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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诺金:应重新认识投资的作用

2014-08-28 14:58:08 和讯网 

  访谈实录:

  和讯网:我知道您刚刚作为新供给经济学人的一员出了一本《中国优势》的书,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待中国的优势的?

  徐诺金:这本书主要谈得是怎么看待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问题,这“三高”目前在我国主流经济学里都把它看作是问题,而我是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三高”中国目前特殊的发展阶段来分析和认识的。

  首先,高储蓄如何看。中国的高储蓄源自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的天然结合,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中国的高储蓄不是自来就有的,改革开放前十年,中国的储蓄率非常低,那时候是高消费。那时候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储蓄的不够,所以通过改革开放大量引进外资来补充国内储蓄的不足,通过引进外资来扩大我们的投资来源,加快经济建设。

  通过前期的引进储蓄、引进外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这个基础上消费率开始下降,储蓄率开始上升。因此,中国高储蓄的第一个来源源自于我们的制度改革,制度红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前二十年正好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快速上升的时期,就构成我们现在经济学上说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跟制度改革一结合,就释放出了大量的人口剩余红利,这就是我们高储蓄的第二个来源。

  这两个来源的结合是非常特殊的,是人口结构跟我们的体制变革刚好天然的巧合在一起的事情,这种高储蓄对是来之不易的,在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好不容易从一个低储蓄的阶段过渡到高储蓄的阶段,现在只需要考虑如何用好这个储蓄的问题。

  高储蓄首先源自于中国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的结合,为中国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加快发展的天然条件,为我们国家高投资奠定了非常坚实的资金来源基础。通过大概前二十年左右时间,我们国家从过去储蓄率很低、储蓄资源不足过渡到一个储蓄资源丰富,储蓄率提高非常快的时期,也为我们高投资奠定了基础。那时候投资率比较高。正是因为我们有条件来提高投资率,所以为经济加快发展也创造了条件。高投资为我们那时候形成一种以投资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创造了条件,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所以中国经济前三十年,之所以能够平均1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大大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也高于相同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高投资的驱动。中国天然形成了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这么一个快速发展的“三高”的时期,构成中国独有的优势,这三者相互之间的支持为这些年来国力的上升,人民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就造成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高速发展来之不易,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快速提高来之不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这么一个特殊的机遇。

  所以我一直把中国的高储蓄看成优势,由高储蓄所支撑的高投资看成是难得的机遇,把我们经济的高速增长看成是由高储蓄、高投资所天然形成的一个难得的结果,是我们改善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基础,所以,怎么样看待前三十年,由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所构成的“三高”,我认为是一个如何理解中国优势,如何为我们下一步发展奠定好基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这就是我的这本书里面,与主流经济学非常大的差别。

  和讯网:是的,其实主流经济学当前普遍认为中国当前是投资过剩,生产消费不足。其实貌似也确实面临这样一种情况,消费存在很大缺口,您对这种观点是怎么看的?

  徐诺金:中国的高储蓄不是由于人们的消费不足引起的。

  经济学上所说的储蓄是消费之后的剩余,但这个剩余有两种情况,一是像我们过去说的自愿剩余,二是非自愿的、强制的储蓄。

  在计划经济年代,那个时候储蓄率不足,消费率很高,所以人们消费之后的剩余很低,但是国家要加快发展,很多投资需要资金,这时候我们就采取了一些强制性的储蓄措施。像我们刚参加工作的时代,一百块钱的工资里面就强制性的买10块钱国库券,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储蓄。还有一种强制性的储蓄,比如那时候往往物价上涨很快,通货膨胀率高,就是通过通货膨胀率隐形的方式,无形中就强制人民多储蓄一点。

  而我们目前的高储蓄是人们消费之后的自愿剩余。自愿剩余和强制储蓄是不一样的。从目前的储蓄结构来看,大多数的储蓄还是源自于居民储蓄里面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企业储蓄源自于企业体制改革的成功,政府的储蓄源自于政府税收体制的改革,这三部分构成整个储蓄的支撑。

  应该说这部分储蓄是自愿的,它跟过去强制性的储蓄是不一样的。总体上来说我们目前的消费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自愿消费后的剩余,这种自愿性的储蓄应该看成是一种经济的现象,跟消费之间并不矛盾。

  比如我们说人口红利构成了我们高储蓄,是因为我们整个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年轻的人口占比较高,而一般来说劳动力人口通常是储蓄阶段,储蓄的目的是为了他们老的时候要养老,为养老做准备。

