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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的雄心与幻象

2011-04-25 10:20:57 证券市场周刊  刘东

  【《证券市场周刊》记者 刘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已经过时,允许G20演变成为IMF那样的管理实体将成为国际经济合作投资一个单一而有效的框架。” 英国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3月16日在中央党校演讲时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共患难易,同富贵难”。G20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确实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后危机时代,G20却有可能演变为各大国互相扯皮的尴尬聚会。虽然G20一直围绕全球经济失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问题向前推进,一旦全球经济再平衡得以解决,G20未来的路在何方?

  顺差和逆差国责任对等

  “G20国际货币体高层研讨会”刚刚在南京落下帷幕,G20财长又在华盛顿集会。而以“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也在如火如荼地举行。议题集中在解决全球经济失衡,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强化IMF地位等问题。

  当前世界经济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劳动成本较低,储蓄率、投资率较高,汇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而发达经济体劳动成本高昂、储蓄率低下、消费率高企,汇率水平却相对较高。这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对发达经济体的经常项目形成了巨幅顺差,与此相应,资金倒流入发达经济体中,导致发达经济体债务赤字水平持续上升。

  默文·金说,“这种扭曲的消费模式和资金流向是不可持续的,盈余和赤字国家产生的矛盾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行动的风险,世界经济需要再平衡。”

  默文·金认为,这种不平衡带来的挑战,在脆弱的欧元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欧元的体制使得一些国家想进一步降低财政赤字、扩大竞争力非常困难。因为这些国家统一使用欧元,本国的汇率政策就失去了弹性,不能通过贬值把国内的货币价格降低到国外的水平。

  怎么解决这种失衡呢?默文·金认为,短期看,世界各国需要在更广泛的议题内进行协商,达成“大协议”。“大协议”应当包括:(1)合理增加出口的方式;(2)反映真实汇率的机制;(3)限制短期资本流动的规则;(4)约束失衡国家的政策;(5)提高赤字国家储蓄水平、降低盈余国家储蓄水平的措施。

  今年2月份的G20财长巴黎会议上,已经同意把公共债务、财政赤字、储蓄率和贸易收支等经济指标纳入“指示性准则”。默文·金认为,“指示性准则”需要一揽子指标,只有实施了一揽子的措施,各方才能够都受益,才有可能得到推行。同时也应当不仅仅是对盈余国家,而应该对顺差、逆差国家都要实施,而且也应当是对等的。因此应当是各方来进行磋商,就今后再平衡的一个路径达成一致的意见,而不应该像美国财长盖特纳提出的,仅仅是设定一个指标来进行惩罚。

  IMF和世界银行已过时

  解决全球经济不平衡是在总结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但世界经济再平衡完成后,我们应该如何阻止危机的再次发生?

  众所周知,G20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为增加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发言权,1999年9月25日由G8财长在华盛顿宣布成立的。但随着进入后危机时代, G20凝聚力开始下降。今年G20在法国总统萨科齐的领导下,壮志满胸,尚不知能成就几何?

  默文·金认为,目前不存在一个将外部性转化为内部性的世界政府,唯一的解决方式是各国之间的合作。合作需要平台,IMF和世界银行这两个合法性的机构已经过时,在危机笼罩全球的时候,是G20和G8表现出了强大的领导能力。合法性和领导权应该统一,二者的割裂不会有助于国际合作的可持续性。“允许G20演变成为IMF的管理实体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这种转变将为国际经济合作投资一个单一而有效的框架。”

  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长朱利奥·特雷蒙蒂(Giulio Tremonti)4月1日在中央党校演讲时说,G8有三个共同的特点:共同的语言,即英文;共同的货币,即美元;共同的西方民主政治概念。但全球化把这个概念改变了,创造了G20。

  朱利奥·特雷蒙蒂也认为,G8已经成为过去时,G20是更具代表性的机制。G20没有共同的官方语言,没有共同的货币(至少有美元、欧元、人民币三种),也没有共同的政治体系。

