 11：12)

　　主持人：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已经学习了。

　　王建民：就是林毅夫去，说明我们中国比较成功，得到认可，林毅夫对中国的研究，在中国实践的环境里面，做经济的研究，他可能会有一些理论性的认识，他把我们的经验理论化、一般化，再通过市场这个平台推广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促进经济发展，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另外，目前台湾马上进行选举，台湾那种照搬西方那种选举制度大家看得出来是很失败的，过去他们任职8年期间，整个经济社会一片混乱，所以说明西方的选举制度不一定适合于我们中国。所以我们每个国家的发展，经济政治都有自己的传统和自己的逻辑，你不能随便直接把别人的经验借鉴，借鉴慢慢的去融化，应该同化成我们制度里面认可的东西才好。如果直接的引进的话，简单的模仿会导致民生出现很多很大的问题。(03-18 11：17)

　　主持人：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已经学习了。

　　高辉清：应该来说，任何东西，包括制度在内都有一个配套的问题。(03-18 11：18)

　　主持人：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已经学习了。

　　王建民：都有一个逻辑和传统。(03-18 11：18)

　　主持人：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已经学习了。

　　高辉清：从制度经济学上也是这样，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制度。还有一个义务的问题，西方有形式没实质也不行，所以简单的说哪个制度好，比方说西方的制度完全是好，这个也还得结合实际，这是肯定的。(03-18 11：18)

　　主持人：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已经学习了。

　　王建民：这个制度应该怎么操作还是很重要的方面，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个逻辑，就是我们做理论研究，需要把这个情况弄清楚理论逻辑体系，制度的变迁是有逻辑的，不能简单去模仿，也不能强加，你的制度在你的国家好，你强加给别人去学，强加给人家一个制度，这个制度运行起来需要人们的参与，人们的衣食文化，整个的行为模式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国与国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就会比较好。(03-18 11：19)

　　主持人：我们看到网友提了一个问题，通货膨胀和股市的涨跌关系大不大？股市大涨是造成通胀的元凶吗？

　　高辉清：从理论上讲，当通货膨胀的时候股市一般是涨的，这有两个道理，第一个道理当通货膨胀的时候，往往是社会资金量比较大，股价可能有会受到很多资金的追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通货膨胀的时候，往往是资产贬值的时候，或者现金贬值的时候，人们往往就去保值，换句话说就是要投资，可是投资的时候，一般人选择是储蓄，可是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时候，储蓄一般都是负利率，储蓄达不到那个目的，所以通常的情况可能就会去买股票，买黄金，买比较好收藏的东西，所以在通常意义上，通货膨胀对股市实际上是有促进措施，但是到一定的前提下可能不是很一样。当这个通货膨胀马上会带来经济危机的时候，它对股市的作用可能就是负面作用，通货膨胀过快就是经济危机，那么上市公司的业绩就会下来，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各方面都会受影响，资产也就会缩水，那个时候可能对股市的作用就是相反的。从中国现在的情况看，由于我前面也说过了，不可能出现经济危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货膨胀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现在股市还在跌，但是我认为长期影响，对股市肯定有影响。我们可以预测，今年的负利率肯定比往年要高得多，因为现在的通货膨胀是成本推动性的，成本推动性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不可能通过加息来消灭它，换句话说可能就会允许这个负利率适当的增加。否则你盲目的增加利率，通货膨胀压不下来，还会把其他的经济活动带来很大的抑制作用，会得不偿失。所以在经济夸大的情况下，经济又会保持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我认为对股市有促进作用。是不是元凶的话，应该说不应该是，尽管股市有财富效应，会刺激消费，但是没有哪个国家会刺激到消费引起通货膨胀，一般是相反的作用更大。(03-18 11：19)

　　主持人：总理现在也在谈经济，说GDP的增长目标是8%，CPI是需要控制一下4.8%，这两个数据之间他提到的平衡点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高辉清：首先经济增长8%，从我们过去的经验看，政府提的GDP的目标都是下限，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下限，往往要差几个百分点，只有个别的时候，比如像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政府的目标还稍微高了一点及当时我们目标占到8%，实际只有7.8%，这个是例外，没有出现这种外部重大冲击的情况下，中国的GDP在这样的体制下总是下限，而且下限还比较多。所以换句话说8%肯定是今年从过去的逻辑讲最少在9%以上的GDP增长，那么在这样找一个平衡点的话，严格的意义上，更大的可能是基本上不成问题，主要还是要防止通货膨胀，或者说应对通货膨胀，可能侧重点更强一点。而且应对通货膨胀现在大家也有人担心，就是说由于通货膨胀这么高，你要是说不断的采取紧缩措施去抑制通货膨胀，很可能会对经济带来意外的伤害，这个意外的伤害就是说，因为你政策紧缩，经济可能按照7年的惯例一直往下走，再加上美国的次级债的危机，再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合起来可能会导致经济出现一个特别大的往下掉的速度，这个可能性很小，但是作为政府来说，你不能不防这一招。所以我相信找平衡点有两点，我个人理解，第一重点还是防CPI别升的太快，第二要在这样保持一定的增长CPI，因为4.8%已经比较高了在这里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使得它对经济的伤害最小，我觉得主要是包含这两种。第三个就是不排除在一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对一些已有的宏观调控紧缩政策做一些微调，包括适当的稍微放松一点，或者是怎么样，只要如果情况需要的话，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今年的不确定性比较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是平衡，就要根据当时内外失衡的情况来做对冲，这可能是我们今年宏观调控必然要做的一些事情。(03-18 11：27)

