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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深圳开放的两次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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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24 09:03:00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本报记者

  李成刚

  张孔娟

  深圳建市

  1979年春天,中央派出调查组,到深圳地区调查这里适不适合搞改革开放。当时,刘波广东省委组织部工作,为配合调查组开展工作,刘波作为陪同者随调查组一起来到深圳。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中央调查工作组,要在这个地方调查了解搞开放改革行还是不行。

  “那个时候深圳还是沙田一片,大沙田,我们的工作,就是从到这里支农开始的。这里大片大片的都是农田,我们从插秧开始,有农活就干。要在这个地方搞中国的经济特区,行不行?说真的谁都不知道,这里除了山之外全是大沙田……这次调研之后,工作组回到了北京,过了不久就听说要搞经济特区了,于是,我就成为第一批干部,留在了深圳,开始做特区了。”原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波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讲述自己当年在深圳的工作时,老人情绪有些激动:“我来那年是1979年,很早的,深圳组建班子的时候已经是1980年了,我们是第一批特区干部,主要领导人有梁湘、周鼎、周溪舞、林江、罗昌仁和我(记者按:深圳建市首任市委书记、副书记分别是张勋甫、方苞。梁湘1981年2月就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1981年10月深圳市升格为副省级市),刚开始是我们五六个人,后来是七个人,现在这些人死得也差不多了。”

  说起这些当年的老伙伴,刘波开始流泪,然后自己极力控制情绪,顿了一会继续说:“唉!那个时候你还小,你不知道,你还没有出生呢吧?那时因为没有人愿意来这里,于是我到部队去要了一批工程兵。大家分工,我到组织部管人,梁湘是一把手,管全面的;周鼎是二把手,三把手是周溪舞,梁湘已经去世了,周溪舞也去世了;四把手是罗昌仁,现在还活着;五把手是林江,林江管宣传,也去世了,现在好几个去世了,我们六个人剩下没有几个了。”

  深圳建特区的构想,起因1978年10月袁庚赴香港招商局主持工作后,思考突破困局的办法时,提出的建设蛇口工业区的设想。袁庚到香港后,想扩大招商局船务事业,在香港买块地,不过,让他丧气的是,即便退而求其次跑到澳门,也同样发现这里的土地价格不是他们能承担得起的。1978年的香港土地价格之高,仅次于日本东京,中心区每平方英尺地价已至1.5万港元,郊区工业用地也达到每平方英尺500港元以上。

  打消在香港买地的念头,袁庚寻求变通的办法。在时任交通部部长叶飞的支持下,以交通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央提交报告,申请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的优势,放手利用外国资金。很快,这份报告得到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时任中共中央副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手脚可以放开些,眼光可以放远些,可能比报告所说的要大有可为!”

  得到中央的批准,袁庚提出了在内地筹建后勤服务基地的设想,勾勒出了他的早期蛇口工业区构想的轮廓。1979年新年期间,袁庚将自己关在职工宿舍,修改、补充,完成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提出:招商局初步选定在宝安县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以便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对实现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和促进宝安边防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对广东省的建设都将起积极作用。很快,报告获得了国务院领导的支持。

  就在袁庚为蛇口工业区的构想和筹建忙碌了4个月的期间,1979年初,时任中国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要利用临近港澳的有利条件,在广东搞一个出口加工区。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委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成立深圳市委。3月,国务院批准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4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广东省提出将“深圳、珠海和汕头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的提议。虽然一位副总理对这个提议大泼冷水,但广东省的建议却得到了邓小平的赞成和支持。就在提议的当天下午,邓小平与习仲勋等人谈话时表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通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讨论,形成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会后,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队到广东、福建调研,推动两省制定“试办出口特区”方案。1980年3月,谷牧赴广东主持会议落实特区建设方案,会上将“出口特区”更名为“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自此,中国改革的试验田宣告诞生。

  事实上,在当时,这些中央层面的事关改革的风云激荡对刘波来说并不清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宣布要改革开放,我们就这样来到了深圳。”

