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亚洲需要一个多层次合作机制

2010年04月10日03:27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袁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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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将出访东南亚大国印尼。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亦将造访印尼。在这背后则是一个近来被反复提及的趋势:亚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全球权力开始东移。

  2009年,美国宣布“重返亚洲”。然而,当美国重新返回这个它曾经占有绝对主导力的地区时,却发现如春笋般冒出难以数清的地区合作机制。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同时为美国政府提供南亚和亚洲安全政策咨询的Daniel Twining揶揄道:“美国人对这些组织都很困惑,很显然美国高层不可能参加所有这些会议。但又缺少一个涵盖所有领域,所有领导人的全面合作机制。”

  美国人的这种困惑反映了亚洲合作的现实,亚太经合组织、亚洲合作对话、东亚峰会、东盟10+3、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上海合作组织,甚至六方会谈,每个机制涵盖的成员各不相同,合作议题也分布广泛。

  在这样纷繁表象的背后,则是对该地区合作主导权的竞争。这些主要机制的背后,几乎都站着一个个亚洲主要地区力量,美国、日本、中国、东盟或者印度。

  Daniel Twining认为这种看似复杂的多头竞争权力架构目前对于各国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冲淡了对任何一个国家独大的担忧,更有利于权力的平衡”。

  亚洲的“多层级机制”

  与亚洲学者整体积极看待亚洲区域合作的进展不同,在亚洲之外,学界的唱衰派与赞赏派几乎平分秋色。身在美国的万明称,唱衰派认为亚洲区域合作与欧盟、北美地区相比还有不少局限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包含所有区域的地区组织的缺位。

  虽然亚洲名目繁多的组织让美国国务院感到困惑,但曾经供职于美国国务院的Daniel Twining仍然相信,亚洲需要一个多层次的合作机制。

  他认为亚洲合作的理想模式是在宏观层面由两个机制主导,即亚太经合组织负责经济事务,东亚峰会则侧重于政治和安全事务。而美国一直寻求加入东亚峰会,印度亦是如此,这样一来,就从宏观层面上具备了覆盖整个区域的机制。

  在这两个机制之下,可以并列各种机制,例如“东盟+3”、南盟、大湄公河合作等讨论次区域问题;另外由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等机制,在具体的议题上进行合作。

  “我认为这是一个解决亚洲各国差异巨大,多样性大这一现实情况的方案”, Daniel Twining表示。

  在亚洲合作进展最为深远的经济合作领域,金融和贸易合作是两个支柱。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正式开启了亚洲区域内的金融合作。其时IMF一味要求进行结构改革,对各国的贷款附加了苛刻的要求,延误了各国经济复苏的脚步。

  亚洲各国吸取教训,于2000年5月,在泰国共同签署了旨在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清迈协议》。然而直到2009年12月底,10+3财长和央行行长完成了1200亿美元资金池各国出资比例的谈判,正式签署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

  相比金融方面迟缓的合作,在普遍唱好的贸易领域,也存在着分散凌乱的问题。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统计,到2009年3月,东亚地区生效的自由贸易协议已有37个,还有72个自由贸易协议正在谈判中。

  万明和Daniel Twining都表达了同样的担忧,目前区域内以及区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存在相互竞争的问题。 “这些相互竞争的协定,实际是将该区域的贸易碎片化”, Daniel Twining。

  万明也听到了不少贸易商的抱怨:由于各个自贸协定之间的标准程序不同,贸易商在与不同国家或组织进行贸易时,每次申请免税都要做大量的文件工作,“这些复杂的程序,让免税对商人们的吸引力都减小了”。

  区域合作的多极力量

  “亚洲人就像坐在电影院里,他们都盯着屏幕,这个屏幕就是美国。而不是看着自己身旁的人”,2007年4月,Daniel Twining和当时日本外务省外交政策部主任Nobukatsu Kanehara的对话中,日本人这么描述亚洲和美国的关系。

  毫无疑问,美国以前在亚洲几乎拥有“一票否决权”。1997年金融危机后,日本大藏省大臣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以防范地区金融危险的提议,就是因为遭到了美国的否决而胎死腹中。

  但是在美国把自己的亚洲政策重心转移到反恐和安全领域之后,亚洲得以像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一样自主。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没有美国过多参与的情况下,自己设立议事日程,进行机制创新,最显著的要算东盟+3和东亚峰会等机制。

  当2009年美国宣布“重返亚洲”时,也是希望通过加入东亚峰会重新回到这一区域。亚洲现有机制的特点就是保持开放性,将更多制度外的国家吸纳到机制中来,并遵守已有规则的策略。

  “这其实和中国的策略比较相似”,万明分析说。中国希望以东盟+3机制为核心推动区域合作的深入,以东盟+3为轴心,吸引更多国家,将东亚合作扩展。他认为,目前印度加入亚洲合作的途径也是通过加入东亚合作而实现。

  他认为,中国虽然启动较晚,但由于计划执行快,而且凭借区域生产链中心的地位,已经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引擎。

  Daniel Twining认为,“目前亚洲区域合作充斥着各种组织,这就证明了亚洲合作并没有一个主导者。我更倾向于视之为一种多极状态。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有利于任何一方的状态,因为这个地区不需要单一的领导”。

  他进而表示,多头竞争的架构对各国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冲淡了对任何一个国家独大的担忧,更有利于权力的平衡”。

  下一步向何方?

  任何一个区域合作都会产生从经济合作到政治和安全合作的内生需要,亚洲合作或许也不例外。决定亚洲区域合作从目前的政府间合作最终发展为如欧盟一般的超国家体,让渡一部分主权,最根本的是相互间的信任。

  信任也正是欧盟能够走到今天的关键。安全上,二战以后整个欧洲都置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政治上,相同的政治理念和体制也加深对对方的信任。

  而这显然是亚洲所不具备的。万明也担忧,这也正是中国未来在主导亚洲区域合作会遇到的挑战。“东盟国家受益于中国的经济实力,然而当遇到问题时,他们会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4月2日至5日,与中国西南一样遭受大旱的湄公河下游四国,柬埔寨、泰国、老挝、越南召开了首届湄公河委员会峰会,其中一个被研究的议题,就是中国过去15年来在澜沧江(湄公河上游)建造的四座大坝,是否与湄公河下游地区干旱有关。

  虽然湄公河委员会最后否决了这一联系,但也显示了亚洲国家的潜在矛盾所在。“不要低估美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对这个地区稳定的作用。更多的贸易开放、金融开放,都是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证”, Daniel Twining表示。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万明也认为,虽然亚洲的经济合作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也可以风生水起,但当区域合作将要深入到政治和安全时,美国的作用不可缺少。

  然而,虽然奥巴马表示了参与亚洲经济和安全架构建设的意愿,但自从他去年11月访问亚洲结束后,美国还尚未采取具体的行动。被国内政治绑住了手脚的奥巴马,3月本来计划访问儿时故地印度尼西亚,但因缠身医疗改革而推迟到6月。

  万明猜测,美国之所以目前在亚洲区域合作尚无动作,或许也与美国对亚洲合作程度的评估有关,目前的区域合作水平还不足以对美国在该区域的利益形成威胁。

  “亚洲合作的前景和方向,将取决于各国的利益平衡”,万明表示。

(责任编辑:HN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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