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保增长,又要防通胀;既要“奉命”帮扶地方政府、国企大项目,又要促就业,不让中小企业死光;既要堵热钱,又怕资本外流;既要人民币国际化,又不放弃汇率管制……从无独立可言的中国货币政策,就这样在多重目标的相互矛盾中疲于奔命、“两头受气”,也就永远深陷于小周期和利益拉锯战中,无法自拔。纵观当前形势,欲冲出“货币牢笼”,非还央行以独立性不可。也是时候向金融管制和利率双轨制道声再见了。[微博热议][相关专题:温州企业主跑路潮][高利贷的病根:金融双轨制]
现代经济中,货币政策已沦为频繁操作的常规调控手段,但颇具讽刺的是,货币刺激政策在长期是无效的。回顾10余年来的货币调控,可以看出货币政策总是滞后和过度,在多重政策目标约束下日益捉襟见肘和被动应付,未来也难以相信会有精准预调微调奇迹的发生。决策者要准确预判,并精准选择货币政策的时机、力度和工具,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详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面临通胀压力和痛苦之后必然要反思,就自然会涉及到政府为什么会“容忍”、甚至“创造”通胀这样一个体制问题,而最终几乎必然要追踪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提高央行独立性是从体制上避免货币政策被“扩张受益者”绑架、增强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必要改革。而要真正提高独立性,必须让央行能够独立控制货币发行的总量和利率。[详细]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和整体物价水平的逐月下行,未来调控政策的重心将更多地从防通胀向保增长转换。但多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中国未来仍将面临一定程度的通胀风险。[详细]
货币当局还需进一步压低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目标,并在接下来的2-3年时间里保持这一方向不变。如不尽快降低M2增长速度,中国将无法在接下来的5年里避免一个超级资产泡沫。[详细]
宏观当局面临着升值与压内需的政策选择。一国经济高速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该国货币价值会提升,若货币内在价值提升未能及时从名义汇率升值中表现出来,就会引起物价上涨。[详细]
中国宏观政策的核心是财政,不是货币。货币实际是从属财政的。因为中国货币创生主体是政府经济活动。地方政府项目出现下马和停工有可能造成银行体系坏账上涨。[详细]
刚对付完升值引来的热钱,如今又在为贬值动用粮草。唱空声音和长期资本流出,意味着国际投资者不看好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决策层可能进一步下调银行存准率从而维系中国的经济增速。[详细]
人民币要国际化,首先得市场化。而市场化首先就是要把资本帐户打开,让资本走出去,形成相对比较自由的市场机制,在这样的前提下,人民币才能成为一个国际货币。[详细]
能够预见货币政策过度宽松的恶果的大有人在,但都无法阻止实际操作中货币的过度宽松。这不得不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既然货币过度扩张必然导致通胀的道理连中学生都懂,决策者们更懂,那为什么在过去三十年来还会多次重蹈覆辙?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货币扩张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财政扩张要求的影响。在政府驱动式增长模式下,印钞机想不开动都难了。[详细]
过去两年中,新开工的计划投资规模已经累计高达经济总量的1.2倍,它们对于银行信贷需求刚性,银行依靠向资金紧张的借款人发放新的贷款来防止原有贷款变成不良贷款,这是体制使然。中国资金分配体制的问题是,只要政府的经济活动扩张强劲,私人部门从正规金融部门受到挤压的程度就越强烈。[详细]
最近几年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大量贷款,事实上是将地方财政赤字和债务货币化,只不过这种货币与财政的关联要在几年之后才能显现出来。如何防止这种情况重演?一是要给央行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利率的独立性,二是要给银行监管机构坚守信贷原则的独立性。[详细]
中国货币对GDP的比率是世界第一,超过了180%,流动性大量泛滥,造成金融体系受不了外部或内部的冲击。这样一种经济增长的模式,它就是储蓄消费结构失衡最深刻的根源。因为投资率不断提高,当然消费率就会不断地下降。而且对于分配发生了一种消极的影响,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就越来越高,而劳动者的收入越来越低。[详细]
在广义货币78万亿和81多万亿本外币存款的情况下,全国大面积地出现了“钱荒”。为什么当今中国会出现一个极其悖谬和荒唐的现象?[详细]
中国依然保持着3%左右的存贷利差,全球罕见。长期以来,银行体系都由国有资本主导,迟迟未能对民营资本开放,依然处于“半垄断”状态。[详细]
政策组合把货币控制得这么紧,需求则吊得这么高,结果就出现经济体内整个货币市场极度失衡。这种不均衡反映在全国经济金融体系内,就是高利贷。[详细]
融资市场一直处于双轨制状态,体制外企业融资成本一直很高,低的时候10%,高的时候达到20%至30%;而体制内企业一直享受基准政策利率的融资成本。[详细]
“在中国有借贷利率不得超法定利率4倍的管制,超过4倍算非法借贷,不受法律保护。但为什么是4倍,4倍以下是好的,超过4倍就变坏,这依据在哪里?”[详细]
中国不能再用金融抑制来扶持银行了。惟一的正途是加快实现市场化资本配置体系,即令利率基本实现市场化,由市场而非政府来更多地决定资本流向。详细]
在轰动一时的原温州市瓯海区委书记谢再兴碎尸情妇案中,官银介入高利贷的身影尤为清晰。相关士介绍说,在瓯海当地有人帮谢再兴操作放高利贷。谢以1000万为本金放在某担保公司,获取每月5分的高额利息。[详细]
