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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的症结

2011-05-14 18:11:12 证券市场周刊  杨晓缙

     当市场信息回归,实体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便成了当下美国的症结所在。

  【《证券市场周刊》记者 杨晓缙】从长期的经验看,对美国经济的悲观预期极少会成为现实。正如上世纪70年代卡特总统面临的通胀危机,以及二十年前所谓的日本经济威胁,每每当星条旗下的公众自认前途黯淡之时,合众国经济却都能悄悄走出谷底。在当年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的带领下,美国战胜了通胀;在90年代飙升的生产率带动下,美国又成功将遭遇发展瓶颈的日本甩在身后。

  但历史上辉煌的记录,却无法淡化今时今日美国人对国家未来、经济复苏与政客能力的不信任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据《纽约时报》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项调查,七成的民众不认可政府的大政方针,六成左右的民众反对奥巴马的经济政策,75%的受访者认为国会的表现差强人意。这种负面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是缘于经济复苏的迟滞效应,尽管账面的失业率已然下降,股价更冲击近年来的新高,但低迷的房市与高企的油价皆反映了民众的信心不足。民调更显示多数美国人对政府赤字与实际民生的改善不抱期待,而步步紧逼的中国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这种情绪是否有杞人忧天之嫌?一方面,美国集合了很多其他大国所不具备的优势,如硅谷、常春藤名校,等等。而另一方面,美国经济也的确面临着一些长期性的问题,而包括总统和议员在内的政治人物面对这些弊端时犯了如下三大错误:

  首先是错判症结。奥巴马总统在这一点上难辞其咎。他动辄将美国面临的挑战形容为竞争力方面的威胁,而解决之道依他看来是“在教育、创新和创造上超越中国”。这几乎是一派胡言,美国的繁荣与否不取决于其他国家,而在于其自身生产率的增长。中国的创新同样可以使美国经济受惠。虽然奥巴马正确地指出了公司税制紊乱与基础设施老旧的危害,却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他一味用空泛的“竞争力”为幌子给自己的错误政策辩护,仅仅是为了转移当下公众的注意力。

  其次是财政失控。美国真正亟须解决的当务之急,是债台高筑的国家财政。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占GDP九成的赤字是极其危险的。除日本外,美国是唯一一个难以管控财政赤字的发达经济体。虽然政客们都已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在具体的解决方案上却无法达成妥协:共和党反对加税,民主党不愿减少在医疗和养老保险上的开支,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很可能会延续到2012年总统大选前。

  最后是劳动力市场疲软。这个潜在危机尚未被多数政客察觉,近来降低的失业率并不能掩饰就业人数增长的疲软。美国现存的1200万失业大军中,近一半已赋闲超过半年,其中年轻人失业的问题尤其突出。这是个危险的信号,预示着欧洲式结构性失业的阴霾已在美利坚重现。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一些中低技术岗位被淘汰,美国遭遇了与其他经济体类似的全球化冲击,大量只能从事低技术含量工作的黑人青年被排挤出去。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问题更为复杂,25-54岁的男性里有25%没有受过高等教育,35%没能上完高中,而70%的辍学黑人无法找到工作。与此同时,这种结构性失业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少数左翼政客即便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开出了错误的药方,例如提高贸易壁垒,支持夕阳产业等。但事实证明,政府的短期干预往往会适得其反。构建稳定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搭配完善的就业辅导体系,结合改革现有的教育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这点上,美国不妨虚心借鉴荷兰等欧洲国家的经验。

  无可置喙,新技术与全球化的大趋势会冲击发达国家的低端劳动力市场,这也是为何美国经济的前景看似一片大好,很多美国人却无动于衷。奥巴马政府与反对派的共和党本应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可至少从现在看来,他们的作为更趋向消极的一面(文章译自《经济学人》)。

  [作者评析]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任何资本主义经济体必然遭遇周期性的调整。从金融海啸以来,美国经济的疲软可视为资本和信用过度扩张之后的理性回调。当市场恐慌逐渐淡化,信心回归经济基本面时,遭遇的就必然是实体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目前,美元作为全球贸易结算单位的地位并未发生实质的动摇,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转嫁自身的困难。另一方面,正如文章所言,美国的人才优势并未丧失,真正的症结在于政治角力模糊了政策面的焦点。

  在里根时代,共和党与民主党的精英可以汇聚一堂,磋商出对经济最有利的妥协方案后再辅助表决。然而这样老成谋国的政客们已经一去不返,非理性的杯葛与情绪化的对峙使得两党的政治人物日趋极端,奥巴马愈发被左派影响,共和党也更趋“茶党化”,前者在消灭本拉登后的连任气势与后者在中期选举后的压倒性胜利,都使美国未来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继续“朝小野大”的格局。这种政治格局对于某些亟待解决,却又争议较大议案的妥协势必产生消极影响。

  从大格局看,全球化的本质是将各国的比较优势发挥到极致。同时,各国的相对劣势也将被无限度放大,并最终加以淘汰。对发达国家而言,其高端产业虽在全世界赚得盆满钵满,赶不上产业转型的蓝领工人却成为这轮全球化过程中惨遭牺牲的对象。他们已经习惯于享受福利与最低工资保障下的八小时工作,自然无法与那些血汗工厂里为生存而挣扎的发展中国家工人竞争;而他们失业后,又会寻求更高的社会福利,继而使国家财政形成恶性循环。

  至于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在这场变革中所受的冲击甚至高于美国。其中德国倒有某些政策值得师法。例如早在上世纪80年代,德国政府就已经意识到无法在低端制造业的生产率上赶超亚洲,把大量精力和财力都投入产品的专业化与细致化。与以规模效应称雄的某些经济体不同,德国始终存在着大量拥有极高专业技能的中小企业,无形中也抵消了法式大企业工会力量过强的弊病。与此同时,德国不光延续了从小学到研究生学费全免的教育政策,更强化了职业技能认证体系与准入门槛,甚至开设面包房都需有极其严苛的标准与技能等级要求,等于从源头促成了产业升级,也使得德国在欧洲经济普现颓势的时期而一枝独秀。

  回说美国,文章稍微触及了黑人青年的失业问题,却限于“政治正确”的桎梏,没能解释为何其他族裔的青年失业人口较少,唯独黑人在这方面独领风骚。奥巴马的当选固然具有一定的指标性,但个体的成功并不能掩盖整体的问题,人种天赋上的均等并不意味着各族群文化特质在市场经济中竞争力相同。随着白人生育率的降低,墨西哥与非洲移民的涌入,通过“梦想法案”(非法移民第二代集体特赦)的压力也必然水涨船高。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就曾隐晦而坚定地指出移民潮对于美国主流基督新教价值观的负面影响。从大历史的格局看,经济政策往往只能治标,治本还是要靠民族整体的价值观与主流文化的竞争力。比起表面的劳动力市场问题,人口格局的改变才是决定美国是否会走罗马帝国的老路的关键。

(责任编辑:韩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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