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今天博鳌亚洲论坛将举行金融改革与创新风险机遇论坛，我们专门请到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的郭田勇主任来为大家解读这个话题。郭老师，欢迎您到和讯。

　　郭田勇：也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各位进行交流。(11:12)

　　主持人：首先想请教郭老师，金融改革与创新、风险与机遇是金融博鳌论坛很重要的话题，您觉得今天博鳌论坛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话题，提出的背景是什么，金融改革与创新的风险有哪些？机遇有哪些？

　　郭田勇：博鳌论坛在国际上也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论坛，通过龙永图秘书长的表态，乃至未来可能要跟达沃斯相媲美，所以这样的论坛一定要抓住一些有影响力有代表性的内容。我想今年以来全球发展来看最具影响力的就是美国次贷危机，在这以后使全球金融市场陷入了恐慌，风险巨大，这的确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风险现在看来在美国以及西方很多国家影响都比较大，导致金融机构处于破产的状态。未来我们的金融机构应该怎么样进行改革和创新以能够形成一个有抗风险能力的健康的金融机构体系，这肯定是当前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亚洲，还是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我们现在急需探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博鳌论坛选择金融改革与创新从风险和机遇的角度对问题进行阐述还是与现实结合非常紧密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11:21)

　　郭田勇：说到金融改革与创新的风险有哪些？首先只要是改革，要创新，这件事情肯定就会有风险，如果四平八稳，没有创新，没有进取肯定风险也稍小一些，创新与风险本身就是并存的。但是我们又要鼓励创新，因为没有创新整个金融业就没有发展的动力，我想各个国家的政府及有关部门都对金融创新是鼓励的。创新的同时会有风险，关键是怎么样在鼓励创新的同时能把风险控制住，或者说能够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这样就能够实现一个良性的发展。所以说如果从创新带来的风险种类来看，我想即有制度层面的风险也有业务操作层面的风险。也有由于技术上的进步，但是对进行掌握不成熟，比如我启用一项技术，比如网络，有的银行先上了，但是对网络的安全性可能掌握的不是太好，带来一些技术层面的风险。所以说无论是制度上还是业务上，还是技术上都有可能面临一些风险。怎么样能够对风险进行有效的超前性的防范来推进改革，这样改革最后产生的效应才能够大于风险。(11:23)

　　主持人：您刚才也提到了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对全球经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有提出来下半年会爆发全球的金融危机您对此观点怎么看呢？

　　郭田勇：的确现在次贷危机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是下半年是否会爆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要观察，从现在来看我们并不认为次贷危机对中国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所以说全球金融危机还不太准确。西方次贷危机相对比较深，有代表性的国家是否会爆发局域性的金融危机并不能排除这可能性。现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政府中央银行的确在采取各种措施在挽救。这些措施我们从外界报道和观察来看，可能有很多措施效果并不是很明显。比如说联手救市注入好几千亿，好像有打水漂的感觉，对真正激活市场的流动性带来的效益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我想套用我们国内宏观调控去年大家经常谈的一句话，这也是效果有一个逐渐积累和显现的过程。美国一方面有很多这样的措施，诸如降息等，另一方面美元这段时间大幅贬值，这也是刺激美国经济的一个方式。在这种多种措施的作用下，当然美国经济大概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措施无效，经济持续陷入衰退，低迷，还有一个就是措施的效果逐渐开始显现，这可能要有一个过程，可能再过几个月，或者今年下半年经济开始逐渐复苏，但是我个人感觉后一种可能性就是经济初步摆脱次贷危机走向平稳，或者走向复苏，我个人认为感觉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11:28)