中行内蒙古分行行长张凤槐之妻在2011年7月19日遭绑架,起因是一名叫图雅的放贷人在中行呼和浩特支行“内鬼”的帮助下,将储户的资金转走,并按照图雅的指示,进入指定的账户、投机获利。[详细]
上市公司在很多地方都是块“金字招牌”,极易获得银行贷款。对于那些手中持有银行贷款的上市公司,应严禁其进行任何放贷行为,阻止其通过银行贷款与民间借贷的巨幅利差进行无风险套利行为。[详细]
为了对冲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紧缩带来的各种不便,地下影子金融机构各显神通。储蓄再次出现了搬家,2011年4月住户存款净减少4678亿,这些储蓄活化,有一种途径就是趋向了理财产品和地下非正规的金融机构。[详细]
面对民间高利贷资金链断裂愈演愈烈的现象,很多人提出要放松货币政策。放松货币政策是否能够挽救和消除民间高利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货币与信贷在放松之后的收紧过程中,必然出现高利贷现象。2011年出现高利贷的根本原因,是2008年底开始的宽松货币政策,与1993年和1994年并无本质差异。[详细]
1998年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表公告,关闭刚刚诞生2年零10个月的海南发展银行。这是新中国金融史上第一次由于支付危机而关闭一家银行。1993年海南省决定成立海南发展银行,将5家已存在问题的信托投资公司合并为海南发展银行。1997年年底,有关部门又将海南省内28家有问题的信用并入海南发展银行,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其不良资产的比例。
90年代后,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漫无节制地向省内外、境内外和国内外500多家债务人发放贷款近130亿元,且未严格审查债务人的资信和偿债能力,导致严重外债支付危机。1998年10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关闭该公司并成立清算组进行行政关闭清算,为期3个月。1999年1月广东国投等四家企业被提起破产申请。广东高院和广州、深圳两个中院分别依法受理,当时这一事件在国内外引起高度关注,被称为“广信事件”,亦被法律界人士称为“世纪大案”。
1999年3月,一场挤兑风潮在潜江幸福社爆发。3月3日,武汉1000多名储户前往幸福社兑付点。为着手解决幸福社的兑付风险问题,有关部门要求“大江城市信用社”一次又一次给华盛公司贷款转账给幸福集团去偿还幸福社贷款承兑社会公众存款,1亿、2亿直到6.9亿元,湖北省与央行会商后决定筹借资金13亿元用于现场兑付,以保障储户利益。经国务院批准,央行宣布从3月17日起,对幸福城市信用社实行为期6个月的停业整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但是,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不符合中国当时的资源禀赋条件,因此依靠市场配置资源不利于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必须由政府来集中配置资源。在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下,金融资源的配置额度与资金价格都被给定,这意味着剥夺了国有金融部门的金融功能,金融资源配置实际上成为一种财政配置,金融产权规模处于萎缩状态。所有的金融资源都用于供应国有企业发展。
早在1983年,国务院就曾授予人民银行在基准贷款利率基础上,上下各20%的利率浮动权(《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营企业流动资金改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的报告的通知》,国发[1983]100号)。从那时起,利率市场化就采取了与价格改革相似的“双轨制”推进方式,与管制利率并行,在边际上引入利率的市场化,使得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特征,在未触及实体经济部门利益的同时,提高了银行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经济景气下滑的环境下,由政府替代银行进行风险定价的管制利率弊端日益凸现:由于银行对大客户的贷款相当于批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相当于零售,管制利率将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一刀切,造成银行没有积极性给中小企业贷款。为扩大中小企业融资,建议商业性贷款利率上浮上限统一扩大到30%,上浮原则按信用等级制定。
2003年以来,国内经济景气明显回升,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可以发挥经济自身的适应性调节功能,符合宏观调控的方向。多方面的有利条件促进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3年8月,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地区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到基准利率的2倍。 2004年1月,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到贷款基准利率的1.7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的浮动上限扩大到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贷款利率浮动上限不再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分别制定。
中国现行汇率制度决定央行通过结售汇体制成为外汇终极购买者,而购汇所用本币资金直接来自央行负债。在外汇短缺时可行且有效;但在月入数百亿美元的过剩时代,其负面影响已成为威胁宏观经济稳定的大患。[详细]
结售汇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外汇统制。它直接导致货币超经济发行从而引发通货膨胀。此外它还导致外汇风险完全集中到中国央行手中。在国际金融危机频发,且目前形势仍不明朗的情况下,形成巨大的风险敞口。[详细]