  苦就一个字

  刘波刚到深圳的时候正赶上春耕,到处是沙田。“在这里搞特区?谁愿意来啊!在这大片农田里面搞特区?太不可思议了!”刚来没地方住,到处搭棚屋,于是流传出深圳蚊子特别大,“三只蚊子一碟菜”的说法。

  深圳特区刚开张,商人也不愿意来,因为没有希望,这个地方就是一片荒田,在当时看来,不知道从哪儿挣钱。“好不容易说动商人来看看,来了一看,扭头就走,你要他建房、要他投资,那是问人家要钱吗?芽”刘波说:“我们理解他们的心情,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深圳能变成今天的样子,“这个真是要感谢中央,感谢省委”,刘波说:“当时中央下了大决心来搞市场经济,后来才知道是邓小平决策的。小平同志的这个决策,是被很封闭的计划经济逼出来的,那时候全国都封死了,各地方都为计划经济所困,所有的供给都是要票的,粮票、菜票、油票、布票,这些还只能在当地使用,出了这个地方就得开介绍信,那些个票据也不能用了,省级的必须是盖了章才能用,所划拨的计划经费是一级一级给钱的。对我们来说,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谁也不知道,那个时候真是不容易呀!”

  现在看深圳的发展,刘波表示,“心跳哇哇的快啊,兴奋啊,一讲特区,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不过,你怎么能想到,当时的苦啊,干工作苦,不被了解也苦。我们去北京汇报,有人指着鼻子骂我们。他们不了解这边的情况,总是纠结姓资和姓社的问题,你都不能想像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没人愿来深圳

  1981年深圳经济特区开建,人才奇缺。作为组织部长的刘波,担子很重。而让他感到最难的是,那时候,没人愿意来深圳。

  刘波第一次到广东省委组织部要干部,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只要来9个人,而当时深圳市委给他的任务是300人。这300人,全部是机关的科、处级以上干部。省委组织开会把任务布置了下去:省直机关、广州市直机关各调150人。但是干部一听说是去深圳,大部分都不愿意,他们知道这里是一片荒芜。花了近3个月时间,刘波带回来了9个人的档案,这9个人都是他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时的熟人,愿意来深圳,是看在他们多年交情的分上才勉强答应的,有个朋友为此和刘波吵架说:“你跟谁熟就害谁,将来没有朋友了!”

  看到省里很难再调更多的干部,深圳市委决心打破原有的干部人事制度,向全国招聘干部。于是,刘波来到北京,到中组部要全国招聘干部的“权力”。新中国成立以来,干部人事制度一直是由国家负责统一分配的。刘波此行,最担心会被批判是搞“干部自由化”。

  1981年底,中组部为深圳的全国公开招聘干部事宜召开了特别部务会,中组部领导全部到会,这是一次高规格的会议。刘波用了两个多小时把招聘方案作了详细说明,没想到方案顺利通过了。中组部同意深圳组织招聘工作组到12个大城市去招干部,只要“两厢情愿”就可立即办手续调或借到深圳去工作。

  拿着中组部的介绍信,刘波等人开始往返于北京、天津上海等12个城市招聘人才。

  不过,在重庆,刘波遇到了阻力。当他们向重庆市委组织部领导汇报时,当时的领导反把他们训了一通:“干部又不是钱物,是党的财富,哪能由你招来聘去的!深圳这是搞干部自由主义,把我们的队伍都搞乱套了!”

  没办法,他们将招聘内容抄写成布告,一张一张贴到住地附近的街上。当地组织部领导知道情况后,又让人过来把布告撕了,还说要把刘波他们抓起来。刘波立即把情况反映到中组部,通过中组部领导沟通,当地组织部门才不再阻挠。

  第一次思想交锋

  刘波所说的苦,除了条件艰苦之外,最苦的是对深圳建特区的质疑。其中有两次思想争论尤其激烈,而这两次争论的结果,实际上完成了两次以深圳为模式的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

  第一次争论,自深圳建特区开始就激烈展开,争议的焦点,是应不应该办特区,或者说,经济特区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东西?

