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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和留下的执政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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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11 11:20:08 来源:国企 

  来源:《国企》杂志

  善谦

  仇和倒了。沐阳、宿迁、昆明三地,无数人拍手称快,放炮庆祝。但也有人还在怀念。互联网上,吐口水的、点赞的、叹息的、诅咒的,热闹非凡。

  仇和是一个时代的象征。2008年11月30日,时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荣获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杰出人物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人物两项大奖。他是获奖人物中唯一在任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与他同获此奖的还有吴敬琏厉以宁于光远袁隆平林毅夫、季羡林、王石龙永图等。

  如今,仇和倒了,时代也要变了?

  一、或负使命,反腐开路

  仇和其实是个小人物,出身贫苦,政治上无依无靠。他能一路过关斩将,从一名普通研究人员,一路在争议中升迁,耸动全国,开时代风气,的确有独特之处。

  1996年12月8日,39岁的仇和以中共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的身份兼任沭阳县委书记。据说,一位曾经在沭阳工作过的老同志万分感慨地对他说了四句话:“来沭阳之前我的体重是120斤,走的时候只剩107斤;来沭阳之前我是一头黑发,走时则一头白发;来沭阳之前我精力充沛,走时已经筋疲力尽;沭阳是个大染缸,你掉下去必死无疑。”

  其实,不但沭阳县如此,哪个地方不是大染缸?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而且都以法律形式固化。上,有许多要照顾的关系;下,有许多要尊重的民意实情;中,有许多要平衡的利益。即使身为县委书记,萧规曹随,照章办事,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是可以的。但凡想要有所作为,就会觉得浑身被绑了无数绳索,难以施展。民主集中制,可以民主地办坏事,责任共担,错误同犯,利益均沾,好处共享,集体决策,个人无罪。若要民主地办好事,却难得很,各方利益当事人可以有各种理由加以阻碍。体制内大多数干部都选择随大流,听听上面怎么说的,看看周围怎么做的,想想自己能得什么好处,再考虑一下反对力量有哪些,做一些不痛不痒的事,求个平稳、平衡、平安。只要有了资历,碰到上面有人赏识,顶多花点钱,或许还能步步高(002251,股吧)升。这样想的人多了,官场就成了大染缸,许多年轻气盛的干部就在体体面面的吃喝玩乐中被消磨掉了。

  剩下的选择,或者是集权搞腐败,苏荣以及许多贪腐者就是。或者是集权以办好事,至少仇和的初衷是这样的。他那句名言就说明这个问题:“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一个宰相,一个县官。”他真把县委书记当成过去可以独当一面的、说了算的县官了。其实,这是一个错觉。清朝的县官是说了算的。那时,一个县没有四大班子。县官班子里,也没有那么多上级任命的副职。正是这个错觉使他成为能吏、酷吏,也成为“官场另类”。也是这个错觉使他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屡屡成为自由派媒体的曝光对象。还是这个错觉,使他能更大胆地响应时代的召唤,展示、实践自己的市场迷信,倡导“让权力配置的资源最小化,让市场配置的资源最大化”,从而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杰出人物。

  仇和初到沭阳,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动员5000多名机关干部当一周清洁工,清理环境卫生,而是免去公安局长的职务,整顿治安。沭阳人好斗,远近闻名。这是什么原因呢?仇和一针见血:“治安的问题是警匪一家。”公安局长姜正成当场反驳:“这是对我们公安局的侮辱,你要收回这句话,挽回影响。”平心而论,仇和这句话是太莽撞了。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县委书记初来乍到,公安局长盘踞多年,谁怕谁?

