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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长利短痛

2015-12-07 13:40:45 证券市场周刊 

  本刊记者 魏枫凌/文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最高领导层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 一说。

  这一概念本身并无定论。无论是学术上的供给主义经济学,还是80年代以供给主义名义实施的美国经济政策,都与中国目前的国情不相同。但如果将供给侧理解为生产活动中的劳动力、资本、土地这三大要素投入,那么则符合目前国内经济面临的困难——产业结构不合理,僵尸企业借新还旧、劳动生产率有待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

  结合其他高级政府官员使用这一概念的语境来看,总书记说的“供给侧改革”更像是加快引导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针对上游产能落后、产能过剩行业,要减少支持,同时将资源配置到高端装备制造业、公共服务业以及一些战略新兴产业当中去,重塑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要素市场的改革有其必要性,但冲击大,见效慢。特别是在企业部门债务负担较高的情况下,财政需求刺激和要素改革应当相互平衡,以免在短期内失业与金融风险有过快增加。此外,供给侧改革在“破旧”的同时确保如何能“立新”立得起来,如何避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将是制度建设和收入分配层面需要思考的长期问题。

  供给侧改革不是自由主义

  首先要明确的是,国内所说的供给侧改革并不是西方的倡导自由主义的供给主义经济学,与曾经流行的供给主义经济政策也有明显距离。

  以美国为代表的“供给主义”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想。它的核心学术理念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其具体含义是在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供需双方通过价格调节可以自动达到均衡。

  在供给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关注生产活动和总供给是经济繁荣的关键,而需求只不过是一个次生现象。

  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共和党总统里根执政时期,美国经济面临滞胀,供给主义经济学曾经被认为是解决方法。“拉佛曲线”成为了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支撑,这一理论认为在高税率的时候降低边际税率,可以带来总产出增长和税收总额增长。

  “供给主义”政策乍一看起来也是以自由主义为核心,即政府最大限度减少干预,尤其是税收和管制,认为企业在不受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会发挥最大活力。让这一经济思想成为社会潮流的最主要原因是它鼓励政府对工薪阶层实施大规模减所得税,提倡尊重财产私有制。这不仅很容易赢得美国民众支持,也与共和党“小政府”的形象相符合。

  但是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实践最终脱离了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克鲁格曼则形容这种政策“虽然比货币主义更好,但并未达到它承诺的效果。”

  一方面,美国官方数据显示,从1945年至2010年间,美国经济增长与边际税率高低并无明显相关性。再者,所得税减免之后总税收虽有所增长,却是依靠其他方面加税,且政府支出增长更快。因此,美国的财政赤字急速上升,政府债务从1980年占GDP的26%扩大为1988年的41%,总国债从7000多亿美元增长到2万多亿美元。在2003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分析也表明,减所得税不会提升税收收入。

  也就是说,真正带领美国经济走出滞胀的供给侧政策其实是借鉴了凯恩斯理论的扩张财政政策,而不是供给主义经济学和理想化的“拉弗曲线”。

  回到国内,多位“学者型”高级官员都曾经公开使用过“供给侧改革”这一说法。结合他们的语境,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目的,首先是为了加速产业调整,是对实体产能过剩、金融体系高杠杆、高收益率自我循环的强力纠正。

  中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10月份到广东考察时强调,“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由此可以看出,这里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是强调让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僵尸企业不应得到政府扶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则撰文指出,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他在谈到去产能之外,还提出了建设性的四个政策,分别是“要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

  因此,供给侧改革会是政府在经济领域有退有进,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同时强化政府对关键产业的控制。这与西方曾经的“供给主义”政策也不相同。

  供给侧改革的难点

  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重新塑造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来看,供给侧改革是必要条件。中国在工业化初期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也是向重化工业投入大量劳动力、资本、土地要素才完成了初期积累和飞跃。目前要素市场的改革,至少存在三方面的难点。

  首先,除了劳动力、资本、土地投入之外,流行着的依靠生产函数中“全要素生产率”来提升总供给的说法。海外有工业革命,国内有安徽凤阳农村承包责任制改革,这些分别是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提升了劳动生产率。

  但“全要素生产率”本身实际上是难以量化的要素投入的代名词,获取它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或是单位劳动力的投入,例如研发蒸汽机,种地的农民在激励下增加工作时间和强度。

  然而,如今成本低廉的技术进步越来越难以获取。技术进步总是伴随着越来越高昂的研发支出,而且需要建立完善的教育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则主要指向针对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和行政部门的低效运作,需要简政放权以及推进国企改革。这些中央政府虽在做,但无疑都是改革深水区,而且指望凭此对冲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有困难。

  其次,劳动生产率增长需要超过工资增长率,才能维持经济增速。财政部部长楼继伟5月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就明确指出,以2007年为拐点,中国的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也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时间相符。那么中期来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缓慢的情况下,工资和社会福利的增长速度就不太可能加快,甚至不排除出现宏观税负的进一步提高。

  最后,仅凭借供给侧改革并不能够自动产生总需求扩张,消除债务风险。企业部门债务率偏高,资产负债表衰退会带来总需求的萎缩,企业投资意愿下降。而试图通过鼓励居民部门、尤其是普通工薪阶层借贷消费以及投资资本市场,刺激总需求和补充企业资本金,则是鼓励宏观经济中抗风险能力差的一方承担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且是在未富先老的中国。这也是为什么大萧条中凯恩斯倾向于扩张财政赤字,让抗风险能力强的政府部门承担更多不确定性。

  可能增加金融与失业风险

  既然供给侧调整的主战场是要素调整,那么在重新配置资本与劳动力的过程中,就可能增加金融与失业风险。

  金融风险可以分两方面来看。在债务方面,僵尸企业的清退必然是会加快的,但违约风险在目前债务人、金融中介、投资者分担机制不明确,尤其是P2P暴露出不少中小个人投资者不知不觉介入其中。而在新产业方面,权益投资面临着失败后较大的损失。目前民间资金蜂拥进入互联网创业企业,以及部分投资者抱着暴富的心态进入侧重融资功能的新三板市场,前景需要谨慎观察。政府的合理引导与法制保护至关重要。

  失业风险则更容易理解。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本来就会令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下降,而且从建筑与落后制造业到科技密集型制造业与社会服务业,这里是需要职业培训与长期教育的。解决这种结构性失业风险,需要政府做好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对中下阶层的冲击。如南欧国家在欧债危机当中的劳动力市场的剧烈调整,以及日本过于僵化的劳动力市场,都是中国本轮改革应当避免出现的两个极端。

  如果再去看里根政府时期美国经济脱离滞胀,除了提高财政赤字以外,还借助了时代背景,使得改革较为顺利。

  首先,当时美联储的高息政策力挺美元,这支持了美国引进资本。美元国际地位和东亚国家发展出口经济则帮助美国用贸易赤字支持内需。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冷战背景下全球武器交易达到了巅峰。美国及北约国家通过与苏联的军备竞赛给财政支出以及寻找外需拓宽了渠道。

  中国虽不完全具备当时美国的背景,但在要素改革与时间赛跑的时候,仍可以适当借鉴。比如人民币市场国际化,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通过“一带一路”输出产能,还有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将是对冲供给侧要素改革风险的重要手段。

(责任编辑:李治华 HN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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