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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创业与城镇化

2016-08-29 06:15:08 环球财经 

环球财经2016年8月刊
环球财经2016年8月刊

  导语:无论是从统计数据还是从本刊记者的调查来看,返乡创业仍是一个打破城乡二元制之下的就业问题,即由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带来新的人口流动,这种人口流动不是为了复兴乡村的情怀,而是一个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收入群体,如何持续提高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的问题。

  《环球财经》记者 郭涛涛 (发自海口、上海贵州等地)

  2015年下半年,在微信朋友圈有这样一个有关卖农产品(000061,股吧)的小笑话,大概是这样说的——如果你看到一篇文章先是讲故事,接着开始讲情怀,那么接下来它就该向你推销农产品了。这固然是个笑话,但某种程度上,它折射出“情怀”在卖农产品中受推崇的程度。

  在“情怀”语境中,返乡创业更容易与熟稔互联网技术、更擅长于文字与自我包装的返乡大学生群体联系起来——回村做电商,挖掘家乡有特色的农产品在网络上售卖,但这并非返乡创业的全部。与大学生相比,从绝对数量上说,农民工更占据着返乡的主流。进一步说,如果不谈情怀,将返乡创业当成农业生产部门的变革来看,它又会是一个什么面目呢?

  即便没有《环球财经》记者从去年年底至今在海南、浙江、上海等多地采访,下面这一事实也不难发现——在乡村人口不断向城市人口流动的时代大背景之下,仅仅局限于乡村本身的创业机会,远少于城市。采访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一现象的认识。以种植业为例,诚然,进入门槛很低,通过互联网也可以吸引人气,但考虑到从种植到销售各个环节、成本与产出的掣肘,仅仅贩卖情怀,难言是长久之计。也可以这么说:贩卖情怀只是无奈之举。如果产品销售得好,谁有那闲工夫去打理“情怀”。

  返乡亦不等同于返村。与上世纪60年代运动式的知青上山下乡或是农民回村搞合作化不同,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城乡人口自由流动,长了见识、带着先进管理经验、拥有丰富人脉等资源的返乡者与以往进城农民的彼此空间互换,它更相关区域平衡发展与小城镇化建设,更助益于农业生产部门的积极变革,以及时下的产业转型与升级。

  而从返乡需求着眼,尤其是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不仅发展现代农业,需要一定素质的返乡者转变为职业农民或产业工人;方兴未艾的休闲农业的市场空间,也存在着返乡人才的缺口;基于特色小镇理念的小城镇建设,亦需要志于从事乡村服务业的各类返乡者、返乡创业更多的机会在于此。

  本质上,返乡创业也是一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它绝非是为了复兴乡村的“情怀”而返乡,而是经济转型期劳动力人口流向发生改变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收入群体如何继续提高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这也要求基层政府在返乡创业的政策配套上有更多的作为。

  不谈情怀——地瓜卖出亿元产值背后

  【王文克的创业叙事,是一个农产品生产端变革的命题,即如何用工业化的理念做农产品并且获得利润的课题】

  在位于海南西北的澄迈县桥头镇沙土村,提到王文克,当地人并不陌生,这不仅因为他是沙土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同时,他也是一名返乡创业青年,并将全村的地瓜(红薯)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与通常所见稚气未脱、最近两年才跟随潮流返乡的大学生不同,2007年即已回乡的王文克,显得饱经风霜和老成持重。

  去年年底本刊记者在海口见到王文克时,采访间隙,他忙着在电话中安排如何给供应商分配货源,因为他的桥沙地瓜即将卖断货。

  卖断货是个什么概念?它远非如淘宝等电商平台上百手农产品订单可以概括,而是以高于批发市场一倍的价格,卖掉了桥头村1.7万亩的地瓜,并且市场依然一瓜难求。王文克向本刊记者介绍说,截至2015年,他的地瓜产值已从最初的几十万元扩张至近2亿元,过去八年,他只做了一样生意,就是卖地瓜。

