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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选择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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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09 14:41:50 来源:环球财经 

   

环球财经2015年9月刊
环球财经2015年9月刊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中国人口政策

  《环球财经》特约 毕至

  人类社会的生产包括物质财富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两方面之间的关系的正确理解,不仅是指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人类社会生存能力的提高,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同时也应该看到社会生产关系演变过程中的波动以及人口数量的波动,更为根本的是要理解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所彰显的目的: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是共产主义,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则是人类自身的解放和发展。既是劳动的自由,也是人口生育的自由。总之是具有高度科学知识修养和道德修养的、摆脱了生存斗争的、达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真正和谐相处的真正的人的自由。从现实的内在矛盾的扬弃的过程来看是如此,从历史上来看也是如此。

  生育、个人与家庭的社会变迁

  【从原始阶段的“生死有命”到让位于私有制下的个人努力及其家庭的互助】

  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伴的人类的自身生产,仍然是初始的动物般本能的结合与生育,但是人口数量的发展并不是随着这种任意的不加限制的生育而快速增加。在那个没有阶级、没有家庭的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自由的,两性的结合也是自由的[300万年前-200万年前,石器时代早期。蒙昧中的人类除了狩猎和逃命之外,在部落内部还盛行毫无节制的性关系——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这就是群婚制。孩子们只知道母亲,对“父亲”却一无所知;女人在当时对男人从来就不会要求承诺或要求他们负责任。这是男人可以滥情滥交不负责任的黄金时期,参看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关于人类初始阶段的论述)。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人口规律,倒是十分符合马尔萨斯人口学两个公理的规定之间的矛盾,即低下的生产力水平造成的维持人类社会生存的食物及其他必须品是短缺的,而男女之间的情欲则是必然的。但是初始人类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与任意的情欲的“劳作”的结果,是人口生产本身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短缺的食物来源、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疾病的侵袭,使人口的数量维持在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程度上。反映在当时人类的意识中,除了对自然的敬畏,就是对人类自身所处的恶劣的生存状态的承认——生亦自然,死亦自然。在那时没有人口学理论,没有时下充斥和泛滥的对人的生育权最“温情”赞美的小资产阶级情怀,也没有所谓的天然的生育权和现在的失独、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有的只是认命!

  人类社会劳动的异化阶段,私有制、阶级对立和国家的产生,社会生产方式随即发生了变化。以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分工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的斗争的形式,让位给主人与奴隶、地主与农奴、资本家与工人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为主的生产方式。这种情况下,财富的保存与延续,是以私人的占有为条件的,在人类自身的生产方面,也由于同一原因变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形式。两性的自由选择与结合让位给家庭,让位给建立在财产私有和阶级对立基础上的门当户对(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的婚姻规则,只不过是阶级对立的更加变形的形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生存与保障,摆脱了原始人类之间的共同生存和互相帮助,让位给个人的努力及其家庭的互助,原来集体劳作的紧密联系,让位给分散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

  情欲、家庭伦理的经济制约

  【任何时候,人类社会本身作为整体都是会在各种威胁面前反思自身的,生育本身也不例外】

  这样的内容,反映的是这样一个抽象,即人类作为有自我意识的独立存在,他的生命活动及其保持,虽然总是指的个体的自为的活动,但是就现实性来说,这种独立的生命活动的过程,却是表现为有所依赖的。比如先是作为孩子时代被家长照顾,然后再到相对独立的生存,进而自己占据到家长的地位,最后到老年靠形成的家长权力来支配后辈。这实际上反映的也是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生存的独立性在他的外在条件里表现为家庭的形式。[ 正如植物——比如麦子——那样,从种子到枝叶,再到果实,最后回归到种子,整个过程表现为麦子独立的自我运动,一切的外在的环境的为麦子存在,只是麦子本身的生长过程的条件。