　　主持人：包括总理也提到，您刚才提到这个不确定性比较大，不可预测的因素比较多，这些因素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高辉清：表现在比如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像物价问题，物价问题又是世界的问题，全世界的问题大家又分析不太清楚，第一经济的回落，美国次级债这本身是不确定的因素，你不知道它会影响多大，这是一个不确定，第二个不确定，即使我能知道对自己的影响会多大，但是对国际的油价影响多大我也不知道，因为国际油价也不确定，包括有很多的投机成份在里面。这两个不确定性一叠加出来，对中国，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的影响也不太清楚，包括对中国物价的传导，对中国外贸的影响，对中国人民币汇率压力升值的问题，对利用外资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都有不可预测的因素在里面，所以这可能是国外一种不可预测因素特别大的地方。国内实际上也有一个问题，国内一些不可测的，举个例子大家都关心股市，股市大家看不准，为什么这样下跌，为什么这个在这么低的价位上还会暴跌，政府也支持他，宏观面，尽管我们的利润增长率会比去年差，但是我们最保守的预测，今年上市公司的力量还会增长15%以上到20%左右，在全世界这已经是很高的回报率了，在我们过去历史上讲也是比较高的回报率。就是说各个方面都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里面显然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在里面，所以说国内也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包括雪灾我们也是不可预测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一个不可预测，就是这个物价是第一次我们碰到，在中国历史上我个人觉得是第一次碰到由国外成本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这是我们过去没接触过的东西，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某种意义上讲，不可预测我们对它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是不可测的因素，我想国内外不可测的因素确实是存在这样一些东西，这个使得我们在未来的宏观调控，确确实实不能够一成不变，这个是可能的，对未来的挑战实际上也是很大的，你得时时刻刻做一些快速反应。(03-18 11：27)

　　主持人：包括总理也提到，您刚才提到这个不确定性比较大，不可预测的因素比较多，这些因素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王建民：上一周我们还谈，我们国家会把人事部过几年可能会改成人力资源部，结果很快就改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我们政府在强化政府服务职能的作用，同时像人力资源部，反映我们在观念方面也在改变，由人事管理变成人力资源管理，在做转变。我觉得再以后的话，战略人员管理或者叫人力资本管理，因为我正好对这方面有了解，人力、人力资源、战略人力资源，再以后应该是人力资本，作为资本更精细可能作用更强，有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人力资源的东西，目前人力资源到战略人力资源的一个高度，所以我们中国部的改革反映理念的一个变化。包括刚才我们说的预防与社会保障部，住房是第一位，说明住房问题，反映了我们中央这块的工作要加强，但是这次大公司改革就是总的来讲有了很大的进展，有些部的撤并，结构职能的调整，我觉得在下一届政府估计还会有大的动作，不会更大，更强调宏观的职能，政府服务的职能，要把决策分散下来，不要由中央统一的做很多事情，把作用往下面分散，由下面做决策，下面我们地方政府，还有其他一些机构自己做决定，政府主要是定规则，定规矩，提供服务，服务社会，服务组织和个人，是这么一种职能，还会进一步的完善，这次已经是动作都比较大了。而且我们注意到我们中国现在国务院公布了信息公开条例，大公司改革之前之后，信息的公开，信息的披露讨论是让老百姓很早都有所掌握和了解。而且现在我们总理见外国记者，基本上是什么话都可以讲，不怕什么敏感问题，都可以公开谈自己的观点，一贯的谈自己的观点。刚才有国外记者讲什么西藏问题，是我们中国没有跟西藏达赖喇嘛直接对话，我们也给他提供机会，很多次机会，只要不搞独立可以对话什么的都有，他们可能根本就不了解我们中国的情况，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中国达赖喇嘛也没有像别的国家一样的有对话，我们有，但是他不跟我们配合，因为有一些势力在支持他。(03-18 11：28)

　　主持人：包括总理也提到，您刚才提到这个不确定性比较大，不可预测的因素比较多，这些因素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高辉清：刚才王老师他提到一个改革里面一个名字叫做住房保障，把住房摆在第一，这实际上不仅是一个改革的事，也是对发展有很大影响的事，我们都知道房地产调控实际上是从03年以来，一开始调控就提出来，但是直到去年，可能才初见成效，是非常艰难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因为这个调控体系不是很完善，现在我们专门把这个房地产发展调控的问题放到新的层面上，这样的话，我们有一点可以说明，现在已有的宏观调控对房地产产生的效果肯定会延续下去，对经济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房地产暴涨，然后投机性的行为，社会资金无限制的往里面冲的现象可能将来会消失。第二确确实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剩下资金会从哪里走。从过去的经验看，就是房地产跟股市有一个翘翘板作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我们可能不排除股市资金量会增多一点，在这样的情况下，股票的发展实际上就面临着很好的机会，尽管现在我们很害怕，我觉得从这几个宏观面上来讲，对它的因素，对它的支持力度应该来说甚至大于过去很多年，这样的话，我们为了对什么再融资，对多管市场的设立实际上没有必要那么害怕，我想顺便谈这么一点看法。(03-18 11：34)

