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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解新疆出土《三国志》手抄本

2016-04-10 10:59:00 新疆经济报 

  本报记者张迎春

  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造就不同的地域文明。在新疆,干燥气候和无垠沙漠使那些曾经被古代新疆人埋入地下的遗物,如今留存了下来,变成了一件件珍贵的

  文物,比如纸质文书、绘画等,手抄本《三国志》就是其中一种。近期,疆内外专家学者对它的历史内涵和内容有了新的理解。 《三国志》手抄本残卷从新疆出土

  记者了解到,关于《三国志》手抄本残卷,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新疆出土了好几次。

  第一次是1924年,在鄯善县发现了《三国志》的《吴书·虞翻传》、《吴书·张温传》残卷,这些残卷的书法风格与出土的魏晋时期人们所写佛经残卷相似,应该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字体,属于魏晋时期兴起的新隶体,字体的结构内紧外松,字距疏散,有着明显的燕尾式隶书重捺之笔。可以看出,当时楷书蜕化于隶书的痕迹和早期楷书艺术的发展方向。

  1965年1月,在吐鲁番市英沙古城的一座佛塔遗址,一个装着20多支铁镞木箭、10多种佛经还有一些桦树皮汉字文书的陶瓮里,新疆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残卷。这件残卷一共有40行、570多个字,中间偶有残缺。跟传世本《三国志》对照,它的第一行只残存着一个“巫”字左侧,是“是岁刘备帅军来伐至巫山秭归”的“巫”字的残余笔画,最后一行止于“敕诸军但深沟高垒”句的“高”字。

  经过考证,新疆考古专家们发现,手抄本的年代是公元265-420年间的,认为它是《三国志》现存最早的版本,属于隶书字体,也是世界仅存的孤本,现在收藏于新疆博物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原和西域已经有了非常密切的交流。《三国志》成书后很快传到了古代新疆地区,出现了手抄本。可见,当时的文化传播速度之快,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对于这几件残卷,经过新疆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科学修复,目前已经恢复了原来面目,并且保存寿命比过去有了较大的增加,以便更好地发挥它的历史文化价值。 陈寿与《三国志》

  对于《三国志》,我国相关文献有很多记载,它是由西晋时期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据记载,陈寿年轻时就非常好学,有志于史学事业,对《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研究。他曾担任观阁令史,因不肯屈从权贵,便屡遭遣黜。后来,他又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一直到三国结束了分裂局面,他开始撰写《三国志》。而《三国志》中记载的很多事都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比较真实。

  当时,魏、吴两国已经有文字记录的史书,陈寿就是依据这些基本材料,自行四处采集整理,写下了《三国志》。应该说,《三国志》是魏、蜀、吴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一个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在当时属于现代史。最早的时候,它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一直到了北宋时期,三书已合为了一书。而中国二十四史当中,《三国志》是最为特殊的一部了,因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它不太符合《史记》和《汉书》等中国正史的规范。但是,由于作者选择材料慎重,取材谨慎,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并不妄加评论和编写,虽说文辞简约,但也弥补了正史的一些不足,所以被后人认可和重视。

  《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因为卷中文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可与《史记》、《汉书》等相媲美,被后人推崇。以至于其它诸国史料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今天。其中的《诸葛亮传》还被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里。 新的解读

  记者仔细欣赏《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残卷,一行行隶书文字,字体工整,排列整齐,漂亮得让人不敢相信这是出自于千年之前的古代人之笔。对于这件残卷,新疆研究者少,大都是国内知名专家学者。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针对这件残卷,1972年就专门在《文物》第8期发表了《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陈寿定稿《三国志》是在西晋时期,53年间,《三国志》手抄本渐渐传入了古代新疆地区,或被古代新疆人所传抄,为时在东晋时期了。但从年代上看,新疆出土的几件《三国志》残卷,相隔时间都不太远。同时,他认为《三国志》原版本字体本身是隶书,其手抄本自然也是隶书,就像王羲之的《兰亭序》之后的传抄本都是楷书一样,有一种必然性的合乎推理。

  其实,这样的《三国志》手抄本,不但在新疆出土,敦煌也有出土。比如现收藏在敦煌研究院的《吴志·步骘传》等,都是珍贵的文物资料。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吴金华,一直从事《三国志》语言研究,他读了近百年来从我国陆续出土的6种《三国志》手抄本残卷,眼界大开。他将这些手抄本一一仔细研究,发现其字数虽然不及原版本的百分之一,但内容非常丰富。特别是其中一些难辨认或解读的字,经过他的辨认和解读,不少内容都是鲜为人知。

  而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肖瑜对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三国志》手抄本残卷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后,写下了《百年来敦煌吐鲁番出土〈三国志〉古写本研究编年》一文,刊登在《艺术百家》2010年第3期。细看这些研究成果,他发现大都是从文献学或语言学的角度,对《三国志》手抄本的难辨认或解读的字进行了查校或核正,少有从文化学角度去研究它。事实上,他认为《三国志》手抄本的出土,已经充分说明《三国志》是沿着河西走廊传入了新疆或新疆人手抄的,那个时期,新疆与中原地区往来渐渐频繁,经济、文化交流渐渐增多,中原汉文化对新疆地区的影响,已经走入了人们生活当中,比较深入人心了。通过《三国志》手抄本,生活在古代新疆地区的人,随时识文习字,了解中原历史,不忘历史,以史为鉴,取其所长,描画更好的生活。

  新疆博物馆供图

(责任编辑: 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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