  人类也是这样。从出生到死亡,人类的延续,是一代代人从小孩到老年的转变,从子女到父母再到更高层次的长辈角色的变化,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和角色转变,对于个人的不同的成长时期来说,要通过不同的人来完成。这种个人的存在的自为运动与其它个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会由于社会的经济关系而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例如在原始共产主义的时候,人人都是孩子的父母,共同尽到抚养幼儿的任务,同样人人也都是子女,也要担负养护老人的责任。但是这种关系在存在着私有制的社会里,却独立化为家庭,并固定化为一系列的落后的家庭关系及其道德要求,在这种条件下,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虽然还有着血缘的亲情,但是已经失去了纯洁的形式,必然的和内在的关系却是取决于家庭成员经济地位的高低了,个人的独立的自为存在的运动,在家庭中也异化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因为父母可以抚养子女,但是却不能代替子女的生长,同样,子女也可以养护老人,但是子女也不能因此而使父母永远健在;实际上整个角色的变化,都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全部的经历。照顾孩童、看护老人也就是照顾我们自己。因此每一个人都同时既是孩子、也是成人、也是老人;同样每一个人既是子女、也是父母、也是爹爹奶奶。我们现代人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不能从现实中人的身份的形而上学的规定中跳出来,因此常常固执在已经历史的形成的人本身的外在的关系里走不出来。比如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讲黑格尔的时候,拿舅舅和外甥的形而上学的关系来反对黑格尔,十分浅薄。其实,人类最终的发展目标,是返回到人与人之间那种纯粹的关系,即脱离了建立在异化劳动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并由此阶级关系所产生的狭隘的家庭关系,从而使人的社会劳动完全是一种自由的活动,从而使人类本身的自由交往,男女之间建立在真正爱情基础上的结合和生育本身,也是一种自觉的按照社会的为人存在的限度内的自由选择。]这样一来,与原始的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相适应的个人与集体的统一、内在与外在的统一,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变成完全个人与集体的分裂、内在与外在的分裂,以至于原来所有集体的行为,这时都要通过个别的孤立的家庭来作为保障了。于是,原始的自由结合及生育的行为,因为私有财产的存在,也变成了私有的事情。自由的爱情和情欲让位给现实的婚姻束缚;自由的生育和集体的抚育,也完全变成了家庭的私事;生育的自由也变成了家庭对于后代继承人的强制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不育会受到歧视(现在依然有这种潜在的歧视),而一般的生育习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完全是依财产的保持和延续为目的的,甚至发展到一定要生育一个儿子,作为财产继承人,成为这种狭隘生产条件下的必然要求。

  那时的生产是小农业、小商品、小生产的自然与半自然经济的天下,生产是粗放的,只是单纯的随着人力的增加而增加的量的单纯累积。那段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之前的一段时期),如果外界的资源或者土地还没有完全被统治阶级垄断,家庭人口多是一个优势。必须要多生孩子才能保持家庭的人力优势,才能获得较多的家庭收入,才能保证家族的兴旺发达。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既是个人生命的延续的保证,也是家庭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为了保障自己老年不致孤苦无依的保证。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封建道德和家庭孝道要求,这只能是我们在附注2里所讲明的事情,即个人的生命的自为运动,是要依靠狭隘的家庭来予以保障的。

  但是可以看到,尽管有着客观的经济条件导致的多生育子女的要求,并且人口数量也增加,但这并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自由生育,而是本能的生育(因为生育必须要通过婚姻的形式,否则就违反了封建的礼教,导致的总是爱情的悲剧。另外,一旦结婚后,也确实实现了自由生育,但那是没办法的选择,因为当时没有什么有效的避孕措施,一切都交给本能),但是总体上来说,古代人口数量的增加与波动,完全受限于当时社会生产方式下的分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存在着可开拓的、还没有形成私有权的土地;人类可以自由开拓,耕种的土地逐年增加,保障人类生存的食物也增加,人口数量自然也随之增加。人口数量增加的动力,自然是因为多人口的家庭比人口较少的家庭在获得食物和其他的生存能力方面有着较多的优势。我国流传下来的许多反映有关于家庭子女多的优势的成语、故事和歇后语——比如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人多力量大等等——是当时的经济情况的反映。

  第二,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耕作的土地是有限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因为土地被统治阶级垄断,造成大部分人没有生产资料,从而使个人及家庭的生存完全受限于垄断者的剥削和压迫。这种条件下,所得极其有限,不能保证多生育的子女健康成活,因此虽然有不限制生育的自由,但是家庭的生产与生活条件却是实实在在限制。尤其是旱灾、洪灾、蝗灾等自然灾害,以及连年战争的摧残等,都对人口生存构成巨大的威胁。我们可以在古代的许多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和民间说唱里读到有关于这方面的悲惨情况的描述。如《卖炭翁》中描写了一个烧木炭的老人谋生的困苦,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也是旧社会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即使是官方写的历史著作,内容虽然极力美化统治阶级,但是仍然有大量的篇幅记述了下层人民艰难生活的事实。只要理解一些历史事实,应该就很难认同现在一些人脱离经济条件谈论抽象的人的生育权、家庭的亲情和孝道等等。正是因为生活本身的艰难,才使得个人越发要求子女的孝道和家庭的亲情;而所谓天生的生育权,却要在灾年靠卖儿鬻女的方式来维持家庭其他成员的生存。这是对天生的生育权多么大的嘲笑啊!