　　主持人：总理也提到了他需要考虑今后5年的任务，二位老师对总理，对新一届的政府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吗？希望他在经济，在社会改革方面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王建民：我觉得首先是保持现在发展的势头，稳步的发展，机构改革从中央整个的体制一步步的推进，医疗体制改革把我们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解决，再下一步的话就是教育体制改革，我们知道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了，所以现在我们精神这个产品越来越丰富多彩，我们都很感受，过去我们看到一个境外的节目，觉得那个特别的新鲜，整个布景或者内容都特别的感到，怎么跟我们不一样，怎么那么好，但是现在我们国内的精神文化产品就非常的好，就是具备一流水平的感觉，这就是归功于我们体制改革成功后的结果。所以说医疗体制的话，制度建的好就会有很好的变化。再下一步，我希望总理在这一届任期之类，后期应该把教育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要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应该是监督机制，干部的选拔制度进行改革，而且现在教育改革，谈增加投入什么的，我觉得根本不对，其实你制度好的话，制度理顺的话，自然就会有很多的来源，我们关心制度方面，不能光是要求中央有投资，这个不是关键的因素，关键还是要进行整个管理体制改革，要进行生产关系变革。我也写过这类文章，要解放教育系统，特别是高等学校我比较了解，生产力没有解放出来，我们作为一线的教师，我们感觉生产力还要解放出来，从制度方面完善，尊重教师，尊主我们各个学校他们的权利。但是如果只谈给他们也不对，对管理者领导者要有制约机制，这样才比较好，如果是光靠中央政府高高在上边监督的话，你就很难保证下面全国各个高等学校，他们到底怎么经营管理这个学校就会有问题。所以高等教育有很多的问题，比如交非所需，交的和需要的有脱节，但是也有学校我们可以称作垄断，他的机构垄断，民间的教育机构发展又受很大的影响，它自己的公立学校规模的扩招又有很多的限制，就导致了很多问题。包括就业难的很多问题，不光是我们毕业生多的问题，专业不对口也是很大的问题，就是市场所需要的并不是我们学校里面所生产的，很多公立学校他们关注市场的需要，虽然也在谈，其实没有很大的关注。因为我们在内部都了解，就是比如很多高等学校，路政专业开设课程，虽然也有这方面的报道，但是并没有确实了解这个市场的需求，以市场需求作为导向进行内部的设计，这个有赖于我们这一届新的政府，我就特别希望后半期的时候，能够在教育方面有一个改革，就和总理讲的一样，让孩子们上好学，把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解决。因为这个问题的话非常非常重要，上好学，教育做好的话，对我们国家整个人力资源的结构、层次、质量都是很重要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希望我们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其他方面，比如说民生方面，我们肯定政府会一如既往的再往前推进。(03-18 11：35)

　　主持人：高老师有什么其他意见？

　　高辉清：我觉得首先前5年经济发展比较平稳，社会经济发展也开始转型，方向是对的，而且也开始证明它有效果，在剩下的5年内，如果能够把现在的政策和方向持续的执行下去，而且使得它起到一些实质性效果，我相信对5年来所能做的这些事情就已经相当的了不起了。别再变来变去，别出现中间很多停止改革的问题，停止经济转型的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原来我们对新的领导班子最大的一个祝福也好还是希望也好，反映一般老百姓的声音也好，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而且我们也是看到，总理刚才说了几点，我觉得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提法是第一次看到，抑制通货膨胀，这不是一年的任务，而是五年的任务。这个提法实际上很新颖，保持经济平稳发展这是永远提的，但是连抑制通货膨胀不是一年的任务，而是五年的任务，我觉得这个是有新意的。最少证明首先中央认识到这个任务的重要性，第二个也知道不是说我很快能够采取紧缩措施能够解决得了，实际上有时候这个问题是要靠时间制度消灭掉，我觉得最少对这个认识，对我个人来说应该是很正确的一个提法。(03-18 11：42)

　　主持人：证明这也是一个长期的比较艰巨的一个任务。

　　高辉清：因为这个特殊性的问题。(03-18 11：42)

　　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问题。

　　王建民：刚才有网友提到腐败问题为什么不谈，腐败问题我们国家有很多的措施正在进行治理，这个腐败的问题哪个国家都可以碰得到，我们正好处于转轨时期，机构不够健全，但是我们中央也在不断的完善，我们成立了预防犯罪局，提前来预防，不要把这个官员出了问题之后抓起来，在采取很多措施。而且很多包括举报制度在不断的完善，像北京市就是有某一个干部已经准备提拔他，组织考察没有把他的问题发现出来，考察之后，公示期间有人举报他有问题，纪检部马上就查，发现真有问题，然后把这个人最后判了刑，所以目前关于腐败的监督机制越来越健全，但是有一个过程，我们注意到我们党和政府对治理腐败的决心是非常大。目前我们中央政府做的工作很好，有很好的计划，有很好的战略，但是在地方上，刚才网友谈到地方有些县里面，我们总书记、总理这么亲民，可是一些地方的官员那么高高在上，很多网友，很多市民觉得不能接受，有的可能是地方上他们权利过有关系，中国在进行大幅度改革，我们新的管理体制也在介绍这个成绩，就是在县以下一些管理制度和机制也在加强。再一个是目前我们少数的地方干部，我们老百姓对他们一些行为和做法不是很满意，这个说明我们的评价制度，他们干部做的好不好，我们总理讲要人民满意才行，我们评价机制如果改变，让老百姓他们都表达意见，这个比例加大的话就会比较好，就是因为地方政府直接面对我们基层的老百姓，让我们老百姓满意，工作满意做得好不好，只要不是从上面进行评价，基层老百姓的评价你给我提供服务，你是政府要给市民提供服务，那么服务的好不好，由被服务者来做评价，我觉得我们需要改变评价制度，逐步完善，就能让基层干部他们的工作更被我们老百姓所接受，或者绩效会更好。因为只有基层的老百姓，直接的被服务者才能够知道他们工作做的到底合适不合适，好不好，所以我们干部的绩效考评机制需要做调整。(03-18 11：43)

　　主持人：这次我看到机构改革里面，没有给地方提出机构改革的试验点。

　　王建民：因为中央改革完之后的话，地方相应的也会调整，需要有一个过程，因为这涉及到了很大的问题，我们要保持稳定第一位，因为很多干部的安排怎么安排，公务员怎么安排，会引起很大的问题。毕竟我们公务员队伍为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了跟多的工作，整个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安排，不能跟企业一样的效益不好减员，一下子把人减掉了，我觉得这需要一个过程，中央改革之后的话，中央需要把人事安排好，下一步的话会有改变。(03-18 11：47)

　　主持人：奥运会是今年的一个焦点。

　　王建民：对，奥运会我们注意到中央已经成立了一个以习近平常委为领导小组，对我们奥运会领导协调，是我们中央的最高层对这个问题进行关注。因为现在很多国外的敌对势力抵制奥运会，搞破坏这个防范工作，需要调动全国的力量来进行防范，国外的有些势力是非常糟糕的。(03-18 11：48)

