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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政府替代市场带来恶果 需破行政性垄断

2014-09-25 15:44:52 和讯网 

  和讯网消息 和讯网对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迟福林进行了专访,谈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下为文字实录:

  政府替代市场带来恶果

  和讯网:很多人说,刚刚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人们带来振奋的感觉,您对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有什么看法?

  迟福林:我是改革研究方面的学者,所以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发布感到特别兴奋,我感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决定,是个具有历史性的决定,因为它有几个大的议题:

  第一,把国家治理体制和现代化作为我们改革的重点,这在过去是没有的。

  第二,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从基础作用上升为起决定性作用,我认为这是个重大的突破。对于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三,更重要的是,现在改革进入到利益关系调整时期,深刻性、复杂性远超过去的时代,需要主动担当、历史担当的精神。所以,我本人高度评价这个问题。当然,这个《决定》要接地、落地,尚需做出很大努力,可能还要冲破各种各样观念的束缚,还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困难和阻力,但是大方向,大战略的选择是符合改革大趋势,也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我作为学者不仅给它很高的评价,而且也有很大的期盼。我们国家如果未来三五年按照这个方向在多方面有个实质性突破的话,就可以开创未来十年、二十年好的发展前景。

  和讯网: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将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迟福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这是个巨大或者重大的历史性的决定。

  第一,我们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市场,市场决定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市场决定经济增长的转型。我们国家到新的发展阶段,内需是个巨大的潜力,也是个突出的优势,可是这个潜力、优势怎么发挥出来?如果还是继续靠行政推动的做法,那么就可能会造成像北京雾霾这种东西会越来越重。

  那么靠什么?还是要靠市场的活力来激发经济发展的潜力,市场决定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建立在市场决定的基础上,那么我们巨大的潜力就能发挥出来,内需的优势能发挥出来。

  我初步算了一下,大概未来十年左右,我们整个全社会消费总量会由现在20多万亿达到未来50多万亿左右,如果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未来十年7%左右的增长就有了最重要的条件,问题在于,消费市场的环境要形成,适应13亿人消费的大需求,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才可能把潜在的市场需求变成现实市场的发展,我想这是重要的。

  市场决定着经济增长能给中国带来十不年、二十年左右,7%的增长前景。如果真能达到7%左右的速度增长十年、二十年,那我们国家就可以进入到一个高收入国家行列。

  第二,市场决定要靠什么?就是市场决定着资源配置。

  那么我们现在很多问题出在哪里呢?还是老问题,比如说土地等各种要素市场常常行政配置的特点很突出,它的活力没有发挥出来,价格不能真实地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所以,市场从基础作用到决定作用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什么?就是用市场的办法决定资源价格,决定资源配置,这样它就遵循市场规律,然后我们来寻求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路子。这十分十分重要。

  第三,市场决定企业的发展。我们的企业靠什么?企业是由市场环境形成的,如果没有市场经济,社会资本的活力,创新创业的活力就很难激发出来。市场决定着发展。

  我们提出发展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为主要选择,市场决定企业发展,它就会朝着进一步激发社会资本的活力,社会资本可以平等地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可以进入某些垄断行业里某些环节,这个社会资本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至于一部分社会资本外流。当然,这还需要市场相关的制度建立。我们还要靠创业的活力,创业靠什么呢?创新也靠市场,这很重要。

  第四,市场决定有为的政府。

  我们过去出毛病出在哪里?政府往往替代了市场,所以政府主导型的特点比较突出,地方政府层面的公司化倾向也比较突出,这对做大经济总量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但问题是它积累了更深层次的矛盾,具有不可持续性。比如规模城镇化造成城市严重的交通问题、雾霾问题。市场决定性,我们才知道政府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市场决定下我们才说政府是个有为的,有效的,有责的,有力的政府。所以,我们说理顺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核心的问题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前提下,它的作用界限,界定以及它作用的发挥,才是逐步走向一个有为、有效、有责、有力的政府,改变政府常常期待市场的行为。在这样的市场大方向下,政府开始提出来负面清单问题,权力清单问题,这就是在市场决定下政府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界限清楚,才能集中力量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从这样一点说,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它能直接推动经济改革,同时它也牵动改革发展的全局。对此,我想应该有个客观的、全面的估计。

  行政性垄断严重存在需破题

  和讯网:很多人对政府的支配性作用还是有很多向往,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政策还是政府干预,比如土地市场。为什么政策已经出来,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还是会有这么多的政府干预?