  在上述所讲的历史条件下,是人类的全面不自由和动物般的存在。人类除了受到自然的威力的强制,还同时在经济活动中给自己套上了沉重的枷锁。那时人类对于自由的意识还只是潜在的存在于人类对外界自然的敬畏里。由此产生了人类对于某些超自然现象和自然的物(太阳、闪电、石头、牦牛、猴子等等)的盲目崇拜,以及随后发展为泛神论的超意志的想象(各类的人形的神等等),直至继续发展为宗教意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这些都是人的内在的本质的自由在意识中的反映。狭隘的生产方式造就了人类狭隘的意识。人们在创造各种外在的虚幻的超自然的力量的时候,其实是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有限的生存方式了。

  在人类历史的每一前进里,人类本身都是服从于自己时代的社会形态的所有规定的。一开始是所有人面对自然的全体不自由,然后在阶级出现后表现为主人与奴隶、地主与农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相互不自由。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上,人类的自由生育是一种完全的无奈。对于贫穷的家庭来说,多生一个孩子意味着其他的家庭成员就要少吃一口饭,多承担一份破产的担忧。因此与现代某些狭隘的小资产阶级的情怀和满脑子的天赋人权的意识不同,那时的人们在面对生活的艰苦条件时,对于本能的情欲的要求也不是完全放任的。起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里,一开始的群婚现象逐渐让位给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而且人类在与自然的搏斗中,也逐渐从长期的经验(生产、生活与交往——其中战争也是一种交往方式)中明白了血缘离得较远的男女之间的下一代比血缘较近的下一代要聪明、健康和强壮。因此,即使在对人类本身的生育机理不明白的情况下,人类却从经验中获得了重要的教训,不仅要对结婚的年龄做适当的限制,而且对于男女的血缘关系也要做适当的限制。这些已经是人类社会本身对于任性的情欲及其后果的限制了,后来又发展出整套的道德、舆论和伦理规则的压制,而且这种压制发展到后来成为了畸形,比如男女授受不亲、妇女的贞洁观念等等。可以看到,任何时候,人类社会本身作为整体都是会在各种威胁面前反思自身的,生育本身也不例外。作为一名现代人,从知识上来说理应更为全面地理解这样的事实,而不是站在个人的抽象的自由权利上来讨论“生育权利”。

  在穷苦的条件下,许多人连结婚都成了问题,必然的情欲没有对象,当然还只是本能的煎熬,不能成为现实。至于说通过强奸达到情欲的实现,这也是单方面的强迫行为,不是自由的情欲通过双方的互相愉悦,而是单方面的发泄,违反被强奸方的意志,显然是不能算作生育权在情欲方面的要求的。因此 ,这一条就反对了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的情欲的必然性(马尔萨斯的理论前提中的必然性不仅是指人的生理本能,而且还是指这种本能的自由实现),反而表明的是情欲的压制。男女如果违反了这些社会形成的道德伦理和舆论的约束,别说是情欲的自由实现,即使想要自由的恋爱也要面临巨大的阻力(近代一些小说,如《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等等,里面许多关于男女爱情的故事,其实都是对封建道德的控诉,但是在那样的条件下,纯真的爱情也只能存在于小说里,甚至更多的还要靠鬼怪狐狸这种方式来影射当时反动的封建道德)。

  人口生育的真正自由的内涵

  【人口生育方面的真正自由包括这几个方面:即生活条件的解放、恋爱的自由、男女结合的自由、怀孕和避孕的自由、生育和堕胎的自由。但是这仍然是抽象的,因为这些抽象的自由在现实的经济条件中并不是现实的,而是受到各种制约】

  但是人类本身内在的自由,总是促使人类为了能够享有两情欢愉,也要面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于是关于如何避孕的各种尝试在历史上也有悠久的历史。从历史上讲,人类差不多已经有几千年的避孕史了;比如各种草药、石子、鳄鱼粪便、动物干尸等等都曾被派上用场……读者如果感兴趣,可以很方便地搜索到这方面的内容,笔者不再赘述。除此外,在避孕失败之后,人类也曾尝试多种方法去堕胎,这也有悠久的历史,也不再赘述。

  另外,艰苦的生活条件,也造成了那时人类寿命的短暂,身体素质过快衰老。在为了生存而艰难度日的人们,对于情欲的要求也和现代一些衣食无忧的庸人们鼓吹的不同,相反,古代人就已经明白这样朴素的道理——饱暖才能思淫欲,如果每天饿得头晕眼花,哪里还有自由的情欲呢?这样一来,即使有自由的生育权,在家庭的范围内给你自由情欲的发挥,但是客观的物质条件却会让你为了食物而筋疲力尽,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情欲要求了,更别说当时的婚姻的基础并不是爱情,而是组成家庭了。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要做到人口生育方面的真正自由,应该包括这几个方面:即生活条件的解放、恋爱的自由、男女结合的自由、怀孕和避孕的自由、生育和堕胎的自由。但是这仍然是抽象的,因为这些抽象的自由在现实的经济条件中并不是现实的,而是受到前面所讲的各种制约,因此在经济条件还没有达到人类能够自由的在人口生育方面进行选择之前,人类还不得不受自然和经济规律的限制,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口规律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规律的支配下,在人口生产方面,既体现着个人的“自由”,同时也有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人口缩减和生育意愿的降低】