　　主持人：奥运会对我们国家来说可能不光是一个经济上的契机，可能包括文化，包括改革都是一个很好的展示的一个机会，包括一个自我调整的一个机会。

　　王建民：对，是这样的，你比如发现很多国外的人对我们中国的评价，他们有很多误解，他们不了解中国。比如说我们到国外的时候到别人家里面，他们就问你们中国家里面有没有相机，你们拍不拍照片，我们在家里面会经常拍照片，拿出来黑白胶片相机，很笨的给我们拍照片，后来我们说我们也有，我们政府的官员去那里，拿出来都是很高级的数码相机，他们一看都傻眼，他觉得他们很多情况对我们中国不了解。我们包括国内很多的年轻人盲目的崇拜国外，外国人对我们不了解，希望我们通过奥运会，我们这个开放，整个旅游的人会增加很多，国际的媒体会到我们中国来，这是对世界的宣传很重要的方面。现在出国到美国到日本，包括我自己，包括很多人一点没有吸引力，真是没有吸引力，生活、住宿，整个环境没什么吸引力，就是他们的自然环境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整个的吃穿住行一点没有吸引力，我发现像哈佛大学他们那样的大学，他们生活的便利程度，比如水果的丰富程度根本不如中国的像北师大，咱们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水果，就像咱们北京，一年四季都不断，想买什么买什么，他们那儿根本没有，就是很少。我们中国的发展，比如说计算机方面，我们不断的更新，我们的配置是非常高的，绝对超过了哈佛大学，超过了耶律大学，就觉得非常的令人惊讶，他们搞他们很传统的东西。我们目前整个从大学来看的话，我们物质方面的发展非常快，但是同时我们也感到，我们软的管理方面，制度方面，我们的一些理念方面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硬件的建设，楼越盖越高，会议室装修的那么漂亮，但是我们对人才的重视方面，在很多软的管理的方面，对学科的追求方面还有很多问题。而且很多的话，明显就是体制导致的问题。(03-18 11：49)

　　主持人：奥运会需要我们去怎么来参与这个奥运？企业，个人，包括社会团体。

　　高辉清：我觉得对奥运会这一块，可能作用也不能估计的太大，毕竟只是国外把这个事情可能是有意借题发挥，才让中国这届奥运会承担了它不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我觉得客观来讲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奥运会是一个舞台，只是一个舞台而已，严格来讲，展示各国体育风貌的问题，对我们作为是一个承办的主人来说，我们能做的就是表现出我们的热情，表现出我们的友好，表现出中国人的聪明和才智，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要做的。那么对每一个人来说，尤其对北京人来说，可能每个人要意识到可能在别人那里就是一个中国人的代表，你的精神风貌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别人对你的看法。我想对我们来说，可能最主要的是在这方面，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一些言行，或者一些修养各个方面，可能在奥运会方面要注意更多。那么包括对城市的风貌，对一个城市的风貌，一个城市的精神面貌对别人的影响也非常大。至于其他的方面，我想可能确实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往里面要做出多大的直接贡献，我想也没必要把这个奥运会的作用和位置夸的太大了。(03-18 11：52)

　　主持人：奥运会需要我们去怎么来参与这个奥运？企业，个人，包括社会团体。

　　王建民：奥运会我们个人参与，首先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一定就是你直接进行参与奥运会，也有选拔机制，比如你去报名然后选拔，选拔上了就去直接参与，比如作为志愿者，火炬手等等，如果没有参与上，如果没有选拔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开开心心的把生活搞好，有国外的人来，展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礼貌，维护大局就比较好的。企业的话，也是奥运会有很多的产品，对服务有需求，有招投标制度，你去参与，如果参与的话就把自己的服务和产品做好，不要有一些不法的行为或者急功近利，或者去搭便车，不应该这么去做。我们就是守规矩，企业或者任何一个组织，或者个人，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听我们中央和北京市对奥运会整个的部署，按照这个部署要求去做，就是对奥运会的支持，就是很好的参与了。(03-18 11：52)

　　主持人：我看到有网友提出来关于新《劳动法》，他说新《劳动法》已经颁布实施3个月，但是还有劳动者找工作不容易，处于弱势地位，专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王建民：《劳动法》跟找工作的关系不是很大，《劳动法》是对用人单位有一些新的规范，我们《劳动法》里面很大的一个争议就是工作10年以后可以变成无固定期限工作合同，其实根本不是这次新的《劳动合同法》里面新的提法，而是在95年《劳动法》里面就有这个规定。我觉得这是我们政府应该保护劳动力利益和权益的方面，你想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工作10年，还要面临着被解聘，短期聘用的话，无论对企业对个人都没有合同，这个无固定期限合同不光是对个人有好处，企业也需要长期的员工，需要有核心员工，你保持10年几期都是评价合格的，为什么不让他长期为你的企业服务呢？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我们整个经济在高速增长，但是我们人力资源，人口的问题也是很大的问题。你就业在不断的促进，同时总理说今年要把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来，你假使没有就业的话，也有一个保障制度。同时的话，有很多人不一定要等着去就业，自己创业，想办法也是一个方面，就是应该去创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03-18 11：59)

　　高辉清：实际上现在这个《劳动法》争议比较大，对任何事情来说，经常说的要辨证法则，两方面来看。新的《劳动法》对找到工作的人来说可能是有一种安定，可能增加了很多成本，实际上是一个隐性成本，有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比如举个例子，很多企业过去可能是雇了很多工人在大陆，但是今年以来可能他雇的工人就少多了，有很多因素，就是各种各样的运行成本上来了，本来可以就业1万个，现在只能就业7千或者5千，所以确实把《劳动法》跟就业之间完全联系在一起，也不是很严谨的。但是确确实实中国应该来说不施行也不行，这部法的初衷是对的，劳动者必须要有一个安定的保障，至于这个保障是由国家来承担还是由企业来承担，这个可以根据不同的国家来说，可能有不同的对策，这个策略初衷应该是好的。另外还有刚才王教授提到，确实是我们国家在提倡自主创业，自主创业来就业，通过创业来就业，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不管是从个人来说，还是从国家来说，只有创业带动就业，这个创业就业才是可持续的，经济也才是可发展的。(03-18 12：00)