  迟福林:过度迷信市场不好,但过度迷信政府更不好。为什么在现在的情况下大家对政府的依赖性更强?

  第一,现行的发展方式还处在转变的关键时候,过去行政推动、投资拉动的特点特别突出,心理上正在转换的过程中。

  第二,现在很多制度也和这个相关联,比如地方把GDP做大了,对领导干部考核就是个重要的指标,很多制度是与这个相关联。

  第三,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权力还集中在政府,就放给企业,放给社会,放给市场的权力还放不到位。

  综合来讲,尤其作为我们这样的转型过程来看,过度依赖政府还是个突出矛盾的问题。因为在经济生活里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只有改变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改变为市场主导下,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所以,我们有个核心的问题,正处在经济转型、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如何能够让政府回归公共服务的主体角色,如何以此形成一整套相关的制度,还处在一个继续破题的阶段。所以,我想我们可能在很多方面过度对政府依赖,是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我们需要政府,需要一个正能量的政府,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有效的政府,有责的政府,有力的政府,但我们更需要市场,更需要政府的作用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如果继续把地方政府公司化,继续坚持行政配置资源,那我们不仅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矛盾问题会越来越突出,更何况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大量的矛盾、问题看出来政府需要解决民生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这些问题更为重要。可能在经济生活里,政府的市场监管更重要。一个奶粉大家都不放心,都要到海外、到香港市场去抢购,影响了香港市场,你说这是什么问题呢?它就是一个政府市场监管不到位,如果政府能把市场监管真正到位,这对于我们消费大市场是个多好的事情。

  和讯网:在市场化改革方面,您觉得在中国最紧迫方面的改革在哪些领域?

  迟福林:市场化改革是个大题目,我想现在有几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要提速。现在很多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和整个市场发展还不相适应,所以,我建议,在未来两三年,在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方面应该有所突破。

  第二,与此同时推动利率、汇率市场化进程,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进一步加快市场开放程度有重要的影响。

  第三,加快以国有企业为重点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我们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是个大方向。核心的问题,重点的问题是国有企业,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过渡,如果能打破垄断,在垄断行业拿出一些项目让社会资本进入。

  第四,市场监管的转型,市场决定着监管的转型,就是说要把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分开来,由以行政监管为主走到以法制监管为主的路子上来,我们这个监管才会有力、有效。

  第五,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体制机制,在这方面涉及一系列的矛盾问题,也就是说市场化改革依然是我们需要从多方面继续破题,这样才能以市场的活力来激发我们经济发展的活力,不要以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搞得差不多了,我认为还远着呢,许多深层次矛盾问题尚处在破题的阶段。

  和讯网:您刚才说国有企业改革是市场化改革非常重要的方面,您认为未来国有企业改革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迟福林:我想国有企业改革有几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能不能够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让社会资本参与到国有企业改革中,这需要破题,只有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相融合起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能我们才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企业组织形式。

  第二,应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要改革,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过渡,我看有关部门还没有拿出这样的方案,你管资本哪里需要配置我就可以配置,而不是单一的国有制,是追求资本的效率和效益。

  第三,要在垄断行业改革上继续破题,现在垄断行业改革远不到位,资源垄断还存在,更重要的是行政性垄断严重地存在着,这些问题我们说了多少年没有大的突破,能不能尽快地推出一批在垄断行业里重要的项目,向市场开放,向社会资本开放,这对于我们整个企业改革应该说也十分重要。

  和讯网:您刚才说的非公经济参与国有企业,这样能对国有企业改革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迟福林:我想,第一,倒逼国有企业改革,逼着你要改。

  第二,它可以激活国有资本,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参与更追求它的效益。

  第三,改变它的单一国有企业管理方式,使得它的组织方式、管理方式更有效率。所以,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应该说它给国有资本的改革会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我想这块很重要。所以,三中全会《决定》选择的混合所有制的方向,我认为是符合在市场决定下企业发展一个大的方向。

  顾雏军案说明应严格保护产权

  和讯网:我注意到有这样的精神鼓舞,现在民营企业开始努力地去追讨自己的权利了,比如顾雏军兰世立这几个案件,有说准备重新审理,通过这样一些案例判决来推动民营企业能有更大信心发展,对此您怎么看?