　　主持人：为什么呢？

　　郭田勇：因为我们分析次贷危机主要是在金融层面产生的问题，金融层面跟实体经济层面是两个不同的层面，金融层面有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次贷危机主要问题的暴露以及不断的恶化，主要还是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层面，当然这里面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方面的降低标准导致前期进行的大规模的信用膨胀，最后风险终于显现，等于是现在为他以前做的一些错事儿，或者是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为什么我个人感觉走出衰退可能性比较大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原因以及现在的情况，但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我个人感觉从美国经济体来看，它的实体经济层面还是比较健康的。比如说企业界，包括金融界，整个治理水平和创新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次贷危机之所以爆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它的监管能力也意识到了，监管对创新有所放松，或者说有漏洞，因此它现在也在开始进行改革。也要对监管机构进行整合，也是在对问题进行总结，反思和改革。同时，实体经济层面和企业来看，它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因为这是决定国家经济一个最根本性的东西。所以我个人判断由于它有这块基础的东西在，它未来走出危机，重新复苏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11:32)

　　主持人：通过次贷危机的演变，包括现在采取的措施，对我们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创新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启示呢？

　　郭田勇：这对我们也是很有启示的一件事情，在次贷危机中有人的观点是认为美国次贷危机起源于金融创新领域的，由于金融创新的一种过渡，其实现在我们从央行或者金融机构来看也在鼓励金融的创新，可能这时候次贷危机对我们从信心上形成一定的影响，让我们重新来审视和面对金融创新。但是我们要看清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美国次贷危机的确由于金融创新的被滥用使得金融风险被成倍的放大，但是我们要看到美国次贷危机所以出问题它最根本的还是在于金融基础资产这块出现的问题。这是我先给不达标的人发放贷款，这块贷款量非常大，是这儿出的问题。金融创新是把贷款的风险转嫁出去了。当然商业银行由于它有了风险转嫁机制以后，银行的收入是从利息收入变成中间业务收入了，这样它就更有积极性给这些不达标的人发放贷款。所以创新和基础资产这两者之间形成一种互动，这种互动不是一种良性互动，可以说是一种恶性互动。就是我给不达标的人放贷款，我通过金融创新发次级债，结果就是这样，再加上监管不力就出现了次贷危机这样的结果。但是次贷危机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基础金融资产有问题，所以说我们中国讲到金融创新，比如说我们现在也要准备发行一些资产证券化的业务，首先我们对银行的基础性金融资产还是非常重视的。我们监管机构进行比较发现，我们国内银行尽管也存在一些放低贷款门槛或者审查不严格的情况，但是就总体的资产质量而言我们是比美国要高得多的，不能同日而语。我们是站在一个更好的基础金融资产的平台上进行金融创新，显然我们的金融创新风险要比美国小很多。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我们敢这么说，不能因为美国出问题我们对中国的金融创新就滞足不前。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也有一些相似性的一面，美国所以说银行敢给这些不达标的人发放贷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房地产价格持续的上涨。房价在上涨，即使给没有偿付能力的人放贷款也没事儿，因为大不了把房子收回来，银行这种情况下就觉得有人想贷款就敢贷给他，只要建立在对房价上涨的预期上。所以在中国保持房地产的平稳性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房价持续上涨以后，一方面形成投机性行为的大量存在，然后从金融机构来看它就会有意无意的也要获得利益最大化。(11:38)

　　主持人：通过次贷危机的演变，包括现在采取的措施，对我们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创新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启示呢？