　　主持人：我们看到现在温总理也谈到了两岸经贸的关系，应该来说现在随着大陆经济的一个飞速增长，台湾对大陆的依赖性是不是越来越强了？从经济上来讲？

　　高辉清：这个应该是这样，这不仅是台湾的问题，前面一开始也谈到，全世界对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说依赖，但是中国对全世界的经济促进作用显然是越来越大，而且从过去比如说日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处于经济10年之内没有什么发展，但是后来经济开始起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中国对它的进口带动了它的经济，日本是这么一个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大国，他的经济付出在很大程度上都要靠中国来带动，更别说台湾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个地区了。所以说他要是不来中国大陆的话，他的市场让其他国家的企业占领的话，他肯定受到的损失会比较大。毕竟中国大陆增长这些年是最快的，机会也是最多的，所以这是毫无疑问，中国大陆的发展，对于我们台湾地区的经济促进作用显然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大陆正好这个经济处于一个结构升级的时候，那么它的需求量增加，不管是广度还是深度，现在全世界没有可以跟中国大陆相比的经济体，所以最少在这段时间之内，或者在可预测的五六年之内，跟大陆的经济联系的越紧，对台湾来说肯定是经济发展就多了一个保证，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想实际上给台湾地区有一个启示，就是说作为一个经济体，你要可持续的发展，实际上你是需要有一个纵深的市场的，你要有一个纵深的后援的，真的安排李登辉他们独立出去，经济割裂，台湾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死岛，很可能它的经济就没有源头了。实际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平共处的发展，包括未来和平统一，应该来说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因为经济的联系就在这儿，所谓的血融于水，经济的联系也有这个。因为台湾地区除了大陆之外周边都是大海，没有一个很好的经济的定位。(03-18 12：00)

　　王建民：我觉得我们中国是一个极大的市场。台湾的产品服务一定要有市场实现才能够有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增长，所以要有产品，有价值的实现。所以我们台湾地区如果跟中国经贸加强合作，那么经贸要是工作做的好的话，主要是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会有很大的一个作用。(03-18 12：00)

　　主持人：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对于两岸统一的大业是不是也有促进作用？

　　王建民：当然是，我们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对我们祖国的统一一定会有正面的促进作用的。因为这个统一问题除了经济问题还有政治问题，如果强大的话政治影响力就会大，台湾问题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国外的势力在支持，一支持的话，我们很多政策就不是内部的力量去解决这么一个情况了。我们经济地位的提升，国际地位的提升对我们在国际上处理很多政治问题会有很大的帮助作用。(03-18 12：07)

　　主持人：有一个网友提到这样一个问题，房价涨成这样，可能就是房价跟民生是一个民生的重要问题。

　　王建民：不一定非要考虑买房，房价涨成这样可以不去买，可以租，租赁以后再慢慢的积累，所以我们就是不是很年轻的人一定要去买房子住，从政府来谈的话，当然有人买房的话，房地产经济才能发展，但是从政府来谈的话，应该是促进租房，买房比如说是高端的，低端的收入者应该是租房。从我们个人来讲的话，还是可以租房，我自己现在都没有考虑买房，我觉得房子再大的话都是睡那么一个床，在条件不具备的话，单位提供住房小一点也是可以的，生活的质量和房子大小没关系的。有的人房子很大，二层楼，用了不久就死掉了，生活不愉快，就能够要了命。我觉得这个是不要给自己增加那么大的一个压力，首先从我们个人来谈的话，如果你的条件没达到先租房住，这个比较好，不要去盯那个房价，造成很大的压力。孝敬父母，一定要很大的房子才叫孝敬父母吗？父母需要的不是你房子要多大，让父母感到健康快乐，孝敬父母就是很大的一个对父母的关心，不是你给父母买大房子，大的房子住到里面就说明你多关心父母，父母会感到愉快吗？所以我觉得从我们观念来讲的话，当然房价很高，中央都在想办法调整，这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我们中国搞市场经济，就是房价高低不能通过行政命令去做调整，由市场来调节，市场调控的话还有一个过程，然后非常复杂，从个人来谈的话，我觉得不一定买房，可以租房。(03-18 12：07)

　　主持人：包括今年有换届的因素在，现在房价大家都在争论是不是拐点，这个换届会不会对固定投资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刺激的作用？或者是对房价会不会让它拐来又拐回去了。

　　王建民：拐点这个问题，建设部现在已经不再谈拐点问题了，拐点不拐点，政府是不能预测，你要由市场来做决定，政府说有拐点就有拐点吗？现在很难控制，总理说就业，大家就也问题，我们市场经济应该是由市场机制来决定。(03-18 12：08)

