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反垄断到私有化：第二次大辩论溯源
一份引发争议的世行报告佐利克：中国国企需深化改革打破垄断 改革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手中
佐利克指出，中国今后仍需深化结构调整并建立相应的财政体制及社会保障体系等，在改革中特别要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佐利克强调说，是否按照报告的建议进行改革，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手中。[详细]
中国学者现场抗议世行私有化建议 称世界银行报告对中国是一剂毒药世界银行发布报告建议中国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有学者不买账？2月28日，在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主持的中外记者会上，一位自称“中国独立学者”的中年男人突然闯入，并声称：“世界银行的报告对中国是一剂毒药。”[详细]
国企民企老板大辩论 李荣融：光骂解决不了垄断问题 李立新：现在利率低是因为垄断 辜胜阻：重振实体经济需反垄断
李荣融在2012年凉水上表示，光骂垄断不能解决问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认为，要重振实体经济需要反垄断。李立新表示，要用市场去决定利率，现在的利率低只是因为其行政化垄断化了。[详细]
多家行长否认暴利说 李若谷称利润大头都给了政府 建行董事长称受惠于实体经济 农行否认暴利说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表示，银行一年利润才1万亿，8千亿补充资本金，剩下的还有分红成本，大头都给政府拿走了。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25日重申行业利润受惠于实体经济增长。农行行长张云表示不认为银行业存在暴利。[详细]
学者观点张维迎：国企是中国成长的障碍 郑永年：应对中国实行鸟笼经济 把国企都关进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张维迎表示,国有企业已成为未来中国成长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应该对中国经济实行鸟笼经济，把国有企业关进鸟笼里面，这也就是朱镕基总理设计的国有企业改革道路。[详细]
吴晓灵：银行存贷款息差超过3% 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宗庆后痛斥银行暴利 建议让利于民让利于企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表示,行存贷利差相对较高，某些收费不透明，准入门槛高，确实不合适。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痛斥银行暴利,同时建议降低银行贷款利率，让利给老百姓，让利给企业。[详细]
- 维持现状PK民营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易宪容
国企及国有银行没有什么不可私有化
易宪容表示，如何加大对国有企业及国有银行改革力度，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最为重要的一环。国企及国有银行的改革，私有化也不失为一种方式。所以国企及国有银行没有什么不可私有化的，只不过是选择时机及方式不同罢了。[[详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表示，中国的国企改革需要做三件事情：第一是民营化，第二是民营化，第三还是民营化。除了极少数特殊领域的企业，绝大部分国企都应该民营化，也可以民营化。推进民营化应该痛下决心，心无旁骛。[详细]
3月4日，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董事长王填，大胆建议，“用两年国企利润向全民分红，发放四万亿消费券。”就本质而言，国企利润确实是全民储蓄，中国政府将“国企利润给全民分红”当属合情合理。其次，中国政府将“国企利润给全民分红”，是改善中国民生所需。[详细]
2月27日，国资委新闻处负责人表示，很多人对央企的看法是片面的，央企不靠垄断挣钱。笔者认为，央企是全民所有的企业，如果央企不能向国家上缴应缴比例的红利，不能向民众提供更安全、稳定、优质的产品或服务，人们对央企的看法当然是“片面”的。[详细]
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
国企改革远没有破题 私有化是在胡说
保育钧表示，国企赚得多和老百姓没有关系，国资委领导说这些年来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个成绩是表面的，国有企业的改革远远没有到位，甚至没有破题。他强调媒体说的国企私有化是在胡说，人家是把产权变现，怎么叫私有化呢？[详细]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表示，央企地方国企对经济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保障条件，二是在大企业层面提升国家竞争力。这两个方面没有国有企业不行。目前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也在提高，这也是国家产业竞争力的组成部分，缺一不可。[详细]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高级监事王永庆表示，国企去年纳税2.9万亿，约占总税收1/3。若再从国企利润中拿出部分直接给老百姓“分红”，“不是非常现实”。但他也坦承央企资本收益大部分还是用在自身，真正用到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多。[详细]
郭松民表示，张维迎教授在“国企私有化”问题上的冥顽，不仅暴露了他对经济学的无知，而且暴露了他对事实的无视。他认为盲目地推行国企私有化，不仅必然会使中国经济遭遇重挫，而且还有可能诱发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危机。[详细]
- 2004年国企改革大辩论始末
大争论的发生和开始
2004年8月 香港教授郎咸平就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炮轰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拉开了这次改革争论的大幕。
2004年8月20日 北京晨报刊出报道《顾雏军郎咸平公案反思经济学界为何集体失语》,郎咸平说“到现在我惟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这则报道及相关传言，实际上直接成为引燃经济学界十多年来争对一连串相关问题再一次“大争吵”的导火索。
2004年8月24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就“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发表演讲。同一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文魁再一次正式回应，发表了题为《中国是否应该停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演讲。“大争论”由此正式“爆发”。
大辩论的争论焦点
一、国退民进到底要不要搞；国退民进如果要搞，那么究竟应当怎样搞；国退民进中国家和公众的合法权益是否应该维护以及如何维护。
二、国企改革路径选择；国资流失如何理性看待；民企在产权改革中的角色；产权是不是改革的核心。
三、改革过程中效率、公正和公平以及合法性几者关系究竟如何把握。
此次大辩论的意义
一、目前比较普遍地存在的“国资贱卖”等形式的国资流失，以及上市国企产权改革中(原有大股东与相关交易者尤其是新进入控股者)侵吞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应当得到遏止。更普遍一点说，社会法律、制度和契约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应当得到维护；任何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都应当得到社会充分有效的保障。
二、无论是否国退民进，无论是否进行狭义的产权改革，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信托机制和市场化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对大股东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约束，都是极端重要的，它们也是决定企业效率的重要因素。这绝对不能被忽视。除完全自有自营的纯私人企业外，对于其他任何企业而言，这方面的缺陷甚至比产权缺陷更加致命。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如此强调它们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