  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对我国划出几个小地方,创办以吸引外资为目的的经济特区还很不理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论不休,好话、坏话、怀疑的话,什么态度都有。更有人将特区看作是“异端”,指责非议不断,其中典型的说法如:“深圳除了九龙海关门口还挂着五星红旗之外,一切都资本主义化了”;也有权威媒体刊登文章,将特区与旧中国的租界相提并论,认为特区就是旧中国租界的复活,是“资本主义的复活”;一些老同志伏案痛哭,“流血牺牲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这样的疑与批评的背景中,一封封告状信寄到北京。

  在党内不同声音因为不了解、不理解,对开放特区持怀疑和批评态度的同时,国际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舆论对特区也不理解,评头论足,曲解、攻击中国特区的声音不断出现。当时苏联官方媒体对中国举办特区就提出激烈批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在苏联内部会议上讲,搞经济特区是卖国,走修正主义道路。有的国家党政代表团公开质疑:中国搞经济特区,在马列主义中的依据是什么?

  不过,也有支持的声音: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都是不发达国家,经济比较落后,用经济特区的形式和政策把西方的资金、技术、管理引进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与列宁当年提出的租让制思想是一致的,如果成功,是对马列主义思想宝库的重大贡献。

  事实上,纠结于姓资姓社的问题,在上世纪80、90年代一直是中国经济思想界交锋不断的问题。对深圳奋斗于一线,心中更多是想将经济搞活、搞上去的工作者来说,要从理论上回答这个问题,的确是有点难。

  1980年1月15日,蛇口工业区正式对外招商。时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蛇口工业区总指挥袁庚在香港举行招商新闻发布会时,香港《明报》一位记者问他:“1949年,你带领军队南下深圳,从你的手中解放了蛇口这个地区,将资本家赶跑,建立了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但是,现在,你又在蛇口开发了一大片土地,搞了一个工业区,将资本家请回来搞经济。我想请问你,在蛇口搞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你究竟所为何来?”在一本关于袁庚1978—1984年在蛇口经历的传记中记述,当时袁庚突然觉得自己脑子“短路了”,不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袁庚是在外交场合上纵横过的人物,为了不冷场,他立即大笑起来,以赢得思考时间,组织了一下语言说:“共产党有个歌,其中有句唱的是"他为人民谋幸福"!这就是说,共产党的目标,搞社会主义是为了国富民强。过去,我们没有搞好,内地目前还很穷,所以现在党中央立志搞改革,为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因为穷,劳动力低廉,诸位老板到蛇口那边开工厂,成本低,你就赚得多,内地也得益,人们生活有了提高,也就不往香港跑,会减少香港这边很多问题。”思路打开,袁庚想好了关键语言:“要知道,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争论是无用的,我们不能让人们继续过苦日子。事实上,大陆已经打开大门,欢迎各位去考察投资,希望大家看准机会,一同发财!”

  刘波说,深圳当时就是一片沙田,要说动商人们来投资,实在很难,很多人来了一看,扭头就走啊。这既有地方硬件条件差的原因,更多还是对国家政策不理解、不信任的因素所造成的。

  如何消除投资者顾虑,应对非议和不理解,向外宣传深圳特区的决策?1983年,深圳市委决定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有邹尔康担任首席发言人,林祖基、卢祖法、李伟彦担任新闻发言人。自此,深圳市组织这些发言人每年邀请香港新闻界、学术界到深圳,来了解深圳特区。