  如果说,在资产阶级的个人的自由主义意识产生以前的人类意识,是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氏族的、部落的、奴隶制的和封建制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自由的要求还存在于超自然的力量的幻想里,在现实中的人只能是“认命”,那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个人的自由选择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石——虽然是形式的自由,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成为某个国家主导的生产方式之后,初期个体的自由竞争要求和由这种自由竞争导致的经济危机的强制平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导致的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癌症”。

  在这样的经济形态下,人类的社会意识产生了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在外在不断强化的社会的整体限制里去要求“更加全面的自由”;另一方面是对个人自由竞争所导致的后果想尽一切办法试图去直接地消除,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相对过剩人口的消灭。马尔萨斯的人口学理论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理论化,因此却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这种人口理论是抽象的,因为这种抽象只是把直接的人的情欲的必然性和获得的食物之间的矛盾,按照一般生物的生存斗争的方式进行抽象,却脱离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及由此规律决定的社会分生产和分配的不平衡导致的人类所受的经济规律的限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类的意识还不能理解其中的必然性的时候,一切都是自发的。但是,比起以前的社会形态的缓慢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使危机暴发得更加频繁,以往需要经过数十上百年才积累暴发出来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会以更小的周期(五年或者十年)不断暴发出来,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以前落后的小农业、小生产、小商业的革命性作用,也使得阶级对立逐渐纯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因此同时也使内在的矛盾经常表现为外在显著的尖锐对立——个人越是强调自由和不受限制就越是受限制。经济上是这样,在人口生产上也是这样。

  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规律的支配下,在人口生产方面,既体现着个人的“自由”,同时也有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人口缩减和生育意愿的降低。如果不把更加抽象的所谓天性、亲情、人类血缘的本能等等作为生育的前提牵扯进来,那么,人口规律就只是经济规律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人口的相对过剩和人口数量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增减就是当前世界上通行的人口规律。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类的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实际上是全面的不自由。

  由此所决定的人类生育的自由的要求,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下,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强调生育的权利,另一方面是放弃生育的权利。这两个方面各自发展的要求,就是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个人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考虑是否生育。反映在生育意识方面,有的人仍然相信养儿防老,有的人已经打算依靠社会了。这两方面的对比来自于现实中经济条件从个别到普遍的发展——即由个人的独立自由竞争发展到社会的整体保障——的程度的高低,并由此反映在整个社会意识里。而且,从两者的矛盾里一定会产生出统一的要求:要么是鼓励,要么是限制生育,或者干脆就是顺其自然。这种统一的要求,在不同的国家里会表现为不同的政策行为。比如印度曾经在1976提实行过相对严格的计划生育,但是不久后执政党落败,新的执政党上台后就转为实际上的放任自流;俄罗斯则是鼓励生育;美国推行“人才进口”政策;法国政府补贴生育……

  以苏联为例: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规律同样是经济规律

  【有什么样的经济规律就有什么样的人口规律。无论是纯粹经济的原因还是由于政治、战争造成的影响,本质上都不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那种矛盾,而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矛盾通过经济、社会、政治和战争来表现出来】

  社会主义国家成立,理论上可以建立一种经济协调发展、人口均衡增长的自觉的社会发展状态。但是,作为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才获得自己的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一切还都是直接的。因此理论上的经济协调发展、人口均衡增长,还需要长时期的实践,通过促进社会经济条件之间矛盾的发展,并在曲折的前进过程中表现为普遍经验的事实,才能使大部分人理解。反映在人口生产方面,无论是显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还是间接地鼓励或者节育宣传、提供生育服务的隐性的计划,一样遵循着同样的人口规律,即有什么样的经济规律就有什么样的人口规律。这一点也需要做一些简要的说明才算完整。笔者仅举苏联和中国为例来加以解释。

  苏联的经济和人口情况主要参考雷巴科夫斯基(Л.Л.Рыбаковский)编的《苏联人口七十年》(“Население СССР за 70 лет”,郭丽群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10月第一版)。全书比较详细第记录了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70年的人口变动情况。包括70年间人口随着战争、经济建设、人口迁移、城市化、苏维埃时期婚姻状况以及出生率、死亡率、健康状况、人口构成、就业等等方面。从全书内容可以看到,对于苏联来说,对他们的人口影响最大的还是战争和经济发展情况的影响。十月革命胜利后紧接着内战,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遍及全国大部分领土的饥荒和瘟疫的年代中实行的。战争和经济情况的不佳导致人口死亡率非常高。之后开始了农业集体化运动,但是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大发展,相反还造成了全国经济状况的恶化,人口出生率也大大下降。