　　主持人：今天这样一个从紧的货币政策，会对房地产市场有一些影响吗？

　　高辉清：首先这么说，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一个被迫的从紧，实际效果不一定很从紧，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从紧，是因为我们的货币联绵不断的进来，我们的外汇储备不断的增长，被迫带来的从紧。但是从我们过去的效果看，实际上每次都相对宽松，因为我们没法把所有的外汇带进来的货币对冲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从紧的货币政策，实际实施的效果不一定会是真的很从紧，因为有很多是我们不可控的因素导致的。比如说2月份，我们的外贸顺差降的很低，但是我们直接项目的投资进来增加很快，百分之六七十，这笔资金进来立刻就增加了你的货币供应量，所以这样的话，实际意义上对从紧的货币政策产生的实际效果应该来说不用太悲观，我觉得是这样。第二房地产领域已经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事情，房地产我们因为是刚刚发展，不像西方发展了很多年，市场比较规范，管理也比较规范，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从房改真正启动房地产没几年的时间，这几年的时间，我曾经说过，它是草莽英雄时期，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像当年我们的股市90年91年一样，那是暴涨暴跌的，一天跌百分之四五十的都有，股市跌90%的都有，那是草莽时期是肯定的。我的个人看法是这样，将来是慢慢走向规范，尤其当住房，有一个专门的大部委来管这个住房的时候，一定要走上一定的发展道路，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房价的暴涨暴跌概率是不太大了，适当的回调我相信是合理的，但是也不可能涨的太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地产对投资的影响可能短期之内稍微会有点收缩，但是稍微有点收缩的话没关系，刚才主持人说的，有一个换届，换届会带来一个投资的增长，这个投资房地产市场这块可能少了一点，政府这块可能会多一点，这块对冲起来又差不多，所以可能就反而达到一个平稳的效果。那么综合来说，这个问题都不会是太大，对中国的问题，我相信相对平稳发展，快速发展依然是今年的主调，应该来说上天还是比较照顾中国的，总是会让你各种各样的很多问题有一个对冲作用。当然这个跟我们的宏观调控意识提高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很多问题都不用太悲观，当然肯定也不会太乐观。(03-18 12：08)

　　主持人：我看包括一些国外的媒体评论说中国的政治工作报告充满了儒家的思想，包括总理在发布会上也提到了一些古语诗句在里面，我不知道二位老师是不是也同意咱们现在在治理国家的艺术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儒家的智慧在里面？

　　王建民：我觉得肯定有，因为我们政府的报告，除了体现政府的工作，同时政府的领导者他的思想，他的价值观也会体现出来，就像企业经营一样，企业的创办者，企业的决策者他的思想，他会在这个企业经营的里面体现，我们中国儒家文化渊源流长，我们许多中国人，尤其受到我们这个文化的影响，当然在具体治理国家的制度建设方面会体现这种思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结果他们其他很多国家，就像他们的思想一样，他们国家的传统思想，文化价值观一样，我们中国肯定会体现的。(03-18 12：17)

　　高辉清：因为我读博士后是研究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很重要的特点是强调平等与和谐，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西方强调的比较多，但是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平等，这个就跟我们国家的儒家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万物平等，我们儒家文化实际上将来中庸也有这个问题，实际上中庸就是希望大家平等的幅度是比较大。所以为什么现在不仅是中国，国际上也有反思，像天主教基督文化，按照他们的文化上帝造人出来是为了改造自然，统治自然的，人跟自然是不平等的，在他们的文化根基里面就不平等，现在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儒家文化后来进来佛教文化也好，还有咱们老子这个道家也好，那么顺其自然这一观念，中庸文化里面有一个叫顺其自然，道家是顺其自然，佛家是万物平等，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传统文化更适合于经济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换句话说它是更适合于这个世界的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的，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为什么能走出我们成功的特色道路，跟我们始终是在儒家传统文化下指导这个行为伦理和行为潜规则下面取得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比如说我们的改革为什么不会像西方一样一夜之间就改掉了，有时候改革不过瘾，把前总统都枪毙掉，他们就喜欢搞一些激进的动作，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渐进式的，跟我们传统的文化有关系，跟我们中庸之道一些合理的东西有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为什么把中国的文化往外推，也面临着中国几千年优秀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已经被证明它的真理性，确实有必要宣传，我认为是这样。(03-18 12：17)

　　王建民：我觉得高老师提得很好，咱们中国人如果自己背离了传统文化的话是做不好的，背离了平等和谐，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和互相尊重这种逻辑的话，我们国家自己的事情都做不好。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中东平等、和谐，这种价值观，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总之我们自己的传统就会做得比较成功。所以我觉得目前就是我们中国就是要促进世界的和谐，中国得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是证明了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成功。再一个我们中国软实力发展好的话，有利于促进硬实力，国防等等的增强。就像我们中国的软实力在增强，有的国家他们去分析，他们所谓的世界的强国，他们的软实力在下降，因为他们违背了很多逻辑，他们不尊重别人，不追求和谐，导致他们国家的发展，他们的软实力下降，我们中国正相反，我们中国尊重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平等和谐，主要是这个我个人的判断这两个方面，我们促进的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我们还想利用我们的价值观，促进世界的和平，世界的发展，我觉得会有一定的作用的。(03-18 12：18)

　　主持人：我们也看到温总理特意给法国记者留了一个提问的机会，就是说跟中国和法国之间的这种比较好的友好交往的关系。

　　王建民：这是一方面，同时我们中国的领导人特别注意平等，在这些提问里面，没听到法国记者提问，反映我们总理的人格魅力和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刚才我们讲平等的问题。法国在欧洲他们的价值观，可能跟我们中国关系比较友好也是一个方面。(03-18 12：19)

　　主持人：现在又谈到股市了，王老师炒股吗？

　　王建民：没炒，对股市不太了解，我们家有人炒股，一下子被套住了，以前每天看股市研究也不看了，因为套了很多。(03-18 12：20)

　　主持人：特别是去年的时候，是全民炒股的时刻。

　　王建民：想致富是一个好的愿望，我们股市不稳定，股市的涨跌不符合经济的逻辑，也与我们股民的不够成熟有关系，你盲目的，那么多人全民去炒股都是追求那个短期的一种盈利，这个心态是有问题的。一个人学了经济学的话，或许不会去炒股，我们同学有些做专家的，专门进行股市分析的专家，别人就问他买什么基金什么股票能赚钱，他说你闭着眼睛随便摸都有可能赚钱，都有可能赔钱，就是股市里面这个不确定性因素非常多。我觉得有些钱或者有时间可以投资，但是不能寄托于这个，期望短时间内暴富，导致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影响，说明这个人对他自己自己的管理，对他人生和职业的管理是不够明智的，所以投资，但是要和生活分开，你不能让投资行为变成自己生活的全部，由于你的投资失败，导致你生活的挫折，就说明这个人不够理智了，不够理性，我们应该理性判断，理性投资，但是投资和你的生活要分开，不能把亲戚朋友积累的钱去投资，这的心态是不好的。(03-18 12：20)