　　郭田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金融监管的问题，美国次贷危机大概是04年到05年美联储就注意到了一些银行发现贷款的限制不太高，但是并没有予以充分的关注和干预。当然这跟不干预的市场经济原则是有关的，我们中国银监会监管理念第一条就是要管法人，法人机构就是看到整个机构资本的水平达标了，不良率，各种总的经营指标在我的监管指标框架内就可以发放贷款。但是并不倾向于对你的每笔业务去关注，假如我们举个类似的问题，前段时间和讯网开了一个会，关于理财的，其实理财产品也暴露出了一个问题，各家银行设计的五花八门，监管机构在一开始大概也是希望保持一种多样性，发挥能动性，多去做去，所以这也是有一不干预的政策。监管机构前期来看相对来讲，这方面很细致的措施是非常少的，但是后来一看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现在银监会对银行理财产品发了一套很详细的规则，我想监管的改革和完善都是实际层面出现了问题，来补漏进行反思这是具有一致性的。像美国就是，看整体的法人机构就行了，但是一下子出问题了，他也感到他也是有一定责任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要对监管体系进行完善，现在又强化了美联储监管的权威性和全面性，未来出现问题要达到防御，不能有漏洞。所以说美国次贷危机对我们启示还是很大的，我们中国现在在金融机构综合经营，业务创新非常多的情况下我们也要为了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克服金融创新的负面效果，我们的确也有必要对现有的监管体系进行反思和改革。(11:47)

　　主持人：我们看到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也提出一个观点监管机构永远要站在市场这边，这个话的含义怎么解读呢？

　　郭田勇：监管机构有的时候容易高高在上，比如他把管法人作为第一位，比如中国银监会要监管法人的话那只要对工商银行各大金融机构总部统一控制风险就完了，但是大量的业务都是在基层机构第一线做的，第一线的这些人是真正贴近市场的一些人。所以说我们通过刘明康的话也想到，他以前也讲到类似的话，大概是农村经济改革的，他讲只要有金融机构有经营的地方就要有监管。因为大量的问题无论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危机还是理财这块，大量的出问题，比如跟客户打交道出现的问题都是在前台。监管机构一定要从金融机构毛细血管的末梢上出现点点滴滴的小问题，能够发现这里是不是具有普遍性？这些问题对未来大的金融机构的经营会不会形成一种隐患。所以监管机构一定要距离市场第一线越近越好，这样才能真正发现问题，使得监管具有前瞻性和有效性。(11:50)

　　主持人：中国人民银行昨天也发布消息截止3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超过1.6亿，您觉得亚洲这样的一个金融市场结构庞大的外汇储备能不能足够抵御美国次贷危机那样的危机呢？

　　郭田勇：比如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那时候有这么多外汇储备的话发生危机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了，因为这对我们来讲是资本外逃的问题，那么外汇储备多克服这种问题是有效的。但是美国次贷危机，对于我们来讲并不是资本外逃是资本倒灌，出了问题一方面是市场投资机会锐减，大量的投资资本要寻找出路，他要向外走，那么就有可能流到新兴市场中来。另一方面美元持续在贬值，很多西方投资人也不愿持有美元，相反会很追捧人民币，我们看到这种效果跟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的资本大量往国内流的话，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那么这种包袱效应就比财富效应大一些了。可能让我们觉得背上了比较沉重的包袱，因为美元都在不断贬值，我们看媒体报道说有媒体多长时间损失了四艘航母。所以说从国内发展来看，外汇储备高的话，当然就像一个人家里面存的钱比较多一样，首先这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但是初步的水平变得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两个疑问。第一，这么多的储备，这么多钱，能不能把这些钱投到更好的领域，让这些钱多升一些值，别跟美元一块贬值。另外一个问题是要考虑在现有的机制之下能不能从流量上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确实觉得外汇储备增长的已经过快了，所以我们能不能让它增长的慢一点，甚至能往下降一点。这两个不同的考虑带来了两种结果，第一种是怎么向外用，当然包括成立公司，包括银行搞的金融产品到海外投资，包括银行业、企业界进行海外扩张，这里有宏观效应，就是把这笔钱向外用。因为我们认为这笔钱与其让它爬在帐上，不如让它钱生钱。另外我们并不认为这么庞大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事儿，降一些我们也看到人民币也处在持续的升值之中。特别是这次两会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一个新观念，我们以前一讲到国际收支失衡通常指的是出现大量的国际收支逆差。我们总理报告中说顺差也是收支失衡，所以我们要业绩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用加强资本项目的管制来挡住一批国际热钱。总之，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的确对我们来讲负担效应比财富效应变得更高。(12:02)

