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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一把刀

2012-12-31 15:11:43 证券市场周刊  赵静

  这一年,在中国社会法治化进程中注定会留下重重的印迹。一系列看似偶然的法治事件或者必然的法治行动,都对国家法治进程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2012年有许多令人难忘的记忆。

  这里,我们无意去梳理一件件个案或者一场场讨论,只是在诸多的法治大事中透射的精神和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事件本身,这其中既有公民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精神,也有与时代同步的国家法治行动,更有官方与民间对于法治社会价值观所谱写的和声。

  修法之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部又一部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法律陆续出台,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当法律体系形成的时候,时代对立法的要求则越来越高。时代不仅要求立法为社会提供标尺,还需要它能够紧叩时代的脉搏并做出积极响应。

  2012年1月1日,《行政强制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可以说是立法对多年来的强制拆迁等行为及争议的积极回应。毕竟在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许多触目惊心的强制拆迁及社会事件,深深地触动过无数人的神经,引发了社会对行政强制行为的重重思考。

  于是,约束各种行政强制行为,填补行政公权法律控制的空白,无疑就成了立法活动的现实命题。《行政强制法》的出台与施行,无疑是继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复议等法律之后,又一部规范公共权力的重要法典。

  2012年3月,全国人大对《国家赔偿法》的修订,加大了公民权利救济的力度,再一次彰显了国家在约束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益这一根本性问题上的决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着“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也在同期迎来了第二次大修,修改条款之多、涉及范围之大,前所未有。在有关侦查权、辩护权、非法证据排除以及证据规则等问题上的新规定,更多地注意到了对羁押人员合法权利的法律保障。

  可以说,立法正在以公开严格的法律程序推动着人权保障的基本诉求。当然,2012年立法活动不仅仅聚焦于公民权利的保护,同样也紧紧地扣住了经济活动的热点问题,《证券投资基金法》、《预算法》和《劳动合同法》等多部法律的修订,以及立法机关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的民主化立法姿态,无疑会让人们对中国立法抱有更多的期待。

  刀下留人

  如果说立法是从普遍意义上界定并触及公民权利义务关系的话,那么,法治及其实效则更多地依赖普遍的公众参与。2012年似乎可以成为法治公众参与的经典之年。

  2012年春节之际,浙江省高级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使无数民众以及各界专家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一个28岁的女子身上。在浙江高级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亿万富姐”吴英死刑之后,“刀下留人”几乎成了这个春节前后人们关注的话题。一时间各种论坛、研讨会纷纷召开,对吴英是否该杀的评论,直接指向了现行金融体制以及经济犯罪是否适用死刑的问题。

  经过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吴英最终由浙江省高级法院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吴英终于得以刀下留人。吴英案足以成为中国法治、金融和经济领域的一个标本,或能引起社会公众对某一个法制领域的特别关注,或能促使一些法律法规或政策及早出台。

  当然,对于法治事件,“网络民意”并不一定都是理性的和科学的。但是,这种最直接的公众参与无疑能够形成现代社会最直接意义上的舆论监督。如果过于苛求舆论的理性,本身就是对舆论的非理性要求。就2012年以网络表达对个案所形成的公众参与来看,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至少使法治活动在公开性、透明度、影响力等方面有所进步。

  2012年下半年,公众从陕西安监局微笑局长的手表、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雷人的网络艳照等事件中的高度参与,与其说是一个新闻事件,倒不如说是公众运用法治标尺所进行的大众化消费。发生变化的是,权利当局对公众参与行动的积极回应,实际上是在以行动书写现代政治所追求的阳光法案。

  可以想象这种公众参与以及由此而来的公开性、透明度将会成为一种趋势。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公众参与以及法治的大众化消费趋势,将会直面官员财产公开等问题,并有可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层风景。 

  虐童与悍匪

  公众参与的法治化进程,绝不可以成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散漫行动或自说自话。法治的一个重要特质是,人们对法律的消费不仅仅是一种需要,而是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它要求人们对法律以及法律程序保持应有的敬畏,并习惯于法律的分析与判断,能够将各种矛盾、纷争通过对法律的尊重、通过法律程序衍化为定纷止争的现实。

  2012年10月,一张照片引出的浙江温岭幼师虐童案,是本年度的又一公众热议话题。案件发生后,除去道德层面的诘问之外,更多的议论则在法治层面。起初,案件当事人颜某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但人民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认为涉案当事人不构成犯罪,颜某只是受到了拘留15天的处罚。

  在这个案件中,法治思维终于成为主导意识。在中国立法尚未有虐童罪的事实面前,人们能够面对并接受本案的最终处理结果。至于对立法是否有必要增设虐童罪的议论,显然也是法治思维的另一个层次。

  另一起以法治思维化解社会疑虑的案例当属悍匪周克华案件了。2012年8月14日凌晨,流窜8年横跨3省枪杀9人的A级通缉犯周克华,在重庆沙坪坝区被公安民警成功击毙。但随后有人质疑周克华未死。面对舆论质疑,重庆警方一一回应,并通过DNA和指纹进行比对,证明悍匪周克华已被击毙毫无疑问。公众的疑虑终于在法律程序的回应中得以化解。

  反腐利器

  政治与法律从来就是孪生兄弟。政治清明往往就是在法治严明的推力下造就的。进入2012年,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事件掀起了中共2012年度反腐败的高潮。

  随着王立军的倒下,一连串的高管显贵如薄谷开来,终于被推上了审判席,而薄熙来也因此被开除党籍,正在接受司法机关的立案调查。全国各地的一批批贪官污吏受到了法律制裁。在中国共产党将反腐败提升到生死存亡的高度的时候,法治作为惩治并抑制腐败的有力武器,正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一点也能从2012年足坛贪腐案件的大审判中得到验证。曾几何时,中国足坛的假球黑哨为国人痛恨,也被世人皆知,直到司法机关的强力介入,黑幕才被揭开。由此人们仍将对以法反腐报以期待。

  2012年中国法治的最大影响力当推中共十八大关于核心价值观的宣示。自由、平等、法治作为核心价值既是国家价值观,实际上也宣告了法治的核心价值。

  回望几十年来的法制建设,中国社会实际上走出了一条有序的法治化进程。在制度建设、执法体系日渐将依法办事衍化为一种普遍追求之后,各种有关法制建设的价值分析及判断渐受关注。当中共十八大将自由、平等、法治作为核心价值的时候,制度化建设以及理想化追求终于达成了历史性的统一。

  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口号的问题,而是事关法治社会的理念问题。在自由、平等、法治被赋予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地位的时候,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共十八大的胜利召开有可能成为中国法治化进程的里程碑。

  2012年还有一个不甘寂寞的法治人物,那就是李庄。时近2012岁末之际,最高检察院接受了李庄的申诉材料,“李庄案件第三季”正在成为一些人的期盼。李庄有理由也有权利为自己鸣冤叫屈。只是,清醒的人们也在思考着李庄案件的正负影响。

  “前非著名律师、现著名非律师”的标签,不知道是在炫耀律师的价值,还是在玷污社会对律师的期待。其实,律师向来被誉为“护法使者”,而“李庄案件”中李庄的所作所为,有多少才是真正的职业律师作为呢?

(责任编辑:王钠 HN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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