　　主持人：要投资不要投机。

　　王建民：投机也可以考虑，但是投资投机，都可以是一种机会，但是这个机会的把握和你整个的人生设计要分开，只是你的工作的一部分，或者是你生活活动的一部分，不是你的全部。我们知道很多人因为借了很多钱，这种行为就是非理性的，陷入生活的危机，有的跳楼，有很多自杀的，受到影响之后，我觉得这个是不够理性的，投资投机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比较理性的，它里面有风险，出了风险怎么应对，我们目前政府老谈这个预案，有预防机制，那么你个人的话，你投资这个股市会有风险，一旦出现风险应该怎么办？我觉得个人也应该做好这个预案，做好预案的话，一旦出了风险怎么去应对？怎么抽出来或者怎么退，就有一个安排，没安排的话就很盲目，就不太好了。(03-18 12：20)

　　主持人：高老师再谈谈经济方面的问题，股市跟经济的关系。

　　高辉清：实际上前面谈到，我觉得股市跟经济不用说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是显然接近股市的，从各国的经验看的话，只要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股市的任何调整都是短期调整，只要是经济一直在走牛的话，股市肯定走牛，从各国都是这么看，各国历史证明都是这样。通常的情况是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以后还有好几年，所以经济不是明显的下滑，那股市还会往上涨，甚至涨的更快，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就是当经济起飞结束之后，股市还是会涨一段时间。所以中国经济高点应该是会不断的出现，这是肯定的，从长线来看，在这样的情况下，咱们从短期看，股市现在跌成这样，我们看到有人问总理咱们股市上跌这么多，对经济实际上来说，我个人觉得会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它的负面作用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就是实际上是资金有一个问题，这个资金将来会到哪儿去的问题，当你如果说是房地产将来价格泡沫挤掉了，实际上是不会容纳太多的资金的，如果股市再往下跌又把这个资金挤出来，那么这些资金到哪儿去呢？只会呆在银行，除了呆银行就买东西，不管是呆在银行还是买东西，都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如果呆在银行那个顺差越来越大，负的利率会越来越多，老百姓损失就越大。另外的话肯定会买东西，买东西的话通货膨胀带起来了。现在这个通货膨胀之所以不是特严重，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因为产品供过于求，所以你成本提高，售价提高幅度不是特别大，可是一旦大量资金都没出走的情况下，我不是很需要的情况下，反正我放到银行也是赔钱，股市我也赔钱，房地产我也不能去炒，那我可能就去买东西了，当然有可能逼得不得已他又去买房地产了，把宏观调控取得的结果又冲掉了。就是我们首先要防物价，可能因为股市的调整迟迟调整的话，就会使得物价重新加大宏观调控。所以我个人觉得，在现在非理性暴跌的情况下，是有一些人为了自己机构的利益，在恶意的操纵股市，这样的情况下，散户是无能为力的，不管是从市场健康发展的角度，还是为了使得社会稳定，和为宏观调控创造比较好的环境的角度，不管从哪个角度，我认为政府应该去调控这种市场，应该抑制这种非理性的角度，因为现在股市已经非常合理了。我曾经有一个算法，美国假设市盈率20倍是合理的，这个价格是美国过去26年的平均市盈率，20倍市盈率是美国平均的市盈率，它是合理的，我算了一下，就是假设以三年动态市盈率为标准，就是三年以后，假设都一样，因为股市是动态变化的，三年以后现在市盈率不一样，但是三年以后假设是一样，按这个标准来算，美国现在20个市盈率，我们就应该是30到40，三年以后市盈率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我们中国股市的静态市盈率合理价位应该是30倍到40倍，之所以会出现30到40倍有一定的误差是因为假设不一样，假设你企业的盈利能力跟美国的盈利能力差别有多大的问题。但是最低应该30%以上是没问题的，如果按照5年动态市盈率的话，我们应该更高了，应该是40到50倍了，如果那样的话，大家肯定不接受。现在的市盈率，尤其是指标股都是20倍左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股市已经很健康的情况下，你还往下那就不健康了，那就是另外一个不健康了。在那种另外不健康的情况下，只要是不健康，就应该由政府来调控，我觉得是这样。(03-18 12：24)

　　主持人：你觉得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调控手段呢？

　　高辉清：实际上很简单，只要政府旗帜鲜明的打击非理性操作行为，非理性的那种恶意的融资，应该来说是属于现在市场比较前线的地方，只要旗帜鲜明的管就够了，其他的就不用管了。(03-18 12：25)

　　主持人：总理刚才也提到了，他很忧虑美元的贬值，美元的贬值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到底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呢？

　　高辉清：应该说，这个确实是，作为我们来说毕竟这个事件还是美元的事件，美国是做主导的，它的走势对中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只要贬我们就是涨，这个没有商量，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实际上前面总理也说了，不可测的因素很多，最大的问题就是由于美元的走势也是一个问题，当然跟经济很有关系了。它的走势不定的话，我们的人民币会走势不定，我们的货币政策就不定，我们社会的资金流动性也不定，使得很多我们的政策就制定缺少一个明确确定的基点。我们的宏观调控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基准就是在不断的变的，操作上非常困难。某种程度上讲在流动的沙子上面要建一个坐标系确实是很困难。所以我相信这个说的是一个实在话，就是美元对我们在的国家来说，美元的汇率走势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03-18 12：35)

　　主持人：我看到今年总理提到金融改革的时候，说今年可能要用更多的公开市场操作的手段来调节经济，这个具体来讲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