  这也就难怪在王文克的返乡创业叙事体系中,从未出现过“情怀”这个时尚的字眼,他的创业叙事,是一个农产品生产端变革的命题,即如何用工业化的理念做农产品并且获得利润的课题。

  “种地瓜不是我种出来就拿到市场上去卖,而是一定要有商标和品牌,一定要标准化、专业化生产,一定要有规模,一定要有规划和推广策略。”对于自己的“农产品工业化”理念,王文克解释说。

  这与他回村前的经历有关。王文克2001年毕业于南京工程学院,在私营企业打过工,在中关村(000931,股吧)卖过电脑,还远赴新疆做过水电市场的销售,后来回到海口做水电材料销售生意。及至2007年关注到当地的地瓜生意时,他已有车有房,生活步入小康。

  彼时的沙土村以穷闻名,村中道路不通,村中有耕地2万亩,但多为海边沙地,种水稻亩产只有四五百斤,中青壮劳动力进城打工,大片土地闲置无人耕种……王文克却从贫穷中嗅到了商机。

  沙土村的土地虽然种水稻不行,但村中所产地瓜远近闻名,比之蔬菜、水果等鲜嫩农产品,地瓜不仅更易储存、易种植,产量也高,更容易实现规模化生产,加之当时城市中人们对农产品健康安全的诉求逐渐重视,地瓜市场也鲜有他所说“用工业化理念做农产品”的先例,再考虑到国家政策对“三农”产品的支持力度,王文克认为,地瓜虽小,却有做大高端市场的潜力。

  从一开始,王文克就已想清楚,他要走的是一条他家乡祖辈种地瓜从未走过的生产端变革之路。

  以自掏腰包20万元起步,说服村中亲朋好友以土地入股,组成只有200亩规模的地瓜专业合作社;注册“桥沙”牌地瓜商标,并研究当时鲜有人做的包装设计;做不同地瓜品种的试验和种植对比,根据试验结果选定品种,与种苗公司谈判,再将地瓜种到地里;田间管理方法也在不断改进,坚持传统种植方式外,水稻轮作、秸秆还田以改善土质;产品分类分级也在同步进行,从分拣打包开始,他的地瓜就按照重量、形状等特点分为8类。

  “制定生产标准,对产品进行细分,以适合消费者的不同需求,酒店公司需要50克的地瓜,那就给你50克的,北方烤地瓜需要500克的,我们也有。”王文克说,“不管什么时间段,什么方式销售农产品,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生产端,任何时候,你产品的品质都是第一位的。”

  生产端可以保证产品品质,在很多人视为畏途的农产品销售端,王文克又是怎么做的呢?

  王文克回忆说,2007年时还没有电商,他就背着地瓜到海口高档小区门口推销,让居民免费试吃,“我们开发新的销售渠道,都是从试吃开始的,买一送一,赠送,任何产品客户体验度最重要,你说得再好不如自己品尝,除了高档小区,我们还从单位食堂等单位销售端入手,由产定销提前做规划,第一年市场就做开了。”

  2008年,王文克的地瓜种植规模扩大至1700亩,通过大型商超的第三方供应商,他的地瓜卖到了上海和广东,“当时就是带着产品,一家一家供应商去找去谈,和供应商谈判,销售一开始亏损算我的,甚至我可以免费给你卖,超市也有相互竞争,一家看到对手货卖得好,它也就来找你进货了。”

  “超市渠道打开后,我们就开始走精品超市,接着电商出现,就走电商,去年开始走微商。”在王文克看来,电商只是一个销售渠道,最关键的,还是要在生产端坚守,保证产品的品质做到最好,这也是先入为主占领市场之后,应对跟风者众多农产品市场变化,确保产品地位的不二法门。

