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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气候挑战

2016-06-27 12:58:49 环球财经 

  

环球财经2016年6月刊
环球财经2016年6月刊

    《环球财经》记者 刘洋

  如果一定要为成吉思汗开创的蒙古帝国找一个帮手,最好的答案就是气候。在成吉思汗创建帝国伟业之时,原本寒冷的中亚却处于其一千年中最温和湿润的时期,其湿润度曾连续15年超过往年均值,这对游牧部落所擅长的以骑兵为主的作战模式十分有利。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成吉思汗及其逐水草而居的子民因此在欧亚大陆上的许多次战役中都轻易取胜。

  但对于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全世界来说,温度的持续上升正变成一场全球的噩梦。现在,全世界都在为摆脱这场噩梦而努力。过去几十年,在西欧、美国和中国,风电场和太阳能板的使用越来越普及,丹麦甚至可能最早在2035年成为全球第一个完全依靠可再生能源驱动经济的国家。在西欧,你甚至还能在购买汽车和预订酒店时知道这些行为导致的碳排放量。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努力的效果都极为有限。21世纪的最初10年,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速度明显快过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混乱的哥本哈根和坎昆气候变化会议之后,全球平均气温在2014年创下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新高;1997年制定的《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就已经过期,在那之前这份协议也已经事实上失效,由于没找到更合适的替代机制,建立在“共同但有区别”基础上的市场化解决方案自那时开始就完全告别了这个世界;受此影响,到2050年,世界上大概有18%到35%的物种都将因为气候变化而面临灭顶之灾。

  工作远远不够。事实终将证明,遏制气候变化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实现平衡的博弈。

  难求平衡的国际博弈

  科学家们曾为全球设置了总量约为1万亿吨的碳预算,但这个上限最快将在30年内就被突破。“以前,我们认为必须将全球温度较工业化之前上升的幅度保持在两摄氏度之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类的安全。”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过去十几年间一直在以个人基金会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可是在看到全球减排进展的步履维艰之后,他最近也开始变得有些悲观起来:“现在,我们觉得如果能把这个幅度保持在四摄氏度之内就已经不错了。”

  盖茨的悲观可以理解。虽然各国政治家们还在为减排争执不休,但科学家们也没能就全球气候的未来达成一致。诚然,有很多科学家认为自然界有办法遏制气候变暖,例如南北极的冰山和两极之间广阔的海洋将吸收足够的热量,火山喷发释放的大量例子也会令太阳光发生偏转从而降低辐射到地球的能量。但对于这些效应的综合分析,科学界未能达成共识。

  二氧化碳确实不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如果没有水分的蒸发和因此形成的云,温室效应将降低三分之二,但现实不接受如果。而且,云的影响很难进行量化研究。科学家通常认为,高空的云会加剧全球气候变暖,而低空的云则有助于地球降温。但是由于现实中的云多以小块的形式零散出现在天空中,现有的气候模型根本没办法对这种情况进行量化分析。

  人类因此只能关注自身活动导致的温室效应,焦点无疑就落在了二氧化碳身上。通常,二氧化碳对温度的影响要在其被排放十年后才达到峰值;同时,即便被排放1000年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依然可以被轻易检测出来,这意味着它直到那时依然可以对气候产生影响。

  科学论证的不完善为各国坚持各自不同的立场提供了支撑。首当其冲的,建立在石油财富基础上的中东国家就对遏制气候变化兴味索然,减排与这些国家的核心利益背道而驰;此外,还有很多国家也很难接受全球一致的举措,如我们的近邻印度。在中国因为调整经济结构而在未来致力于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的同时,人口快速增长、贫困人口比例居高不下且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的印度有望取代中国过去快速发展的角色,而印度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可比我们强硬得多。

  更何况,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会从全球气候变暖中受益。那些纬度很高的国家——俄罗斯冰岛加拿大甚至英国,都发现农作物的生长更加容易,农业系统的生产效率因此将大幅提高,很多此前从不可能来到近海的鱼类也会出现,助推渔业繁荣。