  仇和对此估计不足,他脸色铁青地说:“那让事实来证明,我说的对不对。”

  这场交锋,你死我活,双方肯定都找了各自的靠山,动员了各自的力量。1997年2月20日,仇和赢了。姜正成被免职。新任局长王守明雷厉风行,当年全县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正是这场恶斗,奠定了仇和的执政基础。从此,他声名大噪,自信心也得到增强。

  紧接着,他又着手挑战更大的对手——前任县委书记、副市长黄登仁。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曾在沭阳扶贫一年,愤然写下《沭阳卖官鬻爵盛行》的调研报告,但似乎并未触动黄的半根毫毛,官位反而升至宿迁市副市长。现在回顾,很可能这是对黄登仁的明升暗降。甚至可以推断,派仇和到沭阳县的秘密使命,正是要抓捕黄登仁。为此,仇和从外县调入了一名纪委书记,一位检察长,以粮食局长叶志连案为突破口,穷追猛打,上挂下联,掌握了黄登仁卖官鬻爵的大量罪证。随后,仇和与原宿迁市委书记一起到省纪委告状。省纪委马上决定立案调查,审查黄登仁。黄登仁也是个软蛋,他接连供出41人买官。就这样,也是在1997年,沭阳县一共查处党员干部243人,其中副科级以上35人,副处级以上7人,将前任县委书记苦心经营多年的腐败队伍一扫而净。

  从此,仇和成了真正有实权的“县官”,四大班子都“俯首称臣”,成为仇和的“御用工具”。

  二、夺权容易,掌权不易

  仇和的问题,是在掌权过程中慢慢显现出来的。一开始,他也还懂得小心翼翼地收笼人心,巩固手中的权力。他每年春节都要去给老干部们拜年。沭阳是淮海战役胜利后的新解放区,共有48个厅局级的干部,大部分是当年的南下干部。

  当然,更重要的是起用一批新干部。这方面,仇和就不足了。中国人都知道堵和疏的关系。清除了前任留下的腐败干部,自己是不是能够带出一支勤政廉洁的好队伍呢?这方面,他的信心明显不足。为什么仇和要卖医院、卖学校?为什么仇和会将企业家的作用拔高到民族英雄的高度?这都是他不相信干部的表现,也是不相信自己带队伍能力的表现。面对一个县数以千计的陌生而庞大的干部队伍,仇和的治吏手法属典型的法家思路,靠亲力亲为,靠制度,靠威慑。

  当然,仇和可能也是迫不得已。面对一个懒散拖沓惯了的官场,单靠教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需要有点硬规矩。比如,开会不许迟到,上班不许溜号。一位副县长开会迟到,仇和罚他在门外站着:“你迟到5分钟,站着听吧,站在门外听。”后来,设迟到席,迟到者必须到纪委交检讨,罚款50—100元。当时还有一个风气,乡镇长工作心不在焉,当“走读生”。白天工作在乡镇,晚上开车回县城。时间长了,甚至白天都不回乡镇办公。仇和打手机查岗:“你在哪里?”镇长说,“我在办公室啊。”“那你马上用办公室电话打到我手机上。”这位镇长一下呆了,仇和说,“我就在你办公室。”

  但是,靠这些小伎俩,只能起一时作用。靠一个人的力量与数量庞大的干部队伍斗智斗勇,仇和死定了。哪怕“我会有累不垮的精神,耗不尽的精力,干不厌的激情,百折不挠的毅力”,抓不住人心,也是白搭。

  这个困境,仇和一定感受到了。但那时候他年富力强,还可支撑一时。据说,仇和在沐阳4年,亲自处理群众来信1.2万件,交办9300件,平均每天7件。这个数字也许夸张。但是,说那时的仇和是做秀,不是真不想为老百姓(603883,股吧)办好事,也不容易。反过来说,这也是仇和治吏无方、事必恭亲的证明。

  又想办好事,又无可以依靠的队伍,更没有形成相应的制度,却坐在县委书记的位置上,拥有了反腐带来的巨大权威,很容易将不太成熟的个人意志放大成集体行动。修路,建房,拆迁,招商引资,国企私有化,仇和干的桩桩件件都有争议。

  先说修路。正面报道说,在仇和的强力推进下,到2000年,沭阳共改造和铺设黑色路420公里、水泥路156公里、乡村砂石路1400多公里,分别是1996年以前的9倍、11倍和7倍。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每个吃国家饭的扣除工资总额10%,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每个农民每年也要出将近三四百元的修路集资款,还要出8个义务工。