　　高辉清：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货币政策问题，货币从紧政策，咱们王老师是科班出身，尽管他是做管理，但是他的经济肯定比我好。从这个货币角度来讲，实际上是一个，你要制定的一个目标出来了，我要实现它的手段，手段是多种多样的，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当然我再三说了，这个从紧的货币政策最后是什么结果从过去看不要太悲观，因为某种意义上是被迫的从紧的货币政策。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有不同手段的选择，手段就包括数量型的，有价格型的，所谓的价格型的就是利率汇率，贴现率这个跟价格有关系，这是西方国家采用的，没有控制什么信贷数量的问题，信贷数量就是数量型的，都是影响数量。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价格政策或者数量型，但是通货膨胀在过去的情况看，一般来说是喜欢主张价格型的，价格型的不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所以这个价格是一视同仁的，公平的，而且好操作，所以发一个指令就完了。这个数量型的难逃犯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该收多少东西，我不知道合理的数量是多少，你往往认为是对的，可能就是错的，因为这个计划体制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但是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情况可能更多的倾向于公开市场操作，倾向于数量型的价格增长，就是前面我们分析了，价值型的货币政策，在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下是无能为力的，达不到效果。所以咱们只要退而求其次来做这个数量型的，这样能够见效果，收一笔就少了一笔。你调价格可能一调没有用，你越调跟美国的汇率利差越大，我们研究已经比他们加大了一个百分点了，达不到那个目的。所以为什么前面说，我们必须容忍一定的负利率，没办法，这个代价是全世界都要付出代价，我们也在付出这个代价。美国是物价不断的上涨，它的利率不断的下调，就是这个问题，按道理物价上涨要下调利率，它在不断的下调，换句话说它也看清了这个问题，这个是大家每个人都要还的，是个历史欠帐问题。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是这么一个政策取向应该是。(03-18 12：36)

　　主持人：我看到今年总理提到金融改革的时候，说今年可能要用更多的公开市场操作的手段来调节经济，这个具体来讲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

　　王建民：我觉得我们政府调控经济用这个市场的手段，反映了我们中国市场机制建设的完善，就说明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完善，用市场的手段去进行调控，而主要是货币政策，货币的手段来调控。刚才总理提到一条就有记者说，过去工作经验的总结，解放思想放在第一位，这点特别重要，解放思想。我知道我们中国整个的发展，刚才我们谈到邓小平同志就是非常伟大，他的思想先解放，他在我们整个计划的结构里面引进市场机制的思想，推进了我们整个中国经济的社会发展，所以我们整个的政府改革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完善，都是这个解放思想这一点特别的重要。我觉得解放思想，国外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也不对。思想解放，多用在手段方面，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逻辑来，我们国家的传统，过去思想的一个状况往前推进，把好东西吸收进来，同时的话需要辨别，把不好的东西排斥掉才可以。什么思想，什么样的观念我们能够用，能够接受，什么东西对我们没用，对我们没有价值，这样的话，这一点就是特别重要。有时候不太容易判断，这个东西本来不好，解放思想，搞市场经济，把别人的东西也弄进来，结果导致我们都不好。不能急功近利，需要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这一点，有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同时有难度。我们总理张口就有诗句上来，都非常的令人敬佩。(03-18 12：36)

　　主持人：这里有一个教育的问题，请王老师谈一谈。中国的教育改革正在进行中，但我们不得不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学费是逐年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为子女求学的经济问题所困扰，虽然我们提供了贷款等一系列的帮助措施，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仍然有不少的学生为经济所限，被学校抛弃，怎么改变这种现象？

　　王建民：教育我们谈的人力资本的使用是市场化的，市场配置的，市场使用，但是生产是计划的，就是这个没改变，控制的东西太多，安排的很具体，我就充满希望，谈到总理在这一届任期的5年之内，第3年以后，会不会对教育体制改革提到中央的议事日程，这一天肯定会到来，我们中央的计划是一步步在做，目前也在改只有党中央国务院亲自的去安排，像医疗体制改革一样，在这之前，像卫生系统也有改革。(03-18 12：43)

　　主持人：这个改革大的方向是什么样的？

　　王建民：大概的方向应该是让他们有权利下放，同时内部要建立制约机制，内部要有机质，就是对高等学校我建议就是让党委书记可以在学校里面搞小委员会或者是类似于理事会，这个理事会的这种体制，像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民大学都成立了，目前发挥得作用是有限的。我觉得应该对代表国家，代表所有者有了理事会，有党委书记做领导，我们可以社会知名人士，校校外多种人士组成代表所有者的一个长期委员会长期存在，比如说任期什么，经营的管理者，校长这个层次的，应该由董事会，发挥学校的老师、同学还有毕业生们来选拔，选最优秀的，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经营管理，他们工作的绩效由直接的董事会或者叫理事会来进行评价，由党委书记当理事会的理事长这种体制，我们中央任命，教育部任命，重点是把这个理事会组织好，规则定好，由我们党委书记来负责把理事会组织好，代表国家，代表所有者，把这个东西管好，把我们公共的教育资源，代表国家把这一块管好，中国的教育资源由党委书记从中央任命下来，要来负责理事会的建立，把我们这个资源管理好，保值增值，经营那个层次，校长那个层次，也由董事会发挥我们校友们师生们来做好选择，绩效有评价，这样的话就做得比较好。因为全世界的大学管理的好不好，或者说我们发现就是，这实际上所有的组织都是所有者经营者这么一种经营管理模式，所有者长期存在，监督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同时负责选拔经营者这么一种机制，有直接的制约体制就能保证效率。而且我们监管者高高在上，不能够保证我们的教育资源能够发挥好，这肯定是一个必然趋势，包括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所有者经营者的一种制度。全世界目前还没有发明一种更好的制度避开经营者所有者，所有者对这个资产进行监督，对保值增值负有责任，同时聘经营者进行直接监督，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现在大学制度什么的，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制度，就是这么一种机构。(03-18 12：44)

　　主持人：总理记者见面会已经结束，我们同步解读也到此结束，感谢二位老师的精彩解读，希望二位老师下次还有机会能够做客我们和讯网。两会新闻看和讯，谢谢网友们对和讯网的关注。

　　高辉清：谢谢大家！(03-18 12：54)

　　王建民：谢谢！(03-18 1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