  “金砖国家”的崛起无疑在改变全球的合作和领导机制。“金砖五国”的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面积的27%,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3%,2009年GDP约占世界GDP的16%。据高盛公司统计,自2000年以来,全球逾1/3的经济增长来自“金砖国家”。

  但朱利奥·特雷蒙蒂指出,G20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代表性依然不够,没有国家能够代表非洲和中东;二是缺乏常设的机制平台;三是无法解决汇率变动(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四是无法控制私人资本的巨额跨境流动(尤其是与衍生工具结合在一起);五是无法解决国家的巨额债务。

  储备货币可自然形成

  金砖国家作为南南合作的平台,有一项期望值颇高的议题,就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但想短期内彻底改革,谈何容易。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经济总量就攀上了世界头把交椅,直到20世纪40年代美元才彻底取代英镑。中国何时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又得多少年人民币才能取代美元?

  不错,现在美国对IMF重大决策拥有唯一的否决权,对日常运作管理具有控制权。截至2009年底,美国拥有表决票为371743票,占总投票权的16.83%。美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IMF的运作,IMF的总裁一般来自于欧盟成员国,副总裁一般由美国人担任,总裁的人选通常应得到美国的默许和支持。

  2010年11月5日,IMF执行董事会通过了份额改革方案,中国的份额将从之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升至6.07%,超越德、法、英,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美国仍保持了17.4%的份额和16.5%的投票权,使其有能力对需要85%的绝对多数投票支持的重大事项行使否决权。欧盟让出了部分投票权,但是如果欧盟能以一个声音说话,其拥有的投票权重还有近30%,比美国还多。发达国家份额整体将降至57.7%,发展中国家升至42.3%。

  美国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实力下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经从二战之后的半壁江山滑落到现在的不到四分之一。但是,两者实力对比发生根本改变的拐点还远未出现,至少本世纪上半叶不会出现。

  体现在IMF的份额上,如果按照各国GDP在全球GDP的占比,美国份额就不止是百分之十几,而应该是百分之二十几;而中国份额6.39%,已经比较接近。同时,也应该看到美国和日本所尽的义务,如日本在过去十年中,平均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的援助。所以说,当下美国依然拥有16.5%的表决权是可以理解的,退一步讲,中国联合其他国家也可以取得15%以上的表决权,也可以行使否决的权利。

  所以,IMF的改革已经反映了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份额和投票权均为第三大的IMF成员。接下来,中国应深度参与IMF的决策和运行。同时,要尽力避免过多的责任,在人民币升值问题和全球贸易不平衡等问题上,只能承担相匹配的责任。还要尽可能地联合新兴市场国家,在关键问题上“一个声音讲话”。

  朱利奥·特雷蒙蒂说,SDR(特别提款权)应该扩大覆盖面,人民币要进入一篮子货币,但还需要与欧洲、美国协调。由于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不可能自由浮动,G20可能只会用模糊的词句暗示人民币未来可能纳入SDR。

  默文·金就认为,我们不需要官方指定某种货币充当储备货币,因为储备货币是自然形成的。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取代了英镑,这个取代并不因为说有一个官方的决定,而是因为美元在世界贸易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时也是因为当时美国的经济在世界贸易当中起着越来越主导的作用。

  对于人民币的未来,默文·金认为不可操之过急,储备货币也不像想像中那么神圣。“在接下来的50年里,人民币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到一定时候人民币也非常自然地会成为储备货币里的一部分。储备货币本身不代表什么,其实更多的是象征性的价值。并不是说一个国家拥有储备货币就没有危机的发生,比如虽然美元是储备货币,但是美国还是要经历危机。”

  但是,默文·金认为,储备货币不会再有“特里芬难题”。现在储备货币都是可以兑换的,不存在储备货币供应方面的问题。1944年凯恩斯提出要设立一个“班柯”(Bancor)的货币单位,就是基于当时不可兑换的背景。现在情形已经完全改变了,如果以后人民币也实现了完全自由可兑换的话,那么很快就能看到人民币也在慢慢地发挥起储备货币的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秦研科 HN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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