  苏共不得不在1936年开始禁止堕胎,虽然短时期内促使出生率上升,但是从1938年起,出生率的总系数又开始迅速下降;较为重要的原因主要是新加入苏联的地区的出生率比其他地区低,期间苏联的大清洗造成的令人难于忍受的、敌意的和怀疑的气氛,1939年参军的年龄降低到18岁等。此后的卫国战争,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并且战争中死亡的大部分是男性,由此造成的极低的结婚率、年龄差别、性别结构失衡、被迫拆散家庭、过度劳动、营养不良、疾病流行等等,造成了人口下降。

  虽然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恢复增长,寿命也延长,但是卫国战争造成的年龄与性别结构的影响还是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但是,人民需要的增长没有伴随着充分满足这些需要商品的增长,商品的匮乏就成了长期的现象,特别是在许多食品方面更是如此。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居民中的各集团的金钱收入已经趋于接近,但是差距的缩小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不同子女水平的家庭个人收入,家庭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甚至还可能扩大了。少子女的家庭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下,都比有平均子女数、尤其是有更多子女的家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于是,经济和社会范畴发展上不协调性的扩大,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后期近十年中使少生子女的行为模式成为了人口发展的趋势。

  限于篇幅,笔者没有引用更多具体的数字。但是可以说明的是,社会主义苏联的人口状况,没有中国这样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相反,苏联一直承受的是国土面积大、人口增长缓慢的困境。苏联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政治和战争,长期的生产生活水平与人的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所引起的生育子女意愿低,使苏联在解体前人口的发展始终是缓慢的、波动的,与苏联的国土面积和生产潜力是不相称的。

  但是这相反地说明了前面所讲过的道理——有什么样的经济规律就有什么样的人口规律。因为无论是纯粹经济的原因还是由于政治、战争造成的影响,本质上都不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那种矛盾,而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矛盾通过经济、社会、政治和战争来表现出来——这就是人类社会经济规律的外在的各种矛盾表现和组合。苏联人口在十月革命后70年间的波动,有时出生率大幅度降低,有时候又缓慢增长,是一种反复现象,如果不作抽象的理解,都是与经济的整体形势相一致的。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特殊性及其反映出的普遍性

  【无论是“顺其自然”还是“主动作为”,从个体的行动中总是会产生计划的要求,根据就在于客观存在的矛盾及运动】

  下面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的人口问题,需要提前在这里插入一段内容。因为对于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来说,应对矛盾的主要方式一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顺其自然”,一种是“主动作为”。

  “顺其自然”的应对方式,一般是在矛盾还没有激烈对抗的时候才能够安然施行,否则,在矛盾对抗激烈的时候仍要顺其自然,就要被现实本身的矛盾强制进行选择。而且一般来说,“顺其自然”作为主体的行动,经常会回避矛盾,去盲目地代表“全体”,而不是代表最先进阶级的利益,这是不理解社会必然的表现。所以,“顺其自然”常常会在矛盾的小型冲突的暂时均势中表现为被动的适应。这种方式在一个新的时代初始的时候,可能表现为开明的行为,称为顺应潮流,但是在后来矛盾逐渐展开的时候,仍然要“顺其自然”,那么以前开明的行为,后来就可能变为保守主义。因此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马克思曾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但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的。”这样的评价应用于我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实践,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都是恰当的。

  “主动作为”的方式,除了过去帝王家的恣意妄为,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都是建立在对于现实的必然性理解程度及其导致的后果来说的。比如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识,是从现实本身的矛盾及其运动的必然性得出社会分工必然消亡的结论,但是这仅只是必然性的理论形式,现实本身的进程却是十分缓慢的,极度需要耐心。然而对于具有主动意识的人类来说,往往缺乏的恰好是耐心,因此即使承认了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但是在实践的时候,会因为对必然性的中介环节的认识的程度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方式:或者是实践中的激进,或者是符合历史必然性的迅速发展。对于激进的思想和实践来说,一般是充满激情的,想通过主观的努力去创造理论上的必然结果,但是却忽略了中介过程的漫长遥远;我们人类在实践中所有的努力几乎都会犯这类错误,常常导致事业的挫折和对于理想的怀疑。更重要的实践要求是符合现实的理想,或者是把理想的追求建立在对现实深刻理解的基础上。

  总的来说,无论是“顺其自然”还是“主动作为”,从个体的行动中总是会产生计划的要求,根据就在于客观存在的矛盾及运动。

  具体到我们当前正在进行说明的人口问题,这一段插入的话,概括了前此所有关于人口发展的必然性及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口政策的实践,而且这一段插入的内容,更主要的是也是为了说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特殊性及其反映出的普遍性。

  笔者认为,对于中国来说,人口政策的变化,是与上述所做的说明相适合的。但是对于我国采取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做了以上宽泛的说明,许多人恐怕还是会有疑问:我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以上的所说的规律相符合吗?

