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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彬 运动员留洋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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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5日07:54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85年左右吧,一美国朋友问我,想不想去美国打球。”王立彬“叭叭”抽两口烟斗说,“想啊,怎么不想,就是不敢。”

  那可是世界篮球的黄金时代,在NBA里玩着的是乔丹、巴克利——王立彬1963年的同龄人,他们的帅照后来就贴满了中国少年的卧室。“不敢”的理由也足够吓人,投敌叛国——1982年网球选手胡娜在美国滞留不归,最后就成了国人心中的“叛徒”。

  “我就琢磨这家伙是不是想策反?不会是间谍吧?”王立彬紧张得连酒杯都没敢再碰一下。当年他风头正劲,身高两米零一,身手灵活能里能外,是中国男篮的顶梁柱,“亚洲第一中锋”。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还被选为中国重返奥运第一任旗手。

  毫不意外,美国经理人的邀请被拒绝了,虽然只有22岁,但“敌我斗争”那根弦绷得够紧。

  “觉得遗憾吗?以你的实力,恐怕就没姚明什么事儿了。”

  “此一时彼一时,”王立彬对政治环境的限制想得很明白,“当时没那格局,体制没开放,根本不敢想。”

  仅仅是3年之后,1989年,王立彬受够了男篮的人事争斗,愤而出走。听他回忆在领导面前放话“不让出去就鱼死网破”,觉得够爷们儿,他却坦白承认,也是奔钱去的。形格势禁下的无奈之选,竟使他成了中国职业运动员留洋第一人,在日本、台湾独自闯荡了15年之久。

  看世界

  体育本来离政治十分遥远,但在空气紧绷的荒唐时候,反而因为“政治意味不浓”成了政治的触角,比如“乒乓外交”,吊诡。所以运动员好比春江里的鸭子,往往最先体会到政治风向的变化。也许,还要因此改变了命运。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第二年的莫斯科奥运会西方国家压根儿没打算去。意外的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一员的中国也抵制了一回,这成了红色中国向西方阵营靠拢的标志事件,也是中国体育史的分水岭。一批男篮老队员眼看熬不到84年奥运会,提前退役,年仅17岁的王立彬得以入选国家队,填补空档。

  13岁进入陕西省青年队以后,王立彬的步子就比同龄人快出四五年,对手是身体更强壮、技术更成熟的老队员,“要存活下来跟大人竞争,就得想个招儿把他们给算计了”。王立彬练就的球风“像三四十岁的老皮油狗”,一位篮坛名宿把他的出现看作惊喜,以前的球员身高过了两米就行动缓慢,超过两米一简直就弯不下腰了。靠着灵活刁钻的路数,他很快在国家队确立了地位。

  进国家队最大的福利要数出国打比赛。80年代以前,亚洲篮坛是日韩菲律宾的天下:韩国人快灵准,日本人是武士道、往死了拼,菲律宾跟美国一个路数,哎,玩儿点花样。中国队以前跟苏联东欧打,摸不清亚洲球队的风格,后来就“重型坦克”,很快把他们给灭了。所以王立彬印象深的不是这个,他说起走出海关时的新鲜劲儿,双手开始比划,“还吃早茶呢,这么大一小碗。”

  王立彬打球那会儿,当然也还是举国体育的大帽子,只不过下面是更老旧的体工队模式,进入陕西青年队相当于成为国家干部,每月18块5毛钱的固定工资,大概是普通职工一半,涨工资靠资历,一级级往上爬,最高也不到40块。但篮球队伙食好,每天一块五的标准,发一身运动服,“那就觉得挺幸福了。”

  好在1980年代开封解冻,商业逻辑慢慢渗透,各省、各军区代表队打常规比赛的时候,都愿意早到几天,打场表演赛,也叫“红包赛”,打完了球员大包小包拎点东西回去,不外乎热水瓶、暖壶什么的。王立彬到青海一趟,背回10条毛毯,值七八百块,已经很不错了。

  出国一看,不一样了。有次到美国,全队被领进自助餐厅,吃的喝的,还有水果。王立彬和队友以为,老美跟咱一样,招待外人就把好东西全给摆上,后来发现普通老百姓也能这么吃。“回到国内不敢跟领导说,但是心里都在想,人家不是一脸菜色啊,反倒是咱自己……”

  因为被当做作治的触角,运动员也就成了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一群。当年出去的男篮队员,都爱搞个小随身听,听点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连黄色录像带最早也是运动员给弄的。

  NBA总裁斯特恩是个贼精,很早就给央视寄免费的比赛录像,85年还把中国男篮编入NBA打季前赛。乔丹在大学的时候跟中国队员交过手,没觉得怎么样,人家到职业联赛打了两年,“已经变得你连屁都摸不着了,说过你左边坚决过你左边。”

  “当时怎么解释这么大的差距?联赛体制?”我问道。

  “没有,探讨过人种和身体素质问题。”