  国情对协调碳排放政策的影响在两大碳排放国——中国和美国这里同样得到了体现。

  因为较好的经济结构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创新氛围,看上去,美国在节能减排领域的表现稍好。但从1993年到2009年,美国拥有空调的家庭的比例从68%增长到了87%,以火电为主的电力供应方式在这期间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继续降低很难实现。

  与之相对,中国一直在接受批评。确实,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还是全球二氧化碳新增排放最大的贡献国——自从2000年以来,全球新增二氧化碳排放中的三分之二都自于中国。但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非常低,而且其排放二氧化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要代替其他国家的制造业部门组织生产,这在事实上降低了全球的碳排放水平,也为全球其他国家的低碳转型赢得了时间换个空间,理应得到全球支持。

  正是不同国家、不同领域各方的利益、诉求、权衡错综复杂,让低碳经济的转型历经多年努力之后依然进展缓慢。

  进展缓慢的转型战略

  即便以尼克松时代的标准衡量,绝大多数美国火电厂也都已经不符合环保标准:它们的平均寿命高达42岁,在贡献39%发电量的同时也排放着74%的温室气体。到2010年,它们中的一半都没有脱硫装置,57%没有脱硝装置,96%没有颗粒物和汞金属排放的现代控制设备。

  以前,人们相信加速经济繁荣终将解决这些问题。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将有更多资金推动替代能源技术的研发和商业化,从而设计出新的设备或者完成对原有设备的改造升级。不过,乐观的预期没有变成现实,全球能源的转型之旅不可能一帆风顺。

  2013年时,全球确实有13.5%的一级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现实无法让人乐观。首先,大约70%的可再生能源都来自生物燃油技术,对以农业为主的穷国而言,这种需要消耗大量农作物的技术是福是祸尚无定论;由于可能影响流域的生态系统,水电站的建设也在招致越来越多的质疑,第二大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因此同样步履维艰;核能本来是个选择,但福岛核电站之后,各国在发展核能时均慎之又慎。除去这些,其他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加在一起,目前也只能占到全球能源供给总量的1.3%。

  由于全球合作难以实现,各国在过去几年中各行其是。美国承诺将在2025年之前把碳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26%到28%;中国在和美国签署排放协议之前就一直在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201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中的三分之一都是由中国完成的;同时,韩国也表示将大力推进计划以保证该国2030年时的碳排量能在预期基础上降低37%。

  问题的关键在于,可再生能源大多极不稳定,其生产的波动很大。德国的研究部门曾估计,水电和风能已经可以满足其总计7700万千瓦能源需求中的35%,该国正是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能源计划——到2022年关停全部核电站,再用几十年时间放弃化石能源,从而在2050年将能源系统全部转移到可再生能源上来。但在2015年的1月20日,由于风和日丽,可再生能源只提供了250万千瓦的电力;到了6月的一天,因为风势凶猛,风场和水电站供应的能源又达到了惊人的4200万千瓦。由于储能技术的落后,能源的浪费因此不可避免:在德国,最多时竟然有84%的可再生能源都在储存和再利用的过程中被消耗掉了;2013年,在不规律风场作用下,中国因没有存储而白白损失的电能就高达200亿千瓦时。

  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另一个难点在于由此产生的电力价格难以确定。风场和太阳能电站的建设需要耗费大量资金,但只要建成并开始发电,这些电厂的边际成本几乎为0,由此产生的电力很难定价,运行部门因此需要制定更科学的政策保证电力的供应和沉没成本的补偿。

  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可以轻易推导出一个结论:适度地推进新能源是好事,但过于大胆的新能源政策就未必如此了,这会加重整个能源体系甚至整个经济的负担。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德国出于安全和战略考量决定尽快关停全部核电站,并用新能源取而代之。为保证风能和太阳能尽快得到利用,政府又承诺对新能源生产商和使用者提供长期补贴,并改造了原有火电厂使之能够适应经济对能源的弹性需求。结果,当页岩气革命大幅降低了煤炭和石油的价格时,德国却因为过度的新能源政策背上了沉重的能源包袱。在今天的德国,每度电的平均价格已经接近0.3欧元(约合2.03元人民币),这个价格是法国的两倍和中国的四倍多。