  作为整个社会来说,劳动人口比较年轻的时期有红利,当这部分人走向老年后,我们社会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所以他们要储蓄起来到老年化阶段拿出来用了,这是人们自愿的一种安排,在现在的消费和未来消费进行合理的安排。

  这种安排对整个国家来说,就考虑把人口年轻时的储蓄资源,有效的变成可以支撑未来老年化阶段消费的转化问题——也就是当前的人口红利,跟我们人口老龄化之后的人口负债之间平衡的问题,就是要把现在所储蓄起来的东西,充分有效的转化成资本存量,为我们老龄化阶段做好准备。

  到老龄化阶段我们国家的劳动力少了,但到那个时候每个劳动力配备的资本存量高了,劳动生产率就得到了提高。那时很少的年轻劳动力就可以养更多的老人,通过这种方式就充分有效的把现在的储蓄通过投资转化成资本存量。

  从现在的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进行平衡角度,我们也需要充分有效的把储蓄转化到投资上去。所以高储蓄一定要转化成高投资,如果转化不成高投资,那么储蓄资源就会浪费。

  所以从高储蓄来讲,它本身内在的要求要有高投资。

  有一些同志说我们现在的高投资是抑制消费的结果,是消费力低的结果,其实它们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储蓄是整个收入消费之后的剩余,消费跟储蓄之间的合理安排,就看它是不是一种自愿的储蓄,如果不是自愿的储蓄,可能就是抑制消费,如果是自愿的储蓄,就没有抑制消费。

  这些年来改革开放,我们总体上来说消费增长也挺快,总体来说整个国家的人均消费水平,基本消费应该说基本达到了满足。最重要的就是未来的消费、更高级的消费,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满足,还是要通过整个社会的发展来满足它。所以不能因为我们有高储蓄就推断消费率低,自然推断我们就抑制了消费。

  实际上仔细分析起来,中国的消费水平不低,增长速度也不低,都发展的很快。我们更重要的是怎么样从目前人们的消费之后的剩余,让未来我们老龄化的消费怎么样更好的满足问题。

  比如我们的教育消费,我们的医疗消费,我们吸收新鲜空气的环保,如果可以把它叫做一种消费的话。怎么样满足这种类型的消费?就要把现在的储蓄资源用好,充分有效的转化成教育投资、医疗投资、环保投资,就会满足这种类型的消费。

  为什么?经济学上有一个基本的规律,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边际消费倾向是降低的。我们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后需要更大的发展来满足的,所以这里面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满足更大限度的角度,更高层次的消费,都依靠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过渡到更高级的阶段。

  所以我们还是把储蓄资源怎么充分有效的转化好的问题。

  和讯网:您说储蓄资源要更好的转化为投资,尤其是有效的投资,怎么达到这种好的投资?

  徐诺金:从过去30年的情况来看,我们整个投资很高。因为那个时候需要投资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人们很容易找到一般的投资途径,而且投资的收益率都非常高。投资的地方很多,投资的领域也很广阔,行业也挺多,项目也很容易找。通过比如房地产,通过简单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投资途径来支撑了整个经济发展。

  下一步,或者说未来三十年,我们要依靠什么来投资呢?实际上现在可投资的地方、需要投资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比如中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发达的地区发展的跟发达国家相比差不多,但是中部、西部跟东部地区相差很大,跟国际上的发达国家相比相差的更大,地区之间的差别怎么样缩小这需要很大的投资。

  城乡之间,城市的环境跟农村的环境,无论是从生活的条件、基础设施建设来讲,也有很大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也挺大。

  城镇化,城镇化是一个非常大的投资领域,比如说现在通过初步的调查估算,每个农民工转化成市民,最基本的每人大概要花费15万--20万左右。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划,怎么样把3亿,目前居留在城里面的,但还没有享受城里面公共福利的这部分人,总共来说就60万亿了,60万亿的投资空间是很大的。

  比如他们进城之后的基本需求,住房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怎么样跟着父母就近上学,怎么样去解决医疗问题——不要说现在农民工进城的医疗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居住在城里面,每次去医院里面都要排长队,排两三个小时的队,看十几二十分钟,这种现象也挺多,都是非常广阔的投资空间。

  再比如说科技,我们的科技投入也是不足的,环保投入也是不足的。说到过去三十年的重点建设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欠帐还挺多。如地下下水道,我们现在建设的标准,短的就是一年一遇的标准,长得也就是十年一遇的标准,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搞五十年一遇的标准,或者百年一遇的标准。你想如果我们提高到三十年、五十年一遇的标准,像我们这些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工程里面的投资领域有多大。