  深圳应不应该办特区的争论,到1983年—1984年期间才开始有了明确结论。

  1983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第一次视察深圳,在新园招待所6幢2楼会议室听完深圳市的汇报后,高兴地说:“搞得不错,干部是努力的,敢于创新,是很有成绩的,已经开创了新局面,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的意图。”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和广东省原省长刘田夫、省长梁灵光、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等人的陪同下到深圳视察时说:办经济特区是我提倡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对深圳日新月异的变化,邓小平写下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的讲话使得关于深圳特区的疑问有了正面回答,尤其是对备受争议的蛇口工业区,这更是令人沸腾的消息,袁庚曾回忆说:在全面推动蛇口工业区向前发展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的重要性超过1984年邓小平视察蛇口。在向工业区的干部传达邓小平视察蛇口情况的会议上,袁庚说:“就像我们在大海上漂浮了很久,突然抓住了救命稻草,小平的到来对我们的意义重大。”

  两个月后,1984年3月,中央召开全国沿海城市工作座谈会,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把对外开放进一步引向深入。这次会议除了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参加外,还有43个部委负责人、中央领导23人,再加上沿海有关省市的党政负责人,规格很高,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进行,历时12天。这是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的地方,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的很多战略决策都出自这里。

  1984年12月,曾经强烈批评经济特区的阿尔希波夫访问深圳,在听取了深圳市委秘书长邹尔康的介绍后,对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说:我们这次来,对你们的政策有了比较正确的了解,以前我们听到的情况和现在看到的不太一样。

  中央领导人对深圳的肯定,以及国家政策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使长达4年的“要不要办特区”、“办特区是对是错”的第一次是非之争有了旗帜鲜明的结论,此后对深圳发展道路的争论才逐渐沉寂下来。

  第二次思想交锋

  相对于第一次争论,关于深圳特区的第二次思想争论来得很突然,不过争论范围相对较小,影响力更多只是在港澳地区。

  1985年6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代表团时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

  邓小平的这一讲话在海内外引起轰动,一时之间,针对深圳经济特区的种种议论再次甚嚣尘上,有言论说深圳是靠国家“输血”才能发展的也有言论说深圳是在利用黑市外汇而发财,更有“深圳特区的建设是错误的”言论再度复活。这些混乱的思想引起早期投资者的疑虑,使特区建设者和投资者的信心都受到严重打击。

  尤其是“输血论”,对深圳的建设者来说,感情尤其不能接受。刘波说,那个时候我们艰苦极了,最艰苦的是搞改革没有钱,要到处借钱。这种日子我们过了至少有5年。没有钱还得搞建设,就是这么个状态,我们跑了至少5年。广东省里的有关部门、国营企业、富裕一些的大市县,等等,只要能借钱给我们,我们的感激之情都难以表述,因为那时候苦啊。

  事实上,深圳经济特区开办,中央的政策就是“只给政策不给钱”。到1985年底,深圳市完成了50多亿元投资,其中国家拨款只有1.3亿元,银行贷款12亿元,其余都是外商和内地省市在深圳的投资。

  对香港舆论的这些疑虑,深圳市联合新华社进行了多次态度诚恳的解释,明确表示,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含义是一致的,即经济特区这几年的发展是成功的,但办特区是一个试验,以后还有许多新问题需要继续探索和解决,经过多次澄清,兴起于香港的第二次对深圳特区的争论才逐渐平息下去。

  “在深圳工作压力大,而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关于路线的争论。”刘波说。那时候姓资和姓社问题还没确定,这就很纠结。总有一些人不断地说我们在搞资本主义。这是原则问题、路线问题,搞不好要蹲监狱的!那时心里很委屈,都不知道掉过多少眼泪,当时好想放弃喽!(说着刘老又哭了……)

  “我们来北京汇报,有人批我们,说我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我们是边挨斗争边搞特区啊,当时邓小平说杀出一条血路来搞特区,他的压力也很大,从这点看,邓小平是真伟大,不是他,特区搞不成的。”刘波说:“你们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纸,说起来,也要感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当时的主任马洪,他是中央管教员的,年纪比我大些,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他为特区尽了很大的力,很支持特区发展,这个人讲真话。当年办特区不容易,他到特区调研后,让我怎么做就怎么说,到中央汇报,讲真话。”

  (预告:下期《经济记忆》将刊出专访时任蛇口工业区副总指挥乔胜利《“一老一少”闯蛇口》)

(责任编辑:HN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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