  “虽然我们地瓜的种植规模比不上山东河南,但我们的产品是高端领域的第一品牌,销售价格应该是最高的。”王文克说。

  王文克的工业化理念,也体现在地瓜整个产销体系的明确分工上,即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公司专门负责产品的对外销售和推广,对内公司则按照低于公司出货价15%的标准收购合作社的地瓜,而由农户以土地入股而成的合作社,则专注于生产端,提供产品回收、田间管理、技术指导等服务。

  正是在这种模式下,从最初的200亩起步,经过八年发展,王文克的地瓜生意已开始向海外市场进军。村中更多农户在看到了希望后,纷纷加入合作社,至2015年,沙土村地瓜规模增至1.7万亩。随着村中越来越多农户收入不断提高,早在2010年桥头村村委会换届选举时,王文克就以全票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再认识返乡大学生与农民工

  【返乡大学生多不会关注生产端,农民工返乡也多不会选择继续种地。这也注定了,时下的返乡创业仍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工业化、城镇化命题】

  谈到农民工和大学生返乡,王文克说,目前在农村劳作的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中青壮年到外面打工,这也是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而一旦返乡,“我们30多岁的人会下地吗?下地了会干活吗?必须依靠科技和机械化投入。”

  与本刊记者的观感一致,在王文克眼中的返乡大学生,多数只是集中于销售环节,“更多的只是在尝试各式各样的销售模式,但在生产端下功夫的很少。”

  “情怀、名人效应、品牌效应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加快发展形成规模,但农产品毕竟是农产品,人吃的东西终归还是要回到生产端,品质是生命线,也是长远发展的关键,把品质守住了,不担心销售模式变化,它再变化,我始终都会有好的产品。”王文克说,“做农业关键是要把品质做好。”

  一位长期扎根在上海“三农”改革第一线的局级干部前不久还对本刊记者抱怨说,现在老说“返乡创业”,但很多人返乡很难称得上创业,没有看到什么创新的内容。而如何定义返乡创业也有待商榷,不少受访对象认为,因地制宜,带领农民去做大一个产业,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返乡创业。如果仅仅停留在销售环节,只是农产品销售而已,跟“创业”还有很大的距离。

  “很多返乡大学生都很浮躁。”这是在时间跨度超过半年的采访中,本刊记者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何谓浮躁?以本刊记者去年亲历过的一件事为例。经中间人介绍,一名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以“返乡创客志愿者”的名义来到一位浙江民营企业家的上海农场实践,没多久后就离开了。事后,三方当事人分别作出了不同表述。

  据这位大学生对本刊记者说,离开的原因在于理念不合。没多久后,记者遇到中间介绍人得知,因为这名大学生的离开,那位接收他的民营企业家很不好意思地向中间人道歉,因为自己无法满足大学生的需求。

  “我认为他应该沉下心先做点实事,但他认为他来我这里不是干活的,而是来调研拓展视野的,希望跟着我见更多的老板,那时我才意识到,其实很多大学生即便返乡,他们的想法其实还是往上流社会(有钱阶层)跑,而不是真正为了做事而返乡。可是,农业的事情是最不能钻营的,你付出多少,老天就会给你多少回报。”这位民营企业家对本刊记者说。

  当然,不可否认,大学生的返乡搅动了寂静村庄的一池春水。“(大学生返乡)好处在于,加强了农村对外沟通,拓宽了农产品的流通渠道。现在农村和外界有些割裂了,有必要回去,真正把一个事情当成事业,做深、做远、做长才可以。只是做农业发财太难了,所以愿意回来的大学生寥寥,回乡后能扎根做事的更寥寥。”王文克说。

  比之返乡大学生,农民工构成了返乡群体的主流。本刊记者获得的多方资料显示,农民工返乡并不新鲜,作为城乡人口的流动,建国以来即已有之,但因产业与乡村环境的变化,时下这波农民工返乡浪潮,有着有别于以往的特点。