  这意味着如此大规模的转型不可能轻易实现。但在所有人的努力下,进步也同时在发生。

  进步正在发生

  美国曾经试图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提升油价,这有助于减少石油的使用,从而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但相关各方不断的推诿责任导致这些计划没有取得成功:石油企业呼吁政府制定更严厉的能效标准,汽车企业则号召对石油企业征收更高的燃油税,环保人士希望政府痛下决心同时推进两项改革,政客们则在选票压力和大型游说集团的公关下拒绝任何改革。

  在减排领域,游说集团的力量往往被人低估。以石油为例,现在全球已经探明的可开采储量如果全部得到利用,大气中机会新增超过三万亿吨二氧化碳,这一数字是科学家设定的碳排放上限的三倍。而且,无论在全球哪个国家和地区,石油都是最具影响力的部门。

  但随着私人资本的介入和创新力度的增强,美国政府一直期盼的能源转型竟然突然到来了。2015年5月,美国的汽油销量相比1998年的峰值下降了75%,特斯拉公开专利更使让人们相信可再生能源的舞台将在未来获得极大扩充。此外,也是因为私人资本的介入,被罗姆尼(Mitt Romney)戏称为“嬉皮士能源”的风能和太阳能也得到了大规模普及:2014年上半年,美国53%的新增发电来自太阳能,全年太阳能新增发电量几乎是2010年的7倍。

  最终的转变因此只能依赖于创新。更智能的城市运行、更轻更坚固的材料、更合理的楼宇设计已经在过去几年大幅降低了人类对能源的需求,而更革命性的核聚变反应堆、更先进的生物质能源生产方式将让能源供给在接下来的时间中发生显著的变化。随着人们认识到石油需求甚至化石燃料的需求峰值都已经过去,金融已经开始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

  2014年9月,全球多家银行、保险公司、慈善机构、养老基金和捐赠基金共同宣布,将在未来六年内每年至少投入1250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当时,在联合国环境署金融行动机构领导下,一个养老基金联盟还表示将鼓励投资者在2015年前减少1000亿美元碳足迹。

  部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基金甚至在那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减少对化石燃料的投资,大家正在通过努力共同迎接能源革命的到来。以石油行业起价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领导的一个总额达500亿美元的基金联盟就已经宣布,将放弃化石燃料的使用;作为公认的技术变革先锋,斯坦福大学也正在出售该校基金会持有的全部煤炭公司股份;2015年2月,悉尼大学也推出了一项为期三年的计划,以逐步削减20%可能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的投资;几乎同时,9家国际银行也决定不再投资卡迈克尔煤矿的开发,而这个煤矿拥有全球最大的煤田。

  在去年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最新统计出的低碳产业投资额已经超过了6000亿美元。尽管数额惊人,这些投入仍只是冰山一角。目前,金融行业在全球范围内掌控着300万亿美元左右的资产,这一数字还在以每年大约20万亿美元的速度在增加。在这样强大的背景下,私人资金确实有能力推动当代社会向低碳转型。联合国能源署认为,如果对清洁能源和高能效行业的年投资额能增加六倍,全球经济就能非常顺利地完成向低碳经济的转型。

  与之相比,公众思想的转变也许是最重要的进步。十年之前,公开讨论气候变化中的适应性问题还是公共政策中的禁忌,因为人们认为这是人类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极度不负责任的表现。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能用开放的心态面对这样的问题:低海拔国家应该怎样面对气候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怎样的人口和物种迁移政策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现实的需要,什么方法更能在气候变暖的过程中维持物种的多样性?对于理想主义者而言,这种情况的出现确实是一种无奈;但对那些怀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而言,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进步?

(责任编辑:马郡 HN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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