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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馆拍出那勾魂摄魄的乡愁结

2014-12-15 00:08:08 长江商报 
长江商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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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照相师傅访谈录《村里来了照相的》出版

  本报记者 卢欢 实习生 张瑞姣

  “一座座村庄隐没于城市,转瞬间变身高楼大厦,人们甚至来不及记录下乡村变迁的过程,它们就消失了。这本书试图通过照相师傅的回忆,唤醒人们的乡村记忆。”自2011年中开始,摄影师王勇用三年时间探访了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处23个县的24位照相师傅,完成了《村里来了照相的》一书。新书最近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

  王勇1998年开始摄影,自2013年开始参与《我们村—中国城镇化影像实录》拍摄项目,在今年9月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举办以中原传统的农民生活方式为主题的展览。12月初,他在河南永城市成立“中原照相馆影像俱乐部”,搭建了一个以乡村影像为主题的展览、交流的平台。

  新书里的受访者多是1956年公私合营之后国营照相馆一员,当年他们常身背相机、背景布,骑着自行车穿行乡间。他们口述了很多细节,比如不少老师傅在给外国传教士当助手,为日本人拍“良民证”过程中学习照相技术;安徽亳州县最早照相馆设在妓院,妓女拍照片招揽嫖客;山东单县“白家照相馆”的白师傅每次进村都能得到特别礼遇;每年征兵的时候,河南省永城市赵群娥照相馆都要派人去武装部照相,拍完当兵的,再给有需要者拍家庭合影;新世纪奔波于乡村的照相师傅,将旧时自行车改为箱式卡车,除了照相机、背景布外,还带上孔雀、小马等各色道具以及做饭家当,更像个马戏班子……

  在王勇眼里,这些乡村照相馆的景观,是现代影像文化生态中十分重要而又一直被忽视的部分。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民间影像的生成机制、内容形态、评价认知等构成了我们影像文化的底色。

  拍摄者往往也自惭形秽,照相已成为遥远的回忆

  长江商报:你为什么选择农民和乡村作为摄影对象?是否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为“乡野摄影人”?

  王勇:我在永城市供电公司从事宣传工作,由于工作的原因,经常去乡村采访供电部门对农民服务的情况,次数多了,对农民也有了很深的感情。深入到他们当中去,倾听他们的家长里短,感知他们的内心故事,我慢慢热爱乡土文化,也就有了把自己定位于“乡野摄影人”的想法,希望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他们的点滴,用手中的笔去记录他们的历史,还原中原百姓的真实生活。

  长江商报:新书《村里来了照相的》是你对四省24位“照相的”的访谈录。说说你做这件事的初衷和背景吧。

  王勇:1956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一个县城只有一家国营照相馆,甚至对这个县的经济、文化、历史、社会发展的视觉呈现仅此一家,别无分店。我用了三年里的节假日,以居住地永城为原点,去关注苏、鲁、豫、皖四省这一带的乡村照相馆,对老照相师傅进行深度访谈,同时收集老照相馆的背景布、老式相机、放大机,也走访残留在县城中的老照相馆。

  去老照相馆采访,照相馆师傅说得最多的是:哎呀!你要是上个月来就好了!你昨天来就好了!你去年来就好了!为什么?就因为那个时间来,以前老照相馆的物品还完好,还存在,现在你来晚了,都卖废品了。这些制造乡村影像和留住社会印记的物品,消失得如此之快,让我深深感到遗憾。所以,这是与时间赛跑的事情。

  长江商报:在这个分分钟可以拍照、照完随时可以存盘、高兴了还可以PS的时代,“乡村照相馆”和“照相的”与现代人的生活离得实在遥远。

  王勇:当我们试图了解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或勾勒出一个区域乡村的生活图景时,我们只能从这些乡村摄影师的镜头中寻找普通老百姓的情感、记忆和历史。无论世事如何变迁,镜头前老百姓的一招一式,都呈现出当时人们生活物质水平和精神风貌。这些影像,是我们了解过去的传统和文化的一扇窗。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些乡村摄影师为记录中国乡村社会所做的贡献。

  长江商报:“照相的”大多是1956年公私合营之后国营照相馆中的一员,当时是最接地气的摄影者,挺受人尊重。后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遇到他们时,他们境遇如何?

  王勇:当年的国营照相馆是县城最光鲜的单位,照相馆里“照相的”也最体面。去哪儿照相,都受到人们的尊重。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影楼摄影从广州口岸传到中国大地,并雨后春笋发展到各个乡镇,原有国营照相馆的技术、设备、审美观念都落后了,生意每况愈下。每去拜访乡村照相馆的师傅,看到他们大多生活在最底层,靠着微薄退休金维持生活。照相,已成为他们遥远的回忆。

  长江商报:在访谈中,你常问到老摄影师傅“走村”照相时发生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有哪些?

  王勇:赵群娥给我讲述的故事最难忘,她是河南省永城市茴村乡赵群娥照相馆的老板。一次,她去拍一个五保户老头,对方生病睡在床上,角度很难掌握,几个人费了好长时间才拍几张照片。后来,他睡在床上对赵群娥说:我没有钱,你能给我放大一张不?她立即答应:可以给你放大。后来给他放大一张十二寸的。一个睡在病床上的老人,没有儿女,身边也没亲人照顾,没有后代,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想为自己留张照片,这是怎么样的心情啊!就像中国有句老话说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长江商报:每篇访谈后面,你都附上当地县志对照相馆行业的历史描述,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勇:地方志是我寻找这些乡村摄影师踪迹的重要文本。同时,我把整理出来的口述材料与地方志反复对照,以求准确;还虚心向熟悉当地文化的人士请教,反复求证;目的是把对影像文化的观照纳入到当地社会生活史,甚至物质文化史的背景中去。

  长江商报:本书后记里,你将老照相师傅镜头下的瞬间定格称为“泥土里的视觉记忆”。这些在民间流传的影像,包括你收藏的老照片,有何特质?与官方的影像叙事(宣传类或新闻类)又有何不同?

  王勇: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照相馆,它是记录老百姓人生重要节点的重要时刻,还有很多寻常与不寻常的纪念留影。全国人口的身份证、驾照、结婚证、医疗证等证件照大多由照相馆完成,在广大乡村人口中更是如此。它也是生动的乡村历史印记,同时也讲述了中国民间影像与民间生活文化的互动。这些乡村照相馆的影像只是在民间流传,自生自灭,难以进入官方叙事渠道,也不被大多数拥有者认知、珍视。它们不入流,拍摄者往往也自惭形秽,觉得技不如人。从大量文本中,观者也会看到,这些照相师傅们努力模仿官方宣传照片的痕迹。但总体说来,这些影像形成了自己的特质,成为考察这一时期城镇乡村文化的直观重要文本。

  照相馆的师傅。如今这样的老相机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成为记忆。本组图片由受访者供图

(责任编辑: 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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