  在目前国内学术界仍有分歧的返乡农民工人数问题上,本刊记者更倾向于参考国家统计局年度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本地农民工”的数据,所谓本地农民工,即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换句话说,乡镇地域而非乡村地域,是理解新一波返乡浪潮的关键,在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数十年里,乡村也随外部环境同步在变迁,对多数返乡人而言,回到乡村已是不可能之事。

  据国家统计局上述历年报告提供的2008年至去年的数据,本地农民工数量的拐点出现在2009年,当年仅有8445万本地农民工,占据农民工总量的36.8%(四舍五入,下同),此后数量逐年上扬,至去年,本地农民工达1.09亿人,比例攀升至39.2%。仅去年,本地农民工即比上年增加了289万人,同时,外出农民工仅仅比上年增加了63万人。2009年至去年,本地农民工足足增加了近2500万人。如果再将一个农民工背后的家庭人口算进去,那么,这个数量应在1亿人左右。

  从趋势上看,2009年开始,农民工返乡就已见苗头,而最近两年则有加速态势,这不仅与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加快、中西部发展条件改善有关,同时也相关于老龄化等因素。

  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称“国研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的研究资料,上世纪90年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即已开始受到关注,但1990年前创业的极少,1990~1999年创业占比30%,2000~2007年初创业占比则到了2/3。

  “此后,经历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2012年以来,农民工回流与创业增长进一步加快,多是夫妻一起在外打工,回乡共同创业。”崔传义说,到2014年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约为800万户左右,不计入个体工商户也有近200万户。

  返乡大学生多不会关注生产端,农民工返乡也多不会选择继续种地。长期居住在上海青浦农村的本刊记者对上海郊县农村观察显示,在土地未实现规模化经营之前,传统的种植业对返乡农民工难言有吸引力,因为无法取得与城市打工对等甚至更高的收入,实现规模化经营后的家庭农场,也仅能容纳数量有限的返乡农民工。

  这也注定了,时下的农民工返乡仍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工业化、城镇化命题——即返乡农民工依然会在二、三产业中寻找创业或就业机会,只是活动范围由远赴外省变为就近就业或创业。这固然与其在城市中多年打拼,在经验、资金上有一定积累有关,但传统种植业没有吸引力,与发达地区城市相比,就近乡镇就业机会有限,仍可理解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被动原因。这也可解释为什么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企业,个体就占据了七成比例,初次投资规模在5万元以下亦有七成,另有四成用工在2人以下(据国研中心资料)。对于相当一部分返乡农民工而言,与其说是“创业”,不如说是自谋出路。

  去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这被视为是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必然。也许,从工业化、城镇化命题着眼,探寻返乡创业可能性的机会和胜算,从中央到基层政策上的支持,更是必要之举。

  返乡的机会与胜算

  【销售端难题求解,或许在生产端上。只有推动农业生产端的进一步变革,才能围绕农业现代化催生更多可能的乡村需求】

  不论在城市里或是返乡创业,它首先是一个生存问题,创业能否成功和长久,衡量的标准依然是产出和收益。进城与返乡之间,返乡者收入能不能持续增长是关键。按此逻辑,更现实的问题是厘清——返乡有什么赚钱的机会?胜算有几何?从农村到本地乡镇,真正的需求又是什么?

  在本刊记者接触到的返乡创业案例中,如王文克谋定而后动,用工业化理念精做一项农产品而赚钱的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数量极少。记者的这一感受,也与长期关注农业、刚刚卸任上海松江区委书记不久的盛亚飞的观察相一致,就在今年6月中旬的一次会面中,盛亚飞介绍说,关于返乡创业,他近几年来只看到一个种西兰花出口赚钱的例子,“但规模还是太小。”

  在粮食等大宗需求之外的农产品领域,2014年夏秋之际,本刊记者曾两度前往新疆,历时一个月考察了新疆库尔勒、塔城、和田等七地的农产品贸易与流通,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对于产品品质,接触过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叫好,但一旦进入市场,农产品难卖、赚钱难的问题立现。

