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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史无“前疑古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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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2月04日12: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作者:周书灿

  【核心提示】按照“前疑古时代”理论,改革开放以来的所谓“科学考古的时代”,完全可以称之为“后疑古时代”。既然如此,既无准确时间上限,又无确切时间下限的“疑古时代”就完全失去了学术史上的“时代”意义。由此类推,晁氏“前疑古时代”理论便自然失去了立论的基础和理论价值。总之,中国学术史上从来不存在“疑古时代”,更不存在所谓的“前疑古时代”。

中国学术史无“前疑古时代”

  继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理论之后,晁福林提出了“前疑古时代”理论。按照后者的理解,"前疑古时代",指的是为疑古时代的出现准备条件的历史时期”。他指出,“春秋战国以前的时代是中国学术的准备期,到了孔孟的时代,传统学术基本定型,学术体系出现。此后的汉唐宋元明清时代是学术史上的经学时代,亦即传统学术时代。从戊戌维新到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是前疑古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则先后是疑古时代和科学考古的时代”。

  随着中国学术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尤其是近20年来,在学界对“走出疑古时代”理论的肯定、质疑、批判乃至全盘否定的激烈争论过程中,晁福林“前疑古时代”理论亦日益面临严峻的挑战。

  “经学时代”和“传统学术时代”是同一概念

  “前疑古时代”,理应仍属于“经学时代”,大体上仍属于“中国传统学术时代”。

  如果按照晁福林对中国学术史的阶段划分,“孔孟的时代,传统学术基本定型,学术体系出现”。显然,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属于中国传统学术时代,而且是学术体系出现的基本定型期。然无可否认,该阶段《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已经产生,但学界通常认为,以上儒家经典的产生并非是以注解经书为学问的“经学时代”的开始。

  战国以后的秦代虽设有博士官,但由于秦始皇推行焚书坑儒的文化政策,加上秦末项羽焚烧咸阳,大量先秦典籍付之一炬。直到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始超出一般典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

  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业,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与此同时,晁福林以为,“从戊戌维新到新文化运动”的“前疑古时代”,已不属于中国传统学术阶段,但该阶段并非意味着中国“经学时代”的终结。

  梁启超指出:“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其最有功于经学者,则诸经殆皆有新疏也。”从梁氏所举清代诸经新疏,言及晚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等可知,梁氏所说的“清学”,显然是指有清一代的学术。只不过,晚清时期学风大变,今文经学兴起,庄存与著《春秋正辞》,与戴震、段玉裁一派学分两途,其后,刘逢禄、龚自珍、康有为、廖平沿着今文经学的道路向前发展的同时,古文经学并未彻底画上句号。因此,从中国学术发展史看,晁福林所界定的“从戊戌维新到新文化运动”的“前疑古时代”,理应仍属于“经学时代”,大体上仍属于“中国传统学术时代”。

  晚清今文经学的兴起与近代疑古思潮无直接关联

  近代疑古思潮的兴起与古史方法论的变革,与晚清今文经学并无直接关系。

  如果按照“前疑古时代”理论,从戊戌维新到新文化运动的“前疑古时代”学术新的发展变化为“疑古时代”的出现做了先期准备,则似乎晚清以来今文经学的兴起是催生近代疑古思潮的动因。目前,持以上观点的学者并不在少数。如有的学者言及:“顾颉刚先生的"疑经蔑古",是受了今文经学的影响;是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而对经书的来历怀疑辨伪的”,顾先生“有时还没有完全脱离今文学家的圈子,存有一定的局限”。

  事实上,在更多学者看来,《古史辨》出于今文学派,“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是不足为凭的”。徐中舒即举证顾颉刚“坚决不相信《左传》是伪书”,“也不承认《周礼》是伪书”,“他作《清代著述考》时,对清代学术得有深入的领会,他"爱好他们治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搜寻证据的勤苦",这都是指乾嘉学派考据学家而言,与今文家全无关系”。

  众所周知,晚清民初今文经学的兴起正值中国传统学术的低迷徘徊期,顾先生对今文家有着清醒的认识,不断进行彻底的批判,近代疑古思潮的兴起与古史方法论的变革,与晚清今文经学并无直接关系。

  “前疑古时代”理论基础逻辑结构的疑问

  中国学术史上从来不存在“疑古时代”,更不存在所谓的“前疑古时代”。

  近20年来,随着中国古史研究的持续深入,更多的学者对中国古典学未来走向的认识日益明晰。事实上,晁福林也认为,对古书、古史的审查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传统,疑古并非是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运动兴起后才建立的古史理论,古已有之。诸如唐宋时期疑经惑传的学术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深厚土壤,20世纪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正是对这一传统学术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既然如此,界定所谓“疑古时代”、“前疑古时代”的时间上限,显然缺乏学术依据和科学界标。显然,现代史学不可能有一个将史料完全审查结束而进入一个“释古”的时代。

  因此,按照“前疑古时代”理论,改革开放以来的所谓“科学考古的时代”,完全可以称之为“后疑古时代”。既然如此,既无准确时间上限,又无确切时间下限的“疑古时代”就完全失去了学术史上的“时代”意义。由此类推,晁氏“前疑古时代”理论便自然失去了立论的基础和理论价值。总之,中国学术史上从来不存在“疑古时代”,更不存在所谓的“前疑古时代”。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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