　　主持人：您提到的业绩，包括人民币升值，大量的热钱涌入中国，这对我们国家金融创新来说是不是难度更大了？

　　郭田勇：的确也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大量的热钱涌入有的时候容易使我们从宏观政策来讲，对宏观经济政策带来一种抵消性的作用。今年我们采取从紧的政策，国内是收紧银根，防止经济高膨胀。中央银行收紧银根，这边大量的国际资本往里面流，流进的钱当然他首先会选择一些流动性比较好的场所，比如到股市，到房地产，但是现在股市是否是这些钱的启发之地呢？大家又有疑问。因为中国的股市看起来是人民币升值热钱会持续往里流，就会对股市产生泡沫，但是股市从行情来看前期已经发生了对升值的透支了，去年已经到了6000多点了。其实股市是有一些制度性的障碍没有解决，真正国际游资进入到中国以后会不会把股市作为他首要的避风港来获得盈利的场所，现在我们是有所怀疑的。因为国际资本是很理性的。房地产整个价格也是偏高，我们现在看到其实中国的房子，像北京的房子已经跟美国的城市包括都比多伦多的房价高了，国际资本看北京的房价偏高也不认为有多大的投资价值。我想说的是我们要防止国际资本热钱进来以后通过一些金融手段渗入到实体经济领域。渗入到实体经济领域就会对从紧的货币政策带来负面的对冲效应就会更大一些。前段时间我去广东看到一家准金融机构，是担保公司，银行现在银根收的非常紧，他担保了，担保以后银行也不能贷这个款了，因为银行手里没有这个指标，他们现在是找国际热钱，他要通过一个机制把这个钱搞进来以后，然后把这个钱直接投到企业里去。所以我现在个人感觉，因为他投入到实体经济领域以后就会对我们的紧缩政策直接带来抵消。我觉得现在要防止大量的热钱和国际游资通过转换身份或者通过什么操作方式大量进入到实体经济领域中去这可能也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12:07)

　　主持人：网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夏斌在中美高峰论坛说其实国家并没有严格的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是否说从紧的实际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呢，而实际上今年仍然会是比较宽松的货币和信贷环境？谢谢。

　　郭田勇：我们都说从紧的货币政策，到底从量上是怎么来定义的？到底中央银行怎么做才叫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是有分歧的。比如说今年以来央行在从紧货币政策中所使用的工具还是提高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但是也没有采取加息的方式。也有人评论说不加息不对，现在控制投资过热，稳定通帐预期都决定了中央银行应该加息，而中央银行不加息，会不会觉得货币政策没有从紧。我专门分析了一个问题，如果通过两个月通货膨胀率来看，的确应该加息。但从实际操作层面，央行又很有可能不加息，我到一个银行实际考察调研了，我发现央行没有加息，但是银行已经把息加上去了，因为银行贷款情况去年都是贷款基准利率取下线，现在所有银行都没有这点了。再好的客户给你基准利率已经是最底线了。同时，对于很多客户银行不但将利率水平上幅，还要收一笔顾问费，其实这也是一种变向的加息，所以说不能以央行加不加息判断它是否从紧。从对贷款人带来的实际负担比原来大得多。所以我们认为央行今年这几项政策的操作，包括汇率的加速升值，包括对贷款按季度增长和进行监控，应该讲我们认为它控制的还是比较紧的。但是我也同意刚才夏所长说的，我们感觉从未来来看，央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也不是一刀切的，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适度的，包括未来来看有可能今年年内或者后几个月内，从紧的力度会适度放松。从外需这块来看，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和冲击，现在效果很显现，有可能使我们的外需这块增幅大幅往下降，同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还是以这么快的速度往上升的话，对中国的经济总需求就会带来双重紧缩的效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从未来来看我们并不认为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政策。在我们基本的方向上我们要从紧，因为我们的确面临经济增长偏快通货膨胀率过高的情况。什么时候会出现变化呢？一个是看外需大幅度往下降，第二个是国内通过膨胀率也得到了控制情况，因为我们初步判断，下半年通涨率会进入比较低的区域。外需降的比较多，这样总体经济增长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回落。所以温家宝讲了，要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边往下降了，那我这个政策的平衡点就要开始发生平移。这时候就意味着从紧的货币政策力度就要发生变化。(12:18)

