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白重恩：抑制政企储蓄促进社会消费

　　关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三点结论

　　对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问题,白重恩表示,首先要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下降很多,是不是数据出了问题。第二,把数据的问题都剔除掉以后,真正下降的那部分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第三,通过研究得到定量的结果以后,对我们的政策有什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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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数据来看,2003―2004年中劳动收入占比突然降了5.25个百分点,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研究发现,2004年经济普查带来了丰富的数据。在普查之前,所有的自雇佣劳动者的收入都算做劳动收入,这就导致了劳动收入被高估。自雇佣劳动者有4000万人左右,占中国人口的3%。2004年对此做了改变,用更科学的方法把自雇佣者的劳动收入分成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两部分,这样劳动收入占比从统计数据上看就降下来了。根据估算,5.25百分点的下降,几乎完全是因为核算方法改变造成的,所以这部分应该把它剔除掉。这样,1995年―2004年之间,劳动收入的份额下降就减少了5个百分点左右。

　　但是,这样的一个数据拿出去,跟其他国家相比,还是比较高,需要解释。研究劳动力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有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里主要比较常用的是两个方法,一个是分解法,一个是模型法。这里采用分解法。全社会整个经济可以分成农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工业四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内都有劳动收入占比。总体的劳动收入占比就是这四个部门的加权平均。从数据来看,农业中劳动收入占比是很高的,占将近90%。建筑业是次高,70%左右。而第三产业和工业在1995年―1998年之间是重叠的,1998年以后分开了,第三产业的占比高于工业占比。

　　数据显示,随着农业在GDP中占的份额大幅下降,总体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说明自1995年以来,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既不是劳动力的话语权降低了,也不是说剩余劳动力太多,工资增长的慢,也不是说我们在国际纷争中占于不利的地位。主要的是我们产业的结构在变化,农业占的比重下降,工业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这个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不应该逆转这个过程,只能期望未来结构的变化,让第三产业逐渐替代工业。那时候,我们的劳动收入占比就会逆转。

　　通过计算,在1995年到2003年之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有61%是因为结构转型造成的。之所以截至2003年,是因为2004年以后,核算方法改变了。当然61%还不是全部,还剩下39%需要解释。这主要是由工业这个行业内部,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造成的。1995年以后,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占比在下降,带来了整体的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其中,市场垄断力对劳动收入的影响是负的。

　　通过数学模型分析,可以回答之前的三种观点。如果说劳动化减弱造成了工资增长缓慢,那增加工资会增加劳动收入占比。但是在数据分析中发现,增加工资没用,因为增加工资会减少就业,而且增加工资带来的就业减少完全抵消了工资增加的作用。认为剩余劳动力太多导致工资增长太慢也是一样,跟劳动收入占比没什么关系。

　　第三个观点是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形成的国际分工地位不利,所以我们的劳动收入占比降低。通过省级数据研究,发现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劳动收入占比越高,跟上述结论正好相反。

　　另外,研究还发现,结构的转型是劳动收入占比降低最重要的原因,所以要从结构转型入手,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建议要大力发展服务业,这样才能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根据白重恩之前的研究,服务业中有两个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税制,一个是垄断。中国当前的税收体制不利于服务业发展。因为中国很多服务业缴营业税,这与工业缴增值税不一样,营业税有很多双重收税,所以税收很重。比较中国所有OECD国家的服务业税收负担,中国最高。由于税是政策的一部分,可以改变我们的税收体制,使服务业能够发展起来。

　　垄断也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不利于劳动收入上升。要发展服务业,应该减少服务业的这种行政垄断。同样的,工业减少垄断也是增加劳动收入的措施。

　　社保与储蓄率的关系

　　关于储蓄率快速上升的问题,则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相关。白重恩表示,储蓄率上升,要么用来出口,用么用来投资。于是投资率在上升。而投资是有效还是无效,要看投资的回报率。据估计,1992年以后,投资回报率基本是在下降的。投资多了,要减少投资,只能靠加大出口或减少储蓄。外国人不可能买过多的产品,所以还是要靠降低储蓄。至于怎么样才能减少,还要分析储蓄的原因。

　　这里有一个使用数据的问题。资本流量表,收入法GDP统计,中国财政年鉴,三个数据是不一样的,要对每一个数据来源进行分析。关于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块,用财政统计年鉴数据;关于其他的,用资金流量表不适合,它低估了劳动者报酬下降的幅度,所以用GDP核算数据;至于资本收入在不同部门之间怎么分配,只能用资金流量表。

　　根据数据可知,从流量来看,政府部门的储蓄是快速增加的;而起码在2004年以后,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并没有上升,占GDP的比例在下降;企业部门的储蓄占GDP的比例变化不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部门收入占GDP的比例在下降,而政府部门的收入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在上升。

　　针对这些特点,怎么来减少储蓄呢？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增加居民部门的收入,让居民有钱可花。这个当然也是很多人的观点。如何增加居民的收入？最主要的是靠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另外,还要靠二次分配。居民部门的收入,除了受初次分配影响外,还受二次分配的影响。居民部门除了有劳动者报酬,还获得一部分财产性收入,但是这些收入拿来以后,还要交税,缴社保费。尤其是社保费,比例很高。

　　社保的缴费有多大,各地区不一样,都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是,中央有一个指南,按照这个指南,社保缴费分为五险一金。第一是养老保险,企业交工资收入的20%,个人交8%;然后医疗保险是企业交6%,个人交2%;另外还有三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这三险加起来平均4个百分点左右。把这5项加起来,就占了个人工资收入的40%。所以如果企业准备给我们发140块钱,就不能全发给你,因为政府要求我交社保缴费,于是就有40块钱进入了各种各样的社保账号。除了五险,还有一金,是住房公积金,费用也很高,虽然不同城市不一样。以北京为例。北京的住房公积金企业交12%,个人交12%,加起来24%。40%加24%就是64%。所以劳动者报酬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不了的,都缴到社保那儿去了。除了住房公积金买房子的时候可以花,其他的部分都变成了无法支配的收入。

　　从表面上看,社保缴费都是现交现付,工作的人交了又给了退休的人,等于是一个收入的转移,是合理的。但是,有学者做过研究,发现我们国家的储蓄行为跟其他国家非常不一样。其他国家的储蓄是特别年轻的人不储蓄。年老的人也不储蓄,把过去的储蓄现在消费,只有中间这一段的人储蓄。中国反过来,年轻人储蓄,年老人储蓄,中间这些人储蓄则相对比较少。年轻人储蓄是为了买房子。年老人储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观念的原因。反而是30岁到50岁的人,观念都比较新,拿了钱就去花。结果,我们的社保就把消费倾向比较强的人的收入收来,给储蓄倾向比较强的人。最终就是社保造成了储蓄的增加。所以如果说我们的政策目标之一是降低储蓄率,增加消费率,就应该降低社保的缴费率,这样才能让居民有钱花。

　　这里涉及一个社保基金额度的问题。如何弥补这种差额？一方面,降低了费率以后,可能更多人会参加社保。另外,国有企业应该增加分红,用来补充社保。企业的储蓄非常多,比居民的储蓄还要多,尤其是我们很多企业有行政垄断,利润非常高。这部分的利润,如果不把它拿走,就被企业拿去投资了,而且有的时候它们的投资并不一定会投到效率最高的地方去。从降低投资率这个角度来说,鼓励企业分红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另外还要考虑政府应该怎么做。政府如果增加对社保的投入,税收就要增加,这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增长是不利的。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应考虑加建设性的投资。这样才能拿出钱来支持社保,让老百姓的社保负担减轻,让居民部门的收入增加,最终才能够增加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