  显然,这是不尊重私有产权、个人意志的做法。但是,考虑到反腐败赢得的民心,考虑到腐败分子本来也是在想尽各种办法搜刮百姓,沭阳的干部群众也接受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拥护了,支持了。这是基本事实。然而,修路集资也制造了许多悲剧。据记者吴飞的采访,“桑墟镇条河村刘松田向记者介绍说,他的儿子刘勤山家,2000年上半年(夏季)的应交集资费用为469元,其中,刘已经交了361.60元,因为没有其他收入,实在没法在催缴税款期限前交清欠款。7月16日,乡党委副书记张某等人带领由镇村干部以及派出所联防队队员等组成的‘小分队’,先打刘松田,后把赶来的刘勤山活活的打死。

  这样的例子并不是孤立的。据刘松田的有限了解,因为没有交出修路集资等项税费被打死的人就有6人,而根据当地的民间艺人传唱的沭阳传鼓,据说这个数目则是37个人。”

  再说建房。仇和强力推进小城镇建设,要求拆旧房、建新房,将沿街房屋改造为商住两用房,吸引20万农民进小城镇。问题仍然是,钱哪里来?仇和这回真是做得太过分了,不给任何的补偿和安置,强迫老百姓“自拆自建”。在规定限期内,所有沿街旧房拆走,否则推土机推倒;如果没有把新房建起来,宅基地就会转给别人。例如,“墩北村的周绍良家,政府将他们家的房子砸烂了,强制要他们家搬到街上大路边建房,但是他们家没有钱建房,而在大路边又没有地,所以根本无力建设新房。他们家6口人就挤在两间狗窝一般的草房里过了4、5年,几年前才建起了两间砖房,还是在原地。周说,用的是当年老房子的碎砖烂瓦,房子比以前差多了。该村有4女3男7个人被抓去7天。等他们回来时,他们的房子再也找不着了,已经全部都被砸毁了。”

  所以,仇和似乎真的是“仇恨和平”。那些年的野蛮拆迁,留下许多伤心的民谣:“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

  花老百姓的钱,砸老百姓的房,留自己的名,这样的事,确实遭人恨。那仇和心里想什么呢?他认为,“不用强制力量怎么行?中国要用5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300年的路,那得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这就有问题了。正如树木的生长,可以施肥,可以剪枝,甚至可以打生长激素,但不可以拔苗助长。

  三说招商引资。当初,为了招商引资,仇和出奇招,给教师下指标,给机关工作人员下指标,引起教师罢工,干部反感,都上了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引起全国争议。结果怎么样呢?2006年初,记者吴飞到沭阳工业园区,“看到的却是厂房十室九空,开工的厂子很少,很多厂子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完工,也没有人在管理,大楼内长满青草的建筑物随处可见。”还有运行的,是沭阳的化工工业园区,设在扎下镇,却成了巨大的污染源,给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干扰。“当地的村民反映,化工厂的水直接排到沂河中,沂河中的生物几乎灭迹,沂河的许多杨树都枯死了。化工厂都是在晚上开工,排放出来的化工气体过于强烈,当地的村民难以入睡。为了解决污染问题,村民曾经集体下跪,但是至今还是没有人处理。村民吴志强说,这些工厂污染非常严重,当这些工厂都开始开工后,晚上村民被这些气味所熏,很难睡着,严重的污染使村里种的蔬菜都很难成活。而这些工厂污水排往沂河后,河水全部被染黑了,河中的鱼儿都死光了。甚至岸边的树木都死了近400棵。

  小城镇里倒是有小商人。但这些小商人纷纷抱怨,“现在的小城镇,由于门面的空前增加,很多生意比较相近,竞争非常激烈。比如一个小镇的门面将近一百多家,而其中一大半是小超市,华冲镇的一家药店老板告诉记者,他们小镇上的小药店就有10多家。”

  四说“仇卖光”。上任伊始,仇和即亲自撰写1997年《元旦献辞》:“要把个体、私营、民营企业壮大为市场主体;把国有、集体企业改造为市场主体。”几个月后,沭阳全县工业企业除化肥厂外,331家企业全部被勒令改制,仇和在会议上宣布:从今往后,不准县乡政府再新办纯国有企业,现有企业的改制原则是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县棉纺厂数百职工因此包围县政府,仇和置之不理,甚至全县所有机关单位的门面房,也全被仇和勒令拍卖,“一个不准留,拿在手里出租,就有腐败的可能。”