　　主持人：您觉得这种平衡点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才算平衡呢？

　　郭田勇：从现在来看我们能不能实现年初两会提出的把通涨控制在4.68％这个目标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前面三个月都到的将近8％，在这种情况下确实现在基于政策的宏观效果而言，我们还是要把从紧作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但是下半年有可能基础面会发生一些变化，变化以后政策上也会适当的进行一些调整。(12:20)

　　主持人：我看到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也提到，次贷危机要归因于投资者购美债过多？您怎么理解呢？

　　郭田勇：这个话也有道理，次贷危机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影响力？或者是这么大的伤害性的角度来看，确实跟投资者的大量持有有关。但是进而分析，投资者为什么会大量购买持有美国的次级贷款？可能跟美国金融市场非常发达有关。美国的金融市场是由全球投资者所构成的一个市场。他把基础资产这块转化成次级债之后的确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号召力。次贷危机也跟美国评级机构有关的，他们评级评的那么高，那么投资者就容易没有后顾之忧，大家也都愿意来买。因为它的利率水平比美国国债要升的比较多，高出了一大块，评级又这么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际金融机构，各大银行为什么这次在次贷危机中他们本身也损失惨重，跟银行行为也有关系。我们知道美国大量的对冲基金，包括一些杠杆性的融资机构，包括前几天被收购的贝尔斯登这样的机构，本身它的资本金以及它的资金实力整体规模都比较小，但是它能够让银行觉得这是一个杠杆公司，银行在这儿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机构有一定的资质资本金，同时从投资者来看，银行也认为持有次贷的风险也不太大，银行大量贷款以后整个持有次贷的数量又出现了成倍的放大。最后就导致美国次贷级债，可以这么说中国工、农、中、建不同程度也都不同程度的持有美国次级债，中国是一个很慎重的国家，我们银行业对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参与是非常少的，我们避险的心理是非常强的。欧美西方国家投资者确实次级债持有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都非常大，而且非常普及。这样的话一出问题才会产生这么强的破坏性。(12:31)

　　主持人：现在这种次债的环境，包括我国这样的从紧货币政策，这些方面会不会延缓次贷危机影响的爆发。

　　郭田勇：对金融创新事情本身我们要有所反思，确实我们对待金融创新要更加慎重，要稳妥。金融创新仍然要搞，但是有两个方面，创新的同时我所依托的基础性的金融资产不能出问题。否则金融创新的结果是一种放大镜的效应，一个基础金融资产出问题之后通过金融创新这个放大镜就会把问题成倍的放大。第二，在金融创新的同时我们要有一套能够跟混合经营和金融创新相匹配的监管系统。比如说以前我还举过一个例子，美国的次级债危机，次级债的形成是源于银行的信贷市场是一个基础，以此打包形成了债券在市场中进行交易。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也进行类似的金融创新的话，银行信贷市场这块是由中国银监会负责监管，银行如果一旦要挖债的话，把这个贷款一打包发债，如果是发公司债，比如中国证监会，如果发更短期的债，可能要通过中国人民银行了。那么你一创新以后，有几个不同的监管主体在对你整个金融创新的过程进行监管。如果说监管机构之间不协调，或者貌合神离这样的话如果出现不协调的情况，我们觉得出问题有可能比美国次贷危机还要重。美国这次大步子改革，其实美国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一定要金融监管这块要保持一种全面性和权威性，所以它这次强化美联储在监管中的统一协调。我们现在国内还没有这套监管的协调机制，银监会他监管就觉得这块他就说了算了，证监会都不可能听银监会的。如果没有一个很有效的协调统一部署综合进行对风险的评价和判断的话，这也决定了我们金融创新不能把规模推的非常大。因为我们的监管还是有一些跟不上的。(12:37)

