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邱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和讯网的采访。
邱志承：很高兴能与各位交流。
主持人：邱老师，本次博鳌论坛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金融改革与创新，风险与机遇，而今年以来全球最具代表性的问题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您认为，亚洲国家的金融市场结构和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否足以抵御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呢？
邱志承：其实我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倒不至于像亚洲金融危机一样影响国内银行或者整个金融体系的收复，事实上更多的是对资本市场流动性收缩时相关市场的资产类价格大跌，区别于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的主要发生地是在美国，对亚洲的冲击可能是间接的，并不会带来一种危机的蔓延。
主持人：您认为，“97”亚洲金融危机是否会重演？
邱志承：不可能。那个时候，各个国家都存在很大的贸易赤字，事实上短期的大量债务到期，无法偿还带来的一个危机。其实97年以后很多国家都吸取了经验教训，当时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而现在的情况并不是亚洲国家债务到期无法偿还，而是美国大量通过次贷买房的人到期之后不偿还债务，恶意拖欠带来的危机。这可能跟历史上有很大出入。
主持人：此次次贷危机作为亚洲金融市场面临的最大风险，您认为对亚洲金融机构的改革与创新有何警示作用？
邱志承：金融创新本质上来看是不断创造金融工具，使得整个金融资源、资金配置更加灵活，但从另外一些意义上来讲，它也是为了规避监管，增大金融风险的一个行为。实际上金融创新是具有两面性的：金融企业存在不对称性，金融创新的收益归其一家所有，而创新带来的危机却可能是整个社会的。所以，对于金融创新的监管还是很有必要的。而面对越来越复杂的金融工具，监管有时是跟不上金融创新的速度的，这样就会带来潜在的危机和风险。对于亚洲以及国内的金融改革的影响是，监管与创新两条路并行，监管不能过于滞后。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在内可能会在未来的金融创新中表现的越来越谨慎。
主持人：时至07年末，中国已有5家银行控股、参股9家外资机构，有7家银行在海外设立了60余家分支机构，您认为中资银行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将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又将如何规避呢？
邱志承：海外扩张也是个趋势，面临的风险可能是对当地市场的熟悉程度，因为国外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信用风险，主要是贷款、信贷这一块，也可能因为对市场不熟悉带来风险；二、法律监管方面的风险。各国放率监管和我国国内的体系可能存在很大出入，也可能因没有提前熟悉，而在运作过程中无意触犯了当地的一些法规，从而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主持人：您认为本次博鳌论坛提出金融改革与创新：风险与机遇，这样一个话题的背景是什么呢？
邱志承：金融创新的发展总体来讲是好的，但最近也遭遇了一些问题，本身次贷也是金融创新的一种产品，资产证券化也是金融创新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内容，但是也遭遇到了一些冲击，因此对于开放创新和监管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利弊的权衡需要一次重新的梳理与讨论。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通过博鳌论坛这次的讨论，再次权衡金融创新的利与弊。
邱志承：金融创新的要点是在于如何控制风险，监管如何跟上创新点步伐是关键的一点。
主持人：那对于我国的金融改革与创新又存在哪些机遇与风险呢？
邱志承：西方国家走得更靠前，他们的结构、方式或经验教训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因此我们国家具备这种后发优势，这也是我们的机遇所在；挑战在于，国外出现金融危机之后对于国内的舆论或政策导向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对于国内的金融市场也会产生一定的冲击。
主持人：对于国外好的方式结构，经验我们是否可以照搬呢？
邱志承：好与不好，在金融方面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验证，国外已有的制度以前认为挺好，但现在看来也存在不足之处，仍隐藏了很多风险没有暴露出来，而在最近一段时间集中爆发。因此，对于我国来说，还需要一个集中消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一个过程。
主持人：国外金融机构采取的是混业经营，而我国现行体制为分业经营，我国的现行体制您预期何时会出现变革？
邱志承：事实上这个很难预测。曾经在两会期间，市场预期会建立一个金融的“一行三会”（一行：央行；三会：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但实际上并没有推出，国外的金融危机对于国内可能也是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因此政府在这方面表现的更为谨慎。因此，时间表现在还很难说。还是要关注次贷危机的整个发展过程，政府要在吸取教训后进行总结，然后才会推出新的政策。
主持人：您在之前的一份报告中曾提到，最成功的银行可能是最不像银行的银行，您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邱志承：应该是最不像传统银行的银行，这也是金融创新的必要性。从大的趋势来讲，金融体制创新是不可避免的，某种意义上中资银行与西方创新体系还差距甚远，西方可能走得靠前而遭遇了一些风险，而中国的创新程度与西方差得还非常之远。因此，从未来趋势来看，创新改革的空间还是很大的。这是当时的想法。但是美国的次贷危机的冲击，可能会使我预先判断的改革时间滞后一些。
主持人：有网友提问说，当前股市、楼市价格飞涨，可一旦趋势逆转，会否出现美国二十年代经济危机那样的“两跌一高”的局面，会否危及宏观经济？
邱志承：担忧是必要的，但是全球的中央银行和政府已经从29年的危机中吸取了很大教训，因此重演29年大危机的概率并不大。当然，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当年出现的风险，在现在可能是来自不同的方面，但中国的实体经济与金融方面的风险积累程度可能还不足以爆发那么严重的危机。股票市场现在跌倒3000多点，实际上泡沫已经被挤压的差不多了，还是比较接近健康水平；另外，楼市的上涨可能与中国的土地供给有关。事实上，中国存在明显的财富分配不均现象，中国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灰色收入，这是统计局所无法统计的，因此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高房价可以持续的原因。房价大规模下降的概率由此看来也不是很大。
主持人：林毅夫曾表示，美国次贷对中国没有直接影响，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呢？
邱志承：直接影响应该是不会有，但是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银行供给量受限，对于全球流动性还是存在负面影响的。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对于中国出口，以及经济增速都是会产生影响。
主持人：有网友提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夏斌所长在中美高峰论坛上说其实国家并没有严格意义上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是否是说从紧的货币政策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而实际上今年仍然会是比较宽松的货币和信贷环境？
邱志承：我感觉应该不是这样，包括很多企业货币资金其实已经比较紧张了。地方的地下钱庄、典当行已经比较热了。我们判断政策紧还是不紧是要针对某个参照物而言的，去年外汇顺差不断增加，这个时候有很多基础性的外币投放，央行的许多紧缩政策基本上是对冲这种外汇贷款带来基本外币投放的，更多是起对冲性质的。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紧缩性质不成功。但国内实体经济本身也是很热的，这种情况下，对于资金量需求就很大，因才从这个角度开看，机构成本是在上升的，因此货币资金还是有所紧缩。今年可能会比去年紧缩的程度更多一点，但是不是紧缩到M2增速大幅下降，或信贷增速大幅下降，我认为也不至于。
主持人：好的，感谢邱老师的精彩发言。希望再有机会就金融改革与创新问题对您进行采访。同时，也感谢网友的积极参与。
邱志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