  迟福林:总结我们这些年的改革事件,第一,在产权保护,尤其是私有产权保护方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如何建立严格的法制化产权保护制度,我想对于稳定社会资本预期,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更大程度的激活社会资本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法制化的营商环境。我们是靠行政手段干预这个事情,还是通过法制轨道解决企业中间的矛盾问题?我们很多的矛盾问题是由政府的介入而产生的,如垄断的问题,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优化营商环境,我认为十分重要。

  要解决社会资本和私人资本的一些问题,必须有行政行为的改变,以及相关法律的改变,以及在全社会营造有利于社会资本发展的大环境,我们需要在多方面做出这些努力,以避免过去不应当出现的事情出现。

  和讯网:也就是说,不管顾雏军还是兰世立案怎么判,一直走的是法治的途径是很好的。

  迟福林:是的。我们应该通过法治的渠道去解决问题,当然这个法治是多方面的,首先法律上要对私有产权的严格保护,是个大前提。

  应相信农民会处置好自己财产

  和讯网:您多次强调,农民财产权遭遇很多缺失,这些缺失您认为主要反映在什么地方?

  迟福林:我们90年代就提出来,赋予农民长期而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因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农民最大的物权,也是农民最大的财产权,所以要问农民财产的缺失在哪里?我认为是土地财产权的缺失。

  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是一种简单的债权还是物权,我认为它是有限的产权,是一种物权。就是说它可以抵押,可以转让,这样就不至于农民工进到城里来两手空空,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他可以带着资本到城里创业。所以,如何解决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缺失问题,是解决农民财产权一个基本、主要的矛盾。所以,这次“两会”我有个提案,关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一些相关建议,我想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相当大的改革空间。

  当然也有不少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我想在坚持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应该承认农民对土地使用权是一种物权,这种物权应该成为农民主要财产权的来源或主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的农民相当一部分才可能根据这个财产权的实际拥有逐步富起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否则,仅仅靠一般的农业生产、种粮食很难改变现在比较突出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和讯网:您认为农民的财产权物权化,就是土地方面如何推进比较合适呢?

  迟福林:我想有几件事儿很重要。

  第一,你得承认,它不是个简单的承包关系,而是赋予他一定意义的产权,土地是集体的,但使用权是可以转让的,使用权是可以继承的,使用权是可以抵押的,也就是说首先要承认它是一种物权。

  第二,在承认物权的前提下,土地应当由市场配置,是一种市场行为,你就不要轻易侵犯他。

  第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关键问题是政府的行为,农村土地有一定的特殊性,特殊在两条:核心的问题是用途管制,再加上不能破了土地规划这条红线。在严格的用途管制和土地规划的前提下,农村的土地应当由市场来决定,这样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城乡统筹的土地大市场,也有可能农民在这种土地大市场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来提高他的实际收入水平。

  和讯网:市场在土地资源改革当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迟福林: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对于农村来讲,我想在用途管制的前提下,第一,他可以激活这个土地市场,而不是政府征用了然后高价转给开发商,激活市场、激活农民的积极性。第二,提高土地的利用价值,因为在市场过程中,我们过去农村的土地,是在压低其价格。应该提高它的价值。第三,他可以实现土地适度的规模经营,即使种粮也能提高效益。所以,农村土地的配置在严格用途管制的前提下,用市场配置的办法来激活农村土地大市场,这是一篇大文章,虽然具有很多特殊性,但是第一要相信市场,第二要相信农民,不要把农民的短期行为说得过于严重,只要这个土地财产权给了农民,相信农民不会轻易出手的,他们会十分珍惜这个土地财产权的,也相信农民有了这份土地财产权才成为我们农村耕地主要守护者,他不会轻易来处理。

  所以,相信市场,相信农民,我想这两块很重要,我们现在过渡相信政府,相信政府很重要,政府在农村土地的规划管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回过头来看,农村土地市场的乱象很大程度上和我们地方政府各种不恰当的行为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和讯网:有很多人提到,美国的农民数量其实是很少的,只占人口总量的百分之一点几,您认为中国未来的农民也会像美国的农民那样吗?