  往好里想,这是改革开放的先知先觉。往坏里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砸共产党在沐阳县的经济基础。中立地说,这是治吏无能的懒办法、没办法。

  这是仇和留给沭阳的成本效益概算表。大体来说,反腐有功,治理无方。急于求成,遗患不浅。如果仇和能够谦虚一些,谨慎一些,眼光长远和复杂一些,他的错误就会少一些。但是,挟反腐之功,仇和被成就冲昏了头脑,事情做得过头了。

  三、乘势而动,官商勾结

  当时的宿迁市委怎么看?江苏省委怎么看?他们忽视了仇和身上的诸多缺点,忽视了沭阳群众的血泪控诉,看中了仇和大胆推进私有化、城镇化、工业化的气魄,看中了他的“酷吏”本色,将仇和提拔到了他不应该有的位置上:宿迁市委书记。

  上任之前,省委领导找仇和谈话:“宿迁是江苏最穷的市,你想要什么帮助?”仇和回答:“我不要钱、不要物,我就要个政策。”2001年,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出第12号文件:“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仇和要的,就是这把尚方宝剑!凭这把宝剑,他就可以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主宰宿迁的命运。他把这段话制作成醒目的大牌子,立在从徐州机场到宿迁市的高速公路旁。

  问题是,仇和真正拥有的,只是一份改革的激情。然而,德不配位,才不称职,好大喜功,鲁莽专断,草菅人命,不仅害了宿迁五百多万群众的利益,而且害了仇和自己,更损害了改革开放的名声。

  仇和食髓知味。以他每天处理7件群众来信的精力,仇和不会不知道沭阳有多少群众对他咬牙切齿,不会不知道工业园区杂草丛生,不会不知道他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当这一切都被忽略时,他明白了,只要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多么激进的政策都可以推进,多大的错误都会被宽容,多大的问题都会被掩盖。

  所以,他在宿迁的工作就是复制沭阳经验。

  真经只有一个字:卖!他的话越说越极端:“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做得也到位。从2001年始,很快,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

  卖医院、卖学校,意味着医生、教师失去公职身份,从此不再有安稳的生活预期,被迫给私人老板打工。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宿迁市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这些老师们为不连累吃财政饭的丈夫们,已经写好了离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2003年7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再次将仇和推到被告席上,以“改制还是甩卖”为题,质疑宿迁的改革。

  卫生部也不赞成“仇卖光”。卫生部调查组批评宿迁市卫生局局长葛志健:“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仇和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他相信:“但改革的方向没错,继续坚持”。

  一个小小的宿迁市委书记,何以能顶住卫生部和中央电视台的压力?因为仇和已经摸准了时代的脉博。他要踩一踩红线,探一探他手里的尚方宝剑究竟能不能触犯众怒。

  结果,仇和有惊无险,他又胜利了。他借机发挥,宣称:“我不办穷人医院、穷人学校。政府包办的后果,事实上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这种情况,其实只有让市场来发挥功能,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直接给穷人发补贴。”此言一出,赢得了市场迷信者的广泛喝彩,直将仇和捧上改革开放30年杰出人物的宝座。

  但是,正是在“卖”的过程中,仇和结交了越来越多的大买主。卖给谁?卖多少钱?怎么付款?这一切都要仇和一锤定音。仇和内心的私欲开始膨胀起来,他与浙商刘卫高关系日渐密切。

  说实在的,仇和真是有眼无珠。刘卫高并不是一个大商人,而只是一个卖丝袜的暴发户。但是,刘卫高讲义气,够哥们,出手阔绰,把仇和伺候得舒舒服服。2003年8月,刘卫高在宿迁市投资2.5亿元创建江苏芬那丝企业有限公司,作为芬莉集团大型袜业、内衣、纺纱、印染生产与出口基地,总占地面积500亩,一期投入2500万美元。在仇和急于招商引资时,刘卫高的企业入驻,成为他脸上贴金的大事。仇和也许并不太清楚自己的市场价值,刘卫高明白。一旦与仇和结成了莫逆之交,刘卫高就不屑于做丝袜了。他转身搞房地产开发,组建的江苏中豪置业有限公司,摘牌“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项目。2005年6月,刘卫高缴纳6000万元报名保证金后,以挂牌价拿下该项目,土地出让金总额为6.07亿元人民币,项目总投资26亿元,总建筑面积146万平方米。