  其实,问题并不难解,关键是理解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经济活动的实质及其矛盾表现,就能够理解由此经济活动导致的人口波动情况。

  新中国经济发展,按照内容的区别,可以分为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时间划分,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简要叙述如下。

  (一)改革开放前:生存手段就是人力发挥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形态,工人人数少,农民则很多。整个国家普遍存在着的是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小农业、小生产、小商业等等。此后经过了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领域,逐渐建立了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也逐渐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工业、商业高度集中,社会生产按照严格的计划进行,所有工作人员一般是根据固化的社会分工被分配到不同的岗位,领着固定的工资,而不是自主择业。与此相适应的是城市人口的发展,是与工商业经营的扩张与收缩有关的。但是由于人口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往城市不断的流动,这样的人口增加就不仅是单纯的生育率增加的结果,而是更加纯粹的经济原因引起的人口显著的波动。比如从1954年至1959年间,由于工业发展和大跃进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人口的大迁移活动,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造成了城镇人口的迅速增加;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又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市镇人口的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改革开放后,经济特区的设立,大量人口拥入到沿海城市,造成沿海城市迅速扩大,人口迅猛增加。

  这些情况说明了人口的分布是随着经济发展的程度而进行的,一切依赖于经济条件满足人的生存及发展的需要。因此城市人口的流动,在这样的条件下还包括相反的方向,那就是人口减少。比如《辽沈晚报》2015年1月15日登载的一篇文章报道说,辽宁一半城市人口为负增长,这反映的只是当前辽宁的经济活动变差了而已。这样的人口增减变化,显然不仅是生育率的问题,也不是个人的生育权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情欲的问题,完全就是由经济发展的需要造成的。有什么样的经济规律就有什么样的人口规律,自然也包括以上的内容。

  现在需要解释的是中国农村人口的长期高速增长的内在经济条件是什么。中国的农业,经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到1953年春,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按照历史的必然性来说,这实际上破除了阻碍农业发展的封建的垄断,建立起了农业中的个体所有制,为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是农业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因为随之迅速发展的农业合作社——这是一种建立在以人力为主的落后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协作——打破了个体的自由发展。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6年春,全国基本实现初级合作化,同年秋,全国就基本上实现了高级合作化;1956年底,全国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1.1亿多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10742.2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并不符合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因为建立在人力基础上的协作,是要以个体的差别的存在为基础的,如果把个体的差别抹杀掉,只讲究统一,那就是形而上学的死板。1957年反右倾造成了左倾思想的发展,之后发生“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而大集体、人民公社等等正是建立在小农业的基础上大规模的协作的尝试。

  但是真正的规模化不仅是协作方面的联合,还是生产条件的集约化,也即是生产条件的有机构成要高,少数人耕种大多数的土地。但是我们国家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农民虽然实行了协作,但是只是简单的人数的联合,生产力水平仍然很低。摆脱了封建的束缚,但是农民仍然由于户籍和其他行业的限制不得不固定在土地上,人员的流动陷于停滞,遗留下来的封建社会的家庭关系和近亲与血缘关系依然是很强的社会纽带。

  在那时的情况下,法律并不完善,法治观念十分淡漠。在集体统一经营土地的情况下,形式的联合实际上掩盖了个体的差异,是简单的劳动条件的平均化。因此人民公社化的经济形式,主要劳动方式就是简单劳动,生存手段就是人力发挥,人力越多所能得到的越多。

  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并不是多方面要求的综合。落后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原始的通讯和交通运输方式,实际上造成那时的人们几乎一生都只是在自己方圆几十里的地方生存;大多数人闭塞无知,生活圈子狭隘,生活方式单一,精神不发展;人们的认识观念仍然是封建的大家庭观念,子女多在闭塞的农村仍然具有极大的优势。这样的经济条件对于人口的要求是十分简单的,只是为了增加人力而已。况且,对于单纯的养育(就像动物般养育成人,成为简单的劳动力,而不是指现代社会里的各种能力的培养)来说,抚养一个人成长为简单的劳动力,并不需要太多的成本。

  因此当时中国的人口总量快速增长,是当时经济形态的伴生物,并且深深的影响到每一个人的意识。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农业生产就是在这样的低水平的层次上靠人力的多少来维持,并保持家庭的生活条件和交往条件的优势,人口增长的速度也是与此相适应的。