  迟福林:我90年代曾经到美国一些大农场、家庭农场看过,中国的情况和美国不一样。中国不太可能走到美国农业规模化经营上来,中国人多地少,所以,我的看法:

  第一,中国以家庭为主的经营制度还是适合我国农村基本国情的制度安排。

  第二,即使这样,我们农村的劳动力还是过多,适度地转移农村劳动力还是我们未来十年、二十年很重要的事情。

  第三,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农业服务业的发展把一家一户连接起来,在我们坚持家庭经营主体的前提下使农业走向现代化,这更重要,当然,这个现代化也包括适度的规模经营。我不大主张社会资本到农村大量圈地,我认为社会资本进入农村更多的是现代农业服务,比如机械、运输、加工、包装,如果能够通过社会资本把农业服务现代化做起来,对我们农村的发展,一家一户的发展如何走向现代化应该会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的农村情况比较复杂,可能不会走向美国这种情况,但是再复杂要相信它的基本规律,相信农民,相信市场。把这两条和相信政府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走到一条或者寻求一条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

  和讯网:现在有很多人表示,在农村土地撂荒的很多,这是不是由于土地没有进入到真正种田能手手里,所以导致土地撂荒。

  迟福林:土地撂荒的现象在有些地方还比较突出。我想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农业生产价格偏低,或者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偏高,使得农民收益相对偏低,很多人就不愿意种地了,价格因素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农业现代服务不适应农村的发展,如果说一家一户种粮、种菜、种瓜果和现代服务、运输、加工、包装、销售迎合起来就能提高它的土地利用价值,这还不够。

  第三,在农村也有适度规模经营的问题,我们现在适度经营规模做得还不够,在坚持家庭作为经营主体的前提下发展适度的规模经营还大有空间。

  和讯网:对于农村宅基地未来的流转问题,现在有很多讨论,您对此怎么看?

  迟福林:我看到一些部委官员的表态,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买房,未来我想这样的限定可能不太符合市场发展的规律,如果有些人愿意到农村去,为什么不可以呢?其次,将来农民的房产是属于自己的,他有了房产证以后,为什么不可以转让呢?这样一些东西,我想在农村的宅基地以及在宅基地上房屋政策的调整还有很大的空间。

  第一,现在有很多不规范,小产权确实搞得比较乱;第二,人为的制约也阻碍了农村市场的发展;第三,在这个前提下,应当积极地去试点,怎么样搞活宅基地,怎么样使得农民的房产权能和城里人一样具有产权,在这个基础上农民可以有自愿出售的权利,这方面还要加快试点,规范发展的过程。

  服务业重要领域需对外开放

  和讯网:您在书里提到很多中国服务业开放方面的问题,您认为中国的服务业开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迟福林:服务业开放第一要有总体的估计,中国服务业发展我认为是两点,一是发展比例还是低的,二是水平是低的,所以向市场开放,社会资本开放,外来资本开放第一可以加快它的发展速度,第二可以提高它的发展水平,这是总体的估计。第二,我们还有很多认为的限制,比如医疗市场、教育市场,为什么不能够在适当对社会资本、外来资本放开呢?我想这个放开更有利于把自己的学校进一步地搞好,有利于公立医院、公立学校的改革,可能我们未来服务业的开放,教育、医疗、文化市场的开放依然需要继续破题,在这方面需要打破原有政策和体制上的束缚。

  未来几年,随着我国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释放的大趋势,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提高服务业的发展质量是大势所趋,而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提高服务业的质量。除了我们自身加快服务业相关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以外,恐怕很重要的措施是加快市场开放。所以,我一再主张以服务业为重点的市场开放,将是我们下一段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领域。

  和讯网:您提到医疗行业的开放,在北京遭遇到很严重的看病难的问题,这与我们医疗市场不足够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

  迟福林:应该说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现在很多三甲医院,北京一些大医院真是比菜市场还热闹,远远不适应这种需求。如果在原有法律规定、标准准入规定前提下,能够更快地向社会资本开放,适度地向外来资本开放,既能够满足我们医疗需求,缓解这样的矛盾,又能加快提高我们医疗的服务水平。

  和讯网:现在医疗方面的问题很多,包括医患矛盾是不是也都有关系?

  迟福林:是的,我们现在医疗需求在加大,供给不足,在供求矛盾加大的情况下,很多矛盾会产生。第二,我们公立医院的改革还大有空间,还不到位,我一再提我们公立医院改革九个字“公益性、专业性、独立性”,公立医院首先是以服务公益目标为主,第二要严格它的标准是以专业性为特点,你一个医生的职称代表了你的社会价值和医疗水平,沿革这样的事情,才使你的服务得到社会承认,同时实现自身的价值。要是校长治校,院长治院,应该把一些真正专业性比较强的,医院治理结构要和它的专业发展相适应,不能完全行政化。完全行政化的可能解决不了我们医院改革当中多矛盾的问题。

(责任编辑:邓益伟 HN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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