  刘卫高哪里来的钱?恐怕是空手套白狼。有了土地凭证,就可以去银行抵押贷款,拿到贷款,再去支付地款。只要有市委书记撑着,这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总有办法搞定。这背后仇和得了多少好处费?单是招商引资额5%的奖金就不得了。

  仇和办事就是快。2005年8月1日上午,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奠基。仇和带着市委市政府的班子悉数出席。他厉声宣称:“对个别蓄意阻挠宿城批发市场拆迁工作、干扰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项目建设的行为,有关部门要依法予以严厉打击,绝不手软”。

  然而,刘卫高真不靠谱,相信他的仇和也头脑发热。义乌商贸城是多年经营积累起来的客户关系网,不是一朝一日可以复制的。可以复制的只有大楼。结果,大楼建起来了,二、三层以上普遍空置。巨额贷款能否回收,是个大问号。

  一个不靠谱,一个头脑发热,但为什么环环节节都能打通呢?因为,银行资金是冤大头,只要有合适的理由套出来,最后的包袱可让国家来背。只要贷出款来,刘卫高可以从中自肥,顶多留下一个空壳公司倒闭破产。仇和有了政绩,可以步步高升,顺便还可以享受刘卫高的进贡。

  四、转战昆明,身陷泥潭

  仇和不适合当配角。担任过短短一年多的江苏副省长后,2007年底,他又调到云南,担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兼昆明市委书记,到西南边陲的省会城市施展身手。

  安排仇和到昆明,也许是希望借仇和冲击一下昆明的官场,吹进改革开放的新风,促使昆明走上发展的快车道。但是,此时的仇和今非昔比。往好了说,成了改革开放的杰出人物,时代的风向标,志得意满,经验丰富,得势得宠;往坏了说,思维模式已经僵化,私心已经膨胀,草菅人命的胆子已经炼就。另一方面,昆明不是宿迁,政治生态的复杂程度远高于宿迁,藏龙卧虎,树大根深者众多。强弩之末,尚不能穿鲁缟,何况棉被乎?如果明白这一点,改变思维模式和工作作风,学点政治家的风采,退一步,让三分,慢慢来,不着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那么,昆明可能成为仇和提高政治水平的修炼场。否则,就会成为仇和的“滑铁卢”。

  然而,仇和已经不可能反思了。他刚到昆明,大家就纷纷议论: “仇和把宿迁的那一套都搬到昆明了!”

  首先震动昆明的,是仇和的讲话:“这么多的公务员,1/3去招商,1/3去创业,剩下的1/3照样能把这些事情做完。”这是仇和在宿迁干的事。接着,仇和抽调公务员形成35个专业招商局,派驻全国各发达城市驻点招商。为推动招商工作,仇和邀请了江苏省的一些官员和商人,来介绍招商引资的经验。于是,大家都紧张了。

  但是,真正震动昆明每一个角落的是,仇和要拆迁336个城中村。昆明城区缺乏规划和管理,城中村形同独立王国,卫生、治安、环境都很差,的确需要治理。但是,拆迁城中村是笔大买卖,可能有巨大的经济效益,但首先需要巨额的拆迁补偿资金。单莲花池片区就花了8亿元,整个昆明300多个城中村得多少钱?昆明的房价远高于宿迁,拆迁补偿款也水涨船高,每平方米至少要6千元,甚至到1万元。就这样,还有许多钉子户。只要坚持“拆迁一定要以自愿为原则”(仇和语),那么,拆迁工作就快不了。

  昆明的舆论也厉害,不是仇和能一手遮天的。别说是拆迁,就是“私改公”,即将30多个小区的道路“对外开放”,也遭遇到小区居民的强烈反对。居民们不但援引刚刚通过的《物权法》保卫自己的权益,还质疑政府:出台与市民权益相关的政策,事先竟然没有征求过市民的意见,也没有开过听证会!搞得仇和相当狼狈。