  (二)改革开放后:大量人员流动性、劳动人口的大量相对过剩和入不敷出的社会保障

  但是一旦把这些条件打破,一个国家发展经济所需要的人口,又太多了。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过去大集体条件下人口多可以获得多的工分,从而可以分配更多的食物的分配方式被家庭的个体承包经营所代替,多劳多得而不是平均分配,并且这种经营方式在初期,结合着优良的种子的推广,粮食单产增加较多,但是城乡二元化的限制仍然把人们的经济行为固着在狭小的土地上,人们的意识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因此初期家庭中对人手的要求反而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食物积累增加而迅速增加。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来的各种限制逐渐破除,人员的流动性也迅速增加,结果是原来农业中人力多的优势逐渐消失,而且原来只是动物般的养育子女,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不适应下一代人的多方面的要求。但是工业的要求,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并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商品,既满足又创造了人的多种需要,另一方面却是把人的生存与发展完全建立在资本的竞争导致的大多数个人的生存条件被压缩在仅靠工资生存的境地。经济条件的变化,使以前在农业中可以很容易地养活孩子,并成为农业中的劳动力,参与集体的分配的情况,在改革开放后的资本竞争中失去了必要,也没有了存在的条件。

  正如交通行业一样,迅速增加的车辆通行要求和有限的道路资源发生矛盾,除了伴随着车辆增加而不断增加的公路里程和等级外,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越来越严厉的交通法规。人口领域的必然结果与之类同。

  再则说,经济学的人口密度概念,是和我们平时理解的地理上的人口密度概念是不同的。对于人数少,但是交通、通讯十分发达、人员流动十分迅速,个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来说,在经济学意义上却是人口密度远远超过那些地理上每平方公里人数较多但是基础设施落后,经济活动静止的国家的。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所需要面对的是解除了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发展所带来的大量人员流动性、劳动人口的大量的相对过剩和入不敷出的社会保障。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于人口的要求和大集体条件下对人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无论是历史的经验或者是对于经济活动后果的直觉,都面临着人口远远多于实际的需要的矛盾。这些矛盾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就会面临着对于人口进行控制的思想。

  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虽然经济条件正在飞快地变化,但是人的传统生育观念并不是一下子就清除干净的,因此人口生产的惯性也会促使人口大量增加,造成人口与经济发展需要之间的不协调更加严重。因此,如何控制人口增长就会由于对后果的担忧转变为比较激进的措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这一选择的内在规律性及政策的选择——是顺其自然还是主动作为,笔者通过以上论述,试图提供一个客观的视角。

  总的回答是:既然计划生育政策是执政党对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判断做出的选择,一切的后续调整和完善(包括是否取消),仍然取决于执政党对于经济发展的环境和人口数量及劳动力的整体理解——甚至包括错误的理解,因此计划生育政策仍然存在着多种选择(那种绝对的经济规律与人口增长的完全一致完全是空想),但是总的方向是强制性的手段会越来越少,而服务则会越来越完善,并且计划生育政策在未来也将会与教育、就业、养老和医疗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必然的结果是:对于当前社会中每个成员来说还是外在的强制的措施会随着社会保障措施的完善与个人自由意识的觉醒而逐渐变成个人的自主选择,但是前提仍然是要把人口数量控制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总言之,人口的自身生产不仅是动物般的本能,也是人类有意识的行为的结果。如果不去理解整体的经济条件与人口的辩证关系,仅仅凭着抽象自由主义思想和不充分经济学知识的人,给人类制造出种种虚幻的“高贵”,用嘴高喊“自由生育权”或诉诸人世间的亲情,偏激地指责某项人口政策,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更理性的选择是讨论计划生育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和怎样调整的问题。

  不应片面、孤立地将社会问题等同于计划生育政策问题

  【如果按照黑格尔所说的,一个人要想取得任何成果,必须要懂得限制自己,那么,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必须遵循同样的辩证法】

  总结起来,当前反对计划生育的理由大致如下:

  一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抚养比加大,解决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婴儿潮”来冲淡“老龄化”的暮气,中国不仅要多生孩子,而且要早生孩子,以弥补严重的人口亏损,确保必要的人口储备和人口安全。

  二是人口红利消失,未来将缺少大量的可用劳动力。有人甚至提出:如果只是中国在不断减少人口,而其他国家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人与资源的矛盾不会缓解,只会危及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存亡,因此要放宽限制,增加人口。

  三是所谓人类天生的生育权,生育是个人的自由,因此不应当限制,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老掉牙的前提。

  四是一胎化是对于胎儿生命的漠视,并且是整个生命伦理体系的问题。

  五是性别比例失调,每年会有几千万的光棍找不到媳妇,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

  六是由于独生子女增加,不愿意上战场,对战争的承受能力问题。

  七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家庭子女过少,导致传统美德的消失,缺乏家庭亲情。

  八是失独问题造成的失独家庭的悲剧。

  ……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其中一部分,如人口与经济发展、天生的生育权等等,笔者在前述中试图提供一个不同的理论视角。此外的问题是更抽象和单纯的胎儿生命权、性别比例失调、人口规模减少导致战争承受能力弱以及独生子女造成的传统美德消失和家庭亲情淡漠的问题,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尚不足以承担更为详细的评论,但是可以指出这些命题中所包含的互相矛盾的方面,以说明某些议论的片面性。