  像现在城市的拥挤度,城市里面遇到下大雨,被淹的现象,我们城市里面很多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投入需要也是挺大的,稍微把视野放广一点,跳出城里面核心区一两公里的范围,十公里以外、二十公里以外就可以看到到处都是投资空间,所以中国的投资需求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投资的领域非常大。

  关键问题,我们现在对过去投资领域的问题,比如说重复建设的问题,投资效率低的问题,投资里的腐败问题,实际上主要跟我们的投资体制有关系,投资体制审批制,政治投资为主,所以这种方式就很容易造成面子工程、重复建设,这里面怎么改变、改革我们的投资体制,投资主体怎么多元化,投资的决策怎么样市场来决策,公共工程建设怎么样去完善?我们需要监督体制,科学的论证体制等等。把我们的发展眼光放长一点,把投资的规划安排考虑的周全一点,这是提高投资效率需要考虑的问题。

  和讯网:您说的关于投资的效率体制方面的问题,其实也是很多人所关注的,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大家一说投资就想到前几年的四万亿计划,而四万亿计划感觉全部都是政府投资为主,就产生了很多不太好的后果。怎么能避免再走这样的覆辙,或许这个词用得有一点重,但是还是应避免出现那样一种情况,怎么能避免呢?

  徐诺金:投资不同于消费。投资一般来说周期比较长,金额比较大,所以对环境要求要稳定,不是说这个东西放下去就很见效的,一般来说投资周期短则三五年,长则三五十年。比如我们修一个三峡水电站,那都是百年以前,孙中山时期就开始设想,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又反复地论证,不断的积累资金,从着手建设到最后建成花费了几十年的工夫。所以,投资不能说我们一下子、一夜之间形成一个什么决策,第二天早上就希望它见效,不是说把投资的资金搬上直升飞机,升上空直接撒钱就完了。

  投资有周期长、金额大的特点,说明我们的投资政策要有长期的战略安排,要有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安排,要有整个部署的周密性考虑。

  从投资效率来说,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简单的刺激政策,说现在经济不行了,然后就通过一夜之间四万亿、四十万亿,丢进去,第二天早晨就能够见效,或者半年之内就见效,这是不行的。

  四万亿投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总结起来,就是当时我们投得太急、太快了,降低了标准,想通过突击性花钱的办法,一下子把经济刺激起来,这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从经济规律来看,投资一般来说要有长期的战略。

  比如像奥巴马政府,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他们安排的投资都是三五年,到现在才开始见效,整个美国的刺激政策怎么样到位,都是通过引导市场来增加市场信心的办法,使人们愿意在某些领域里面去投资,通过利率的引导政策,税收的引导政策,使经济慢慢的复苏。而不是说像我们过去所说,出个政策,下个月马上经济回升,这种方式是不符合规律的。

  如何避免四万亿那样的后遗症,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按照投资规律办事。首先要端正投资本身的认识,把握投资的规律,从政治上面来讲要稳定投资的环境,引导人们的投资预期,使人们对未来有信心。

  比如当初出台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半年之后马上就转向了,很多项目连立项都没有完成政策环境就变了,就出现了很多半拉子工程。很多本来可能是需要投的,效益可能也不错,但是宏观调控政策一变,后续资金跟不上,就形不成产能,就形不成生产力,这种情况下投资效益就无法保障,本金很难收回来,肯定要亏本了。

  过去在计划经济下有很多半拉子工程,或者胡子工程。所以投资有自己的内在规律,我们所说的投资来刺激就是如何通过出台引导性的政策来引导市场,敢投、愿意投,让他们看到前景,这才是最重要的。

  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就是起这样的引导作用。比如通过货币政策,通过利率的引导,使投资者看到成本是可控的,成本是下降的。还可以通过税收政策的引导,使投资者看到税收负担减轻了,投资利润增加了。再列出一些国家关心的一些重点需要扶持的项目,薄弱环节,使投资者知道哪些领域是政府鼓励的,通过这种方法来解决。

  我觉得投资的最大问题还是我们对投资的认识不足,对投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规律性认识不足,很多政策环境不稳定,宏观调控来的时候,很容易形成政策的变化,过去是鼓励的,现在变成抑制了,政策环境一变,很多投资就半途而废了。

  要解决这些问题。

  和讯网:我们国家确实出现了很多生产过剩的情况,比如钢铁,电解铝等等,而且这些行业的销售确实出现了很大困难,您对这一观点如何看?是不是投资造成的?