在美元发飘的状况下搞固定汇率或钉住美元那一套,很像是当代庞统的连环计,把中国大船与美国巨轮拴在一起,看起来甲板辽阔,稳定得不得了,但哪一家烧起来谁也跑不掉的危险也随之增加。[详细]
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增长规模是世界第二位,才刚刚开始融入全球经济。要真正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持续、健康地经济发展,就一定要融入整个世界金融框架里。人民币要国际化,最先是要市场化。[详细]
浮动币值可给中国带来利率政策的灵活性。这是因为未来几年内美国失业率将会居高不下,美国利率很可能会维持在低位。因此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将使中国的通胀问题大大复杂化。现在人民币是时候和美元脱钩了。 [详细]
中国应该把出现汇率的双向波动看作是加速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机会。一个更为激进但是比较简单的办法是:央行可以利用某一个适当的时机宣布停止干预外汇市场,让市场供求决定汇率。[详细]
中投副总经理兼副首席投资官谢平指出,关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四大充分条件,即宏观经济稳定,完善的金融监管,较充足的外汇储备,金融机构稳健,中国目前都已满足。
世界著名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表示,中国不能自由兑换货币,导致更多资金囤积,资金没有流动出处。他认为资本流通应该实行自由化和全球化,这样才能使资本流入有益的正轨之中,若实行资本管制,会产生诸多问题。人为压低物价,最后物极必反,价格猛增,产生相当大的危机。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表示,资本管制“大坝”不能倒也不会倒,但是适当时候要“放水”,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趋势。内地资金境外投资的“放水”过程,必须做得有秩序,管理好风险,并且配合市场的操作。
决策层对资本账户开放的保守已让中国尝到苦果。由于大量资本在国内找不到出路,最后居然沦落到“以钱炒钱”的高风险金融游戏之中,于是不但产业升级乏力,民间借贷危机更是四处频发。这对中国资本委实是个巨大的浪费,不仅对中国居民福利造成损失,更是隐含着投资和金融保护主义。
余永定表示,中国目前不能轻易放弃资本项下管制,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不应有时间表。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就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中国目前资本管制项目已经很少,不能轻宜放弃资本项目下的管制。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美国所谓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是滥发货币政策。这势必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大量热钱流入新兴市场。因此,在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之后,世界各有关国家都加强了资本管制,中国应该更加理直气壮地进行资本管制以防控风险,不能手软。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对于中国来说,在放开资本管制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因为一个简单的政策很有可能带来高度不稳定的后果,这将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发展,也不利于世界的增长和繁荣。
“我们看一下现在贸易项下的可兑换性,实际上不一定要在资本项下可兑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我觉得当时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让很多国家放松他们的资本管制,让金融资本自动流动。现在回头看我们知道,这些亚洲国家不应该过快地放宽资本管制。”
不搞真正的央行独立性会带来灾难。正因为格林斯潘期间货币政策独立性下降,才加大了美国金融和财政危机的机会。美国的危机不是央行独立性本身的后果,而是十年前没有忠实执行央行独立性的恶果。能够预见货币政策过度宽松恶果的大有人在,但都无法阻止实际操作中货币的过度宽松。[详细]
短期内,在全球货币体系不能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最能保护自身的做法,就是严守货币政策的纪律,坚决制止完全依靠货币发行来推动资产价格泡沫和银行扩张的虚拟经济的增长,否则,未来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基础势必被摧毁。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国际经济危机,是不断违反传统经济规律的结果。[详细]
由利率管制所带来的不良恶果正在显现:对金融体系的管制和垄断造成了信贷配置效率的低下以及资金价格在不同类别企业间的双轨制,扭曲整个信贷市场的公平原则,成为目前民间借贷越演越烈的推手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深层原因。目前看来,利益是阻碍利率市场化推进的主要阻力。[详细]
过于强烈的贬值预期可能会引发资本加速外逃,从而对人民币资产价格造成下行压力,中国倒是不怕资本外逃,3万亿美元的储备足以应付,但你不可能改变私人部门的预期,不可能阻止他做财富结构的调整。中国现在最应该做的,是赶快让人民币离开美元锚,回到一篮子货币框架内。[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