  何谓难卖?放在本地市场,市场容量有限,规模上不去;通过电商卖到内地,暂且不论营销成本和储存成本,只要农产品开始跨区域流通,高企的物流成本立即就会蚕食掉多半利润,提价销售则必然遭遇大量同类农产品的廉价狙击。

  这不仅仅是远在边陲的新疆、也是中东部农村电商们共同面临的窘境。尽管进入门槛低,但竞争激烈,利润率低,没有规模,即便盈利也是寥寥。究其根本,并非产品不好,而是市场规律使然,它最终考验的还是生产方式的变革。

  回到城市,之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在于有人口的集聚效应,有集聚就会有各种需求,农村人口外流的原因也在于此——到人口更多的地方寻找更多的创收空间。没有人口和产业集聚的乡村,创业机会注定远少于城市。故而返乡农民工更多地亦是在村庄附近的城镇寻找机会。

  但这并非意味着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就没有任何机会。

  在粮食生产领域,机会在于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在全国推行家庭农场最早的上海松江,即已证明通过适度规模经营,可以使返乡农民获得与城市打工同等或更高的收入,并向职业农民方向转变,但规模化经营对人力的需求僧多粥少,容量有限,松江近15万亩耕地,仅需要1000户左右农民便可搞定,它更需要各种政策配套作为辅助(详见本刊2016年5月刊《农村要素改革拼图——从增减挂钩到家庭农场》)。

  大城市郊区的蔬菜生产领域,也存在一些人力需求和就业机会。即通过专业合作社的方式种植蔬菜,通过合作社对接市场满足城市供给,更进一步,它又属于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建立系统性的农民服务组织,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综合农协,不仅抵御市场风险,同时也可吸纳一部分返乡农民工就业,进而推动农业生产端的进一步变革,并围绕农业现代化催生更多可能的乡村需求。

  而在近两年讨论得比较热烈的民宿,参照海外发达国家经验,农民工返乡,尤其是靠近大城市周边,用自己的房子改造成民宿经营,因没有租金成本,同样也是一个机会。如果是外乡人租农民房子修建民宿,甚至装修豪华,严格而言,只能称之为乡村旅馆,因成本较高,总需求依然有限,经营风险并不小。

  由民宿拓展至休闲农业方面,在大城市周边,围绕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目前已有需求,但考察到基础设施配套与投入周期,依然成本巨大,远非返乡农民工或阅历不足返乡大学生可以涉足。

  在上海松江泖港,上海橙蓝生态园艺公司目前经营着400亩的休闲农业园,走进园内,林木绿植错落有致、小桥流水风景如画,休闲农业更涉及马术、露营、生态养殖与种植等多项内容,但在此背后,其总经理应诚对本刊记者透露,从2010年开始,六年间他累计投资已超过7000万元,而发展出路至今仍在摸索之中。

  “我本人是农村出来的,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发现,农业创业难度非常大,很多东西如果不是亲力亲为,还真摸索不出门道。让一个刚出道的大学生返乡去创业,更是两眼一抹黑。”谈及农业创业的感受,应诚说。

  应诚认为,虽然休闲农业并非人人都可以投得起,但仍存在人力需求的缺口,即缺乏专业的休闲农业和农事体验管理人才。“农村最需要的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我面试过很多人,但出高价都找不到有实际经验的人,大学里也没有比如休闲农业管理这类的专业,这是非常矛盾的事情。”

  本地小城镇建设或是出路

  【只有继续坚持城乡一体化战略,通过小城镇建设解决好回流低收入群体的“吃饭”问题,同时保证传统工业部门发展不倒退,并逐步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才有可能避免拉美国家出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

  那更多返乡农民工的出路在哪里?答案也许在本地小城镇。

  早在2007年,国研中心即做过一次有关返乡农民工的百县调查,从调查结果看,返乡人口的再度集聚主要发生在小城镇——三分之二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从事二、三产业;又有半数创业、居住在小城镇,创业者落户城镇占比13.5%;同是这项调查,农民外出就业30年累计户口迁入外地的仅占现有外出就业总人数的1.7%。