  徐诺金:怎么样看待现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分析一下,现在钢铁行业,还有些加工行业,我的了解是产能利用率大概是77%、78%左右,低于80%,这个产能利用应该说还不是特别低的。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美国经济周期的特点,它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产能利用率基本的标准就是,在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产能利用率大概是85%左右;在经济最低谷的时期产能利用率可能降低到50%--60%,一般来说正常时期产能利用率就是在80%、85%左右,经济是比较平稳的。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们的一些行业产能没有达到80%左右的水平,说明我们现在整个经济还处于比较疲软的状态,没有恢复到正常的比较稳定的增长阶段,这反映了我们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比较大。

  实际说就是一些人所说的产能过剩,但我恰恰认为这种过剩反映的是我们现在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恰恰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潜能。

  比如我们现在这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大概是78%、79%左右,经济增速大概是5%、6%左右。就是说十个百分点的产能利用率大概换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我们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7%以上,比如说8%左右的水平,产能利用率就可以提升到80%多,84%、85%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增长空间。这些行业的过剩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

  恰恰就是相对过剩的行业,又是跟投资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的投资能够稳定在过去的20%--25%左右的水平,这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大概可以提升到85%左右。

  也就是说,我认为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恰恰反映了现在经济增长的问题,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还应该往上回升一点,潜力提升到8%左右。

  我们现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比较大,为什么大?就是我们投资下降比较快,一些投资率能够回升一点、稳定一点,我觉得这些产能都会得到充分的利用。

  再就是我们过去还总是以一种行政性的判断来断定哪些行业过剩,哪些行业不足,行政性来进行产能过剩的调整。实际上市场实际发展的结果,越是控制的这些行业,产能越没有得到控制。

  这实际上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可能这些行业还是有钱可赚。如果是一个理性的市场主体,没钱可赚的行业谁去投资呢?他愿意投资的地方可能就是利润高的地方。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就只能说明这些投资主体不理性。那么谁会不理性呢?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投资主体,比如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他们为什么不理性?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体制改革不到位。

  所以解决类似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不是通过行政性的办法去强制进行产能调整,而是通过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加快对地方政府投资主体的约束,这两种办法去解决。更多的应该相信市场,通过市场来调整,

  像钢铁行业,十几年二十几年前我们也曾经控制过它们的产能。但最近我跟钢铁厂的老板交流过,如今的产能已经是过去的十几、二十倍了,越控制越提高,甚至很多私人老板也愿意投资到这个行业里面来,说明钢铁行业的投资空间、利润肯定有吸引力。

  没有吸引力谁愿意投?

  所以,讲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实际上要一分为二地看,有一些品种可能是过剩的,但是还有很多品种是不足的,要进口。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各种钢铁产能加起来,因为很多钢铁品种结构是不能进行加减的。

  所以我总是说,目前我们这种行政性的,把所有的产能加起来的来判断它是不是过剩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维。

  一是产能本身就不可相加,二是你不知道需求的情况下怎么能判断它的供求过剩。

  从客观来讲,从市场的逻辑来讲,我们只能相信市场,而不能通过简单的主观行政性去判断哪些行业过剩,哪些行业应该调整,哪些企业应该保留,很大程度上应该相信市场。

  和讯网:是的,很多经济学家指出这一点,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缺乏自己的约束机制,而且国有企业不是说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投资行为的,这是不是就是问题的根源?

  徐诺金:现在国有企业通过这些年的改革,整个经营管理机制、内部治理结构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总体来说国有企业跟计划经济年代比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两个性质完全不同。

  现在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地方政府也是一样,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事实上,地方政府在中国兼具了双重角色:一是公共产品提供者,二是推动经济发展。在过去三十年里,地方政府的职能作用发挥功不可没。

  当然如果真正按照市场主体,理性的角度来看,它还是不能严格遵守市场行为的约束,比如说它的财务预算做到真正的精打细算,投资决策是不是完全从经济利益出发,有没有追究政绩工程,有没有利用国有企业的天然垄断优势去盲目的发展自己?

  这些现象是存在的。也正是我们下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地方政府行为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比如地方政府的行为,怎么把它们的收支行为约束到它的预算范围之内,不要透支未来,不要建立在土地预算的基础上。国有企业怎么样从它市场的垄断地位转变成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或者完全从市场竞争的市场上退出,在主要的垄断领域,或者国民经济、国计民生的公共产品的提供领域发挥它的作用,这都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加快改革的地方。怎么样去加强国有企业预算的利益约束(音,39:46),地方预算收支行为的利益约束(音),这是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方面。

  

(责任编辑:山人 HN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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