　　主持人：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包括美国次贷危机的背景，是不是中国银行业海外抄底并购的很好时机呢？

　　郭田勇：这个问题上很多专家学者也都在讨论，观点也有分歧，的确有很多声音觉得是抄底的时机。就像你投资一只股票一样，谁都不能抄到真正的底。比如股市几年前跌到900点，谁能抄到那个点，在实际操作中你能在1、2千点买就已经算抄底了，所以说不要觉得次贷危机会恶化什么，现在去抄，可能抄完之后未来几个月价格还会往下跌，但是相对五年以后可能你这个就是一个底。我觉得这些观点都是有道理的，至少各种观点大家都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是我想，首先我们国内的金融机构或者我们也不是出去以投资去获取差价的，你要出去抄底要先想为什么？我们金融机构要走出去，要去进行海外扩张，我们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搞投资挣差价，我们是要出去经营业务。要把我们的银行业业务、金融业务拿到海外做，我们的根本目的是要干这些事儿的。所以说如果从投机角度来看，美国银行的股价都跌的非常多了，我现在猛抄一把，这个作为一个从事股票的投资者的身份人可以这么想，但是我认为我们的各大金融机构不应该有这种想法。我们出去的目的是要经营，我们的目的是经营就会想究竟到哪个市场去？或者到哪个国家去才最适合我们？才能经营的更好？首先美国金融机构现在受次债危机影响股价跌的比较多，我们现在是抄底或者经营的话大概只能持有很小一部分的股权，3％或者5％。你有了这部分股权，你的目的不是为了搞投资，但是股权这么低，你在未来银行经营中只能扮演财务投资者的身份，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机构。第二个方面，美国机构总体来讲，公司治理水平其实还是比我们要高的。我们现在去抄底，即使我们能持有相当一部分股份，以我们公司治理能力我们未必能将它这个机构的经营成功的驾驭住。所以相反，我现在朝一些发展中国家走，比如我到东南亚国家，到非洲去，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我们选择这些国家进行海外扩张的话，这样扩张的有效性会更好一些。第一，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并购，因为这些国家对我们从监管，政策面来看是比较宽松的，我去了以后就可以对金融机构有相当程度的控制力。把我的一套经营理念输入到这个机构去，把我的人派到他的机构去，我能控制住。这样的话我们认为从可控性角度来讲更强一些，这样未来有可能朝这个方向走，我们金融机构本身要做金融角度来看可能更有价值一些。(12:40)

　　主持人：您觉得中国银行业现在这样普遍的状况，从经营的理念，本身资产运作的实力来看，现在适不适合大规模的向外扩张？

　　郭田勇：所以我认为特别是对几大国有银行来说存贷比都非常低，同时中国从这几年银行经营水平来看比其他国家经营的水平要高，所以我认为至少按照水往低处流的角度看，我们到这些国家以后进入也个市场以后，我们的经营能力比这个市场其他的金融机构都要强，那我在里面就有可能获得比他们高的盈利。所以我认为从各家银行本身物质基础和经营能力来看，这几大银行向发展中国家走，是有条件的。到美国去，美国金融机构本身公司治理比我们强，而且美国金融环境又复杂化，金融监管政策又很多，对中国金融机构容易很苛刻，你去后未来经营能不能获得比美国同类机构更高的盈利这是很难讲的。(12:41)

　　主持人：时间也差不多了很感谢郭老师的作客接受我们的访谈，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谢谢网友的参与，谢谢郭老师。

　　郭田勇：谢谢大家！(1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