  “返乡创业突破城乡二元体制落户城镇领先于外出就业。”崔传义对此点评说。

  风水轮流转,作为城乡要素交换,在改革开放最初的20多年里,大量中西部农民远赴沿海发达地区的较大规模以上城市就业,大量人口红利留在大城市,而对于中西部地区,乃至发达地区农业区的小城镇,实质上因产业支撑不力、居住环境不佳而缺乏生机活力。现如今,随着返乡人口的回流,依托于小城镇发展二、三产业,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这也是由“镇”本身扮演城乡一体化连接点的功能定位决定——既可以承接大城市,又能辐射农村。无论从返乡农民工的年龄因素或产业格局来说,新时期的小城镇发展,不应走过去重污染、低产值乡镇工业化的老路。它的发展方向更在于因地制宜、注重服务业的宜居和特色小镇建设,比如时下在上海郊区就已出现的科创小镇、水果小镇、海鱼小镇、田园马拉松小镇等等,它有着更多功能上的创新潜质。

  而从扶贫和人口流动性竞争的角度着眼,农民工返乡也与它们有着微妙的关系。

  本刊记者对多地返乡农民工的采访发现,除了目前已被广为关注的制造业转型、老龄化等返乡因素,他们的返乡,还与回家照顾老人和孩子有关,希望将老人和孩子接到交通便利、距离家乡较近的城镇地区,以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养老和教育机会。对应的贫困地区,比较突出的也是乡村老人和留守儿童无法走出乡村的难题。

  此即意味着,如果能通过本地城镇化安顿好返乡农民工,依托本地生态等特色产业,开发出更多的就业或创业机会,那么,贫困地区养老与留守儿童的问题,也将在相当程度上缓解,这也与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扶贫目标相一致。

  今年7月,本刊记者在黔东南地区遇到一位返乡农民工。他说,最初在江苏打工,后来因为家里父母和一条腿走动不便的孩子返回家乡,他想让孩子到家乡城市的学校读书,但无奈被学校以有碍校容的理由拒绝,并建议他应该到贵阳去读残疾学校。他内心极度不情愿,并且条件也不允许。如今,他的孩子已经18岁,还没有读上书。

  从这点上说,如果回到家乡的农民工找不到就业机会,虽然不会再去东部地区,但他一定会向上一级能找到机会的城市流动,比如到贵阳,这就是人口流动的竞争微妙关系所在。由于人口难以积聚,本地扶贫会变得更为被动,进一步,做大地方产业的基础也就难以存在,发展出亮点更无从谈起。

  在返乡农民工以及农村扶贫的问题上,基层政府扮演着相当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角色。需要通过制度设计,给返乡的农民工在就近进入城镇后,在教育、医疗、保险上享受合理的保障,让他们安居乐业,实现人口聚集,脱贫致富,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无论是从统计数据还是从本刊记者的调查来看,返乡创业仍是一个打破城乡二元制之下的就业问题,即由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带来新的人口流动,这种人口流动绝不是为了复兴乡村的情怀,而是一个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收入群体如何持续提高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的问题。

  换言之,只有继续坚持城乡一体化战略,通过小城镇建设解决好回流低收入群体的“吃饭”问题,同时保证传统工业部门发展不倒退,并逐步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才有可能避免拉美国家出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这点上说,对于人口回流地区的基层政府,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上应有更多作为。

  “创业要把握好优势与趋势。城市化是趋势,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趋势,在这个背景下,农产品需求趋势与城市消费趋势也要把握适应,创业者自身的优势与创业地的优势也要分析,再进行深挖。此外还要有支持创业的政策,但不能拔苗助长,切忌有点小苗头就大搞特搞。”前述上海局级干部说。

(责任编辑:宋埃米 HT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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