  “经过这种摧残,大家都说,哎呀,咱别打篮球了,回家吧。”说是这么说,实际上,王立彬时代是中国男篮的鼎盛时期,86年世界男篮锦标赛第九名,历史第二好成绩。

  下东洋

  见到王教练的时候,他执教的西工大男篮正打着CUBA的基层预选赛。基层嘛,CUBA四强之一的西工大男篮就是玩玩。可能因为我的出现,王立彬多朝场内喊了两嗓子,还几次做出懊恼的表情。比赛结束,赢了五十多分,“走,吃碗羊肉面去。”

  王立彬出生的时候,饥荒基本结束,倒是他哥哥小时候挨了饿,所以“只有”1米88。不过直到70年代中期,王家都一直存在着饥饿感。两个大小伙子噌噌地长啊,配给的粮票布票总是不够用,好在王爸爸走南闯北,总带些点心零食,也到远郊偷偷买点小麦和玉米面。

  上学赶上“学工学农”,给工厂砸皮带垫圈,给食品厂砸核桃,其实就是玩儿,参加田径队、文艺队,再往后身高蹿起来,人都说这小子条件好,不能“贼天之器”,闷着头就往前走,一路下来顺风顺水。

  直到1981年,篮球队里风言风语,说王立彬和女篮的徐妍谈恋爱。“运动队里要求男28女26,很多人因为谈恋爱被开除的,其实我俩就是多打一声招呼。”

  88年汉城奥运会之前,王立彬和徐妍在沈阳成婚,“那时我才25,就是有意杠你,(对婚恋的规定)有抵触思想,我影响打球了吗?”

  几十年来,有太多运动员试图反抗举国体制的压抑,去争取个人的自由与价值,最极端的例子要数何智丽。比王立彬小一岁的何智丽是女乒国手,在1987年世乒赛上,拒不执行教练组的让球命令,执拗地为自己夺得冠军,日后招致排挤,无球可打。1994年,入籍日本的何智丽击败邓亚萍,获得亚运冠军。“小山智丽”控诉国内教练员的不公对待,称“为日本夺得亚运会冠军比为中国拿到世界冠军还要高兴”。

  1988年汉城奥运,赛事还未开幕,钱澄海教练赛后下课的消息就被放了出来。8个男篮队员决心跟教练共进退,“主要就是我”,王立彬说,汉城奥运最终成了一次旅游。矛盾也就此激化,王立彬没能进入1989年的国家队名单,“我在家,看着,眼泪哗哗的。”他坐在我对面,说着就红了眼眶,手里还在摆弄着烟斗。

  王立彬回到了陕西队,恰巧当年的全国联赛要在西安打,省队领导希望王立彬带领全队保住甲级球队的资格,还承诺说,任务完成了就给队员们分房子,“5个主力有3个要结婚,一直答应分房子,一直没分。”

  两个月后,任务胜利完成。房子,没有。

  “他奶奶的,给我心悔的啊!给你卖了这么长时间命,这是啥事,妈的,坚决不干了,出国!”这个关中汉子忍无可忍,其他8名队员也集体出走,加入新组建的东莞男篮,那里,有房子分。

  日本朋友力邀他去日本联赛打球,年薪7万美元,简直是天文数字,还有4张机票、半个月的度假钱。王立彬给恩师钱澄海报备了一声,钱说,“你去吧。”

  走之前还得有体工队的许可,王立彬找到主管球类运动的穆白勇,“领导,不管咱们有多大误会,你还是我太太的师傅、教练,我也很敬重你。有很多问题现在也别说了,这个证明你开也得开、不开也得开!不然的话,没准咱们就鱼死网破!”

  此刻王立彬说得很平静,但当年的语气和神情不难想象。

  比赛结束那晚,十几个1米9的队员坐在狭小的羊肉面馆里,谈笑风生,亮亮堂堂,连我这“矮穷挫”都感到豪气顿生。“小杜,来!这是羊眼。”王立彬把筷子往桌上一顿,指着一盘羊头肉。

  (实习生钟祯亦有贡献)

  人物周刊:你有幸生在饥饿年代后,但记忆中是否还有饥饿的感觉,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什么印象让你刻骨铭心?

  王立彬:我们家没有吃不饱过,但是一直存在着饥饿感,一直到70年代中期,发的那点粮票都不够吃。在我进入体工队之前,虽然人高马大,但是没有额外的伙食。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59年正好赶上自然灾害,我说他身高没长起来,可能也是饿的,他现在只有1米88。

  我们家没太挨饿,因为我父母亲工作不错,我父亲也打球,经常走南闯北带点吃的回来,那带个零食,这带一斤糖,所以我小时候吃的方面比别的孩子优越。但存在饥饿感,这点粮票,显然我们家俩大小伙,再加上我父亲也打球出身,粮食肯定不够吃。

  但是好在父母工作不错,算是有点钱,就偷偷买麦子、玉米面回来。那时候要逮住,还算投机倒把,但那没人管,咱自家里用。在我进体工队之前那两年,我十二三岁,我哥十六七,那一年最多在外头偷买农民的麦子七百多斤,回来磨成面粉蒸馒头,那时很多家里还在吃糠咽菜,确实有。

  人物周刊:“红色”是你们这代人的共同底色,就像崔健所说,是“红旗下的蛋”,历经岁月沧桑,你依然葆有这种底色,还是把它漂白了或是混杂了多种色彩?