  如果从社会的经济与人口发展的整体来看,那些强调胎儿生命权的,显然对于战争中的故意大规模杀戮难持异议,矛盾之处在于,这些人对于个人的抽象自由,在面临社会的普遍竞争导致的对个体抽象自由的否定时,形成了单方面的互不联系的理解,结果一个排斥另一个。

  担忧性别比例失调造成几千万人打光棍的,应该也会承认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到城市以及现代工业分工和职业的限制造成的已婚男女不得不长期的分离的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下的人数也远超这些可以说是臆想出来的光棍的人数,更别说现代社会中大多数的人为获得微薄的收入而挣扎奔波在街头、桥底、不得不经常加班的工厂以及经常需要面对高昂的房价、医疗、教育时不得不推迟结婚直至不敢结婚的情况了。如果一些人口学家沉迷于抽象的自由权不能自拔,那么,在性别比例失调的担忧方面还可以向他们指出的是现代人成为光棍的经济原因——即使性别比例倒过来,对于那些结不起婚的人来说,该光棍还是光棍,而对于富贵一族,事实上许多是有着三妻四妾、享受“一夫多妻”的待遇的。如果理解人的本质和真正的自由,理解现实的婚姻选择,就不会仅用抽象的性别比例失调来指责计划生育政策。

  至于担忧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传统美德消失和家庭亲情缺失的想法,鲁迅先生在他的《我们怎样做父亲》的文章中对于这种传统美德、家庭亲情的辛辣的批评和揭露,很适合作为在这里的反驳。不仅如此,因为现实中违反这些传统美德和因为经济原因造成家庭经济纠纷、亲友反目的事实比比皆是,只要破除思维的形而上学,承认现实本身是必然的,就可以理解现在提出传统美德和家庭亲情的要求的狭隘性和落后性;如果说前面已经讲到过的、现实的经济条件造成的私有权的存在被更高的经济形态所取代,那么在现阶段个人必须要通过家庭来保障个人生命的情况,也会在将来让位于人的更高的生活方式。

  失独确实是人间的悲剧,但是对于后果,从某些反对独生子女政策的人的嘴里说出来的理由,却是十足的冷酷和无情——因为对于人的生命来说,即使子女众多,失去任何一个,依然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如果以为可以用多子女来代替失去生命的子女,那么,这只能是人情的冷酷;因为这种想法强调的不是生命凋零的惋惜,而是别的东西;另外,如果用失独来强调老无所依,那么相反,现实中也可找得出许多子女众多、依然老无所养的家庭;而且现实中,由于经济的必然性,由于社会分工的分割,事实上也造成了虽然有子女但依然普遍存在着老无所养、空巢老人、留守儿童问题,这些是不能靠多生子女来解决的。关键问题不是失独造成的老无所依,而是整个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养老问题;这需要国家加大投入,改善整个社会的养老状况,而不是落后生产力下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因为养育子女前期要付出,而且在结果上也会遇到因为经济原因造成的家庭矛盾,反而由于子女众多而不能养老和老人受虐待等等问题。

  ……

  最后,我想以一段自己的演说词,作为本文结语:

  我

  渴望自由!然而我深深地知道,自由的实现需要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因此,自有人类以来的全部历史实践,抽象地说,都只是人类内在本质的自由受限制的现实形态。如果按照黑格尔所说的,一个人要想取得任何成果,必须要懂得限制自己,那么,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必须遵循同样的辩证法。对于还处在盲目状态的人类社会来说,它的向前发展的开始,首先表现为抽象自由的消失,个人接受异化劳动所强加的被迫劳动,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关系和家庭关系。

  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每一进步,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的每一提高,都使人类本身朝着真正的自由与全面解放前进一步。这些自由的追求当然也包括人类的生育本身。追求自由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人类掌握自己命运的过程。人类所有努力的内在的目的(不管个人知道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客观上都是努力去除阻碍自身的天性自由发挥的所有外在的束缚,使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达到最高度的科学和道德修养,既理解自己的命运,也理解所有人的命运。

  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类不仅在自己所能掌握和利用自然的程度内达到自由的充分发挥,个人也对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延续有着高度的自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最高度的爱情生活,才能实现最自觉的生育,才能实现社会生产与人类生命延续的最完美的统一。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每个人既是独立的,也是为他的;每个孩子也都是我们所有人的孩子,每个需要抚养的老人也都是我们所有人需要抚养的老人,从而最终实现了个人即是整体,而全体又都是个人的理想社会。这样的社会虽然遭受着种种怀疑,但我坚信,她必然是我们一代代人向往而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HN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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