  如果仇和头脑不僵化,他应该能够从“私改公”受挫中吸取教训,了解民意,尊重舆情,尊重法律,放慢脚步。但是,他“岿然不动”。2008年7月,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昆明市政府就一口气审批了近百个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总计涉及资金310亿左右。而昆明市2007年的财政收入总和也不过300亿元。力度最大的项目之一,当数“中豪·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当地人称“新螺蛳湾”。该项目的投资方就是刘卫高。“新螺蛳湾”体量庞大,目前已建成的一、二、三期项目从南往北绵延数百米,其周围是拔地而起的用以经营银行、酒店的各种高楼,住宅小区亦星罗棋布。刘卫高设想,最终占地要达到12000亩。而在仇和的想象中,昆明是亚洲的地理中心,是亚洲5小时航空圈的中心,是区域性国际化城市,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开放的重要枢纽。新螺蛳湾,则是桥头堡。

  为此,他亲自督率昆明市规划委员会和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专门成立市区两级城改办,强力推进城中村改造。该项目部分用地需要拆除宏仁村。补偿条件则“一刀切”:新村3500元/平方米,老村3000元/平方米,远低于市场和群众的预期。为了强迫村民拆迁,“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对宏仁村进行“经济封锁”,不准宏仁村超市、饭店、旅馆营业。没想到,宏仁村村民不是沭阳县的农民,他们顽强抵制。最终,仇和陷入泥淖,他下台了,宏仁村存在着!

  仇和的城中村改造失败了。不可能不失败。北京财力雄厚,却只敢搞50个城中村,也还没搞完。广州、深圳,拆了十多年,大多数都还没有拆。仇和下台了,留下了无数拆除中的城中村烂摊子,建起了40多个商业综合体,和需要30多个月才能消化完的新楼盘。

  其实,仇和在沭阳、宿迁、昆明,留下的都是漂亮的空城,荒芜的工商业,伤心的群众。

  五、民主瘫痪,集权残废

  现在,仇和正在反思,他有的是时间去反思,也只能反思。从意气风发,改革为公,到中饱私囊,身陷囹圄,仇和究竟错在哪里?

  站在民主派的角度看,仇和错在独断专行,落入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魔咒。

  站在集权派的角度看,仇和错在道暗、德薄、法弱、术强,浅薄的内心世界驾驭不了庞大复杂的社会,落入了“德薄位尊”的魔咒。

  站在改革派的角度看,仇和错在放弃了改革为公的初衷,私心膨胀了,成了改革对象。

  站在保守派的角度看,仇和错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迷信市场,迷信竞争,迷信西方,迷信权力,是改革开放舆论的受害者。

  站在上级领导的角度看,仇和错在性格过强,妄自尊大,浮躁冒进,好大喜功,不听人劝。

  站在群众的角度看,仇和错在罔顾民意,践踏法律,草菅人命,是酷吏贪官。

  根本的问题在哪里?世界太大,社会太复杂!如果可以回到小国寡民,结绳而治,老死不相往来,仇和也就是一个按部落风俗行事的猎人或渔民。但是,这样的社会回不去了。一个小小的宿迁就有500多万人口,与秦灭六国后的全国人口相当。人多,头脑发达,技术复杂,事务繁多。集权了,容易滥权,容易腐败。民主了,容易各执己见、推诿扯皮。

  这是一个根本的政治难题。面对社会的种种黑暗与不公,思考国家的兴衰成败,有志青年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立志有所作为。但是,一旦进入社会生活,就会被这个两难困境所惑:或者相信民主,一生扯皮,浑浑噩噩,社会则在民主中瘫痪;或者追求权力,办一些好事大事,但滥权腐败,留下骂名,社会则在集权中残废。

  破解这个难题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呼唤圣贤。二千多年前,老子感叹:“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因此,他主张绝智弃圣,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老子的主张不可行,怎么办?大道已经废了,怎么办?智慧已经出了,已经有了大伪了,怎么办?六亲已经不和了,怎么办?国家已经昏乱了,怎么办?这就还需要呼唤圣贤,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仇和,在其核心价值观上,显然是迷乱的。自惑惑人,自欺欺人,自侮侮人,岂是天道?

(责任编辑:HN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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