  王立彬:那个年代的印迹,我小的时候对红领巾少先队的印象非常深刻,让我非常向往。那个年代好的是最起码学业压力没这么重,经常半工半读,给农民去收麦子去了,我们干过什么?给厂里砸过皮带的那个垫圈,拿锤砸一个口,把皮子砸成一个一个圆圈,给食品厂砸核桃、砸果仁。最爱劳动因为去果园收苹果可以偷吃,果园里头因为我个子高,不摘就咬下来。去食品厂砸果仁可以偷拿一把,拿点瓜子可以吃。尽干这事。

  那个红色年代,对我的业余生活甚至人生道路都有影响。那时不怎么上课,就爱参加个文艺队,唱歌跳舞,参加田径队,最后跟着打篮球。我第一次获得掌声不是在运动场,而是在舞台上唱京戏,八个样板戏几乎我都能唱,扮演像杨子荣、杜鹃山里的那什么队长,唱《闪闪的红星》,现在都还记得,真是记忆深刻。

  人物周刊:用几句话概括一下你们这代人?有什么共同的主题、共同的气质?

  王立彬:现在这一代孩子首先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够,容易被外头一些事情左右,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好像定力比较好一些,集体荣誉感也强。

  比如现在这些小孩,外头花天酒地玩的,闹得很容易分心了。我其实是率先玩起电子游戏、靡靡之音这些的,但总有个度,没玩过火,不会玩物丧志。我认定要把球打好,觉得它可能是我这辈子要用的东西,大家也都说你小子条件好,可以这样努力,咱出去一看,还真是可以,那就闷着头往前干。我76年开始转向篮球,到80年就进了国青队,速度创了纪录。这应该是我们这代人的特点。

  人物周刊:同代人中 你最欣赏哪几位?为什么?

  王立彬:这还真不知道几个,因为什么?从我的发展轨迹看,我才16、17岁就已经开始被人追了,属于少年得志的类型。我一直认为,我没崇拜过谁,没追星过谁。比如那个时候篮球场跟我们一块打过球的J博士、贾巴尔、拉里伯德,还有乔丹,只是觉得这小子这一块真厉害,欣赏但不至于崇拜。

  人物周刊:面对当下突变的时代,你最想说什么?

  王立彬:我前段跟学生说过一段话,意思是说,你们处在一个幸福的年代,但是你们很悲哀又处在一个非常浑浊、肮脏的一个时代。为什么幸福?你们的物质条件和环境确实有改观,但是改革开放到了现在,很多伦理诚信的东西我们丢掉了,所以你们又非常不幸。我们在价值观上混乱了,很多地方约束力没有了,“人在做天在看”,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了。我跟学生讲,这个时候是很危险的,它可能就把你左右。我们学生都是高中、大学毕业,伦理、信仰的东西往往欠缺了、疏忽了,我希望自己的学生知道,你们走向社会是图了什么。

  人物周刊:像史玉柱马云这些五十左右的富人们已开始把生活当成工作,享受人生,假如你也财务自由了,最想做什么?

  王立彬:好像还是干我的工作,篮球。我现在跟朋友合资办一个体育专修学院,全中国第一家私立的体育综合学校,去培养体育人才,比如我们现在欠缺的体育经济、体育传媒、体育健康,想把国外先进的体育培养模式、全民健身的理念,继续在中国发展。

  人物周刊:美国一家民调公司的调查显示,50岁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人会比较睿智,你有同感吗?或者哪一时期是你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王立彬:我觉得这个说法不错,咱们中国人以前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我经常跟朋友讲,50岁我才真正懂事。阅历、经济基础,然后上有老下有小,又处在现在这个世界环境下,你方方面面都开始健全了,才真正懂事,才开始慢慢地理解生活。生活的品质,从生活的感觉和从知识,我认为50岁才是懂事,我形容是懂事。

  人物周刊:五十而知天命,你最深的感悟是什么?还有困惑吗?

  王立彬:目前似乎没什么困惑。我觉得人生也没有什么目标,就是把握住当下。

  人物周刊:长命百岁是良好的愿景,你如何规划自己人生的下半场?

  王立彬:下半场,人真正要到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像我觉得还应该有个20年。后半生的规划,50岁确实是一个关键的点,你懂事了。我如果可干事的话,应该还有20年的好光景,我设定的目标还是体育这方面,对自身、对社会都有价值。

  我爱好也很多,吃喝玩,最早玩照相机、音乐、音响、摩托车、汽车,那在80年代都是很奢侈的事,现在聊聊字画、喝喝茶都有兴趣,总觉得时间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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