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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财产犯罪的真实罪名

2018-03-14 17:26:00 法治周末 

  近年来,网络虚拟财产随着游戏产业的崛起及其新发展、新问题而成为热议主题。游戏装备、虚拟货币等虚拟财产已经成为网络世界的主要衍生产品。

  虚拟财产和其他财产之间的交易已经相当普遍且日益盛行。面对千亿级以上的虚拟财产市场,相关法律法规之体系化规定未到位、取证困难、相应鉴权机制缺失、黑灰产盗号、洗信等不法行为相威胁,使虚拟财产相关行业一度乱象丛生、风险积聚。

  犯罪产业链的基本模式

  自虚拟财产犯罪规模化后,“病毒盗号—C2C网站销赃—获取非法利润”就成为主要的产业链形式。

  一般情况下,犯罪集团盯上某款游戏或者发现某种牟利渠道,从而倒逼产业链下游向上游提出需求,黑客们按此需求开发病毒、木马等非法工具进行犯罪行为。

  在这一过程中,不法分子的套利方式可分为“出信”(盗取游戏账号信息)、“洗信”(转移账号内虚拟财产)、“卖号”三个层面。

  开发病毒木马的盗号者、流量商“出信”是在“明知”的前提下进行的,目的仅指向盗号,其行为与后续的“洗信”行为具有极强的连续性。例如,在不法分子层制作的“5折充Q币”木马中,用户一旦点击充值链接,木马病毒就会篡改充值QQ号,使用户的充值流入黑客账户内。

  犯罪集团对“出信”还会明码标价,例如,篡改浏览器弹窗广告一般为6-6.5元/千IP/次、修改电脑主页一般为1元/IP等。

  “洗信”过程则通常存在“过桥账号”,即不法分子通过一个或若干个中间账号转移所窃取的网络虚拟财产,在多账号间转移的目的是躲避追查。通过“洗信”程序后,被窃取网络虚拟财产的空账号,经常被不法分子以免费送号形式在贴吧、论坛等地发布信息,吸引更多网民登陆空账号,以增加警方侦破的难度。

  由于账号本身可能被原主人找回,或有可能被“洗信”人恶意找回,实践中的“卖号”套利方式较“出信”“洗信”少见,对于部分存在交易价值的账号,不乏不法分子将其在C2C网站公开出售或通过特定线下渠道交易。

  除以上典型黑灰产业链的环节外,有的犯罪是通过个人黑客全程完成的,还有的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侵占网络虚拟财产,也有网络服务提供商利用自身交易优势侵害用户财产的案件发生。在行为表象上,主要表现为内部入侵、网站渗透、木马控制、频繁开服务器圈钱后直接停服等。例如,2015年,联通公司员工辛某骗用同事工号和操作密码,违规开通低价流量包套餐,在淘宝网上销售牟利,被法院认定构成盗窃罪。

  仍存此罪与彼罪的分歧

  梳理虚拟财产规则史,在法律层级上,“网络虚拟财产”概念首次明文规定在民法总则中,即“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该条文始终没有针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作出判定。最高人民法院在长期审判过程中的倾向性意见认为,网络虚拟财产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进行交易的财产,具有财产交易的属性,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中“民事利益”对其进行保护。

  在刑事意义上,网络虚拟财产犯罪议题已然走过“罪与非罪”的第一阶段,亦已突破网络虚拟财产犯罪之计算机犯罪的绝对评价,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主要体现为盗窃罪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区分。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利用计算机窃取他人游戏币非法销售获利如何定性问题的研究意见》,行为人非法获取他人账号密码,盗取他人账号内虚拟财产转售牟利的,应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定罪量刑。

  收集2016年、2017年相关司法判例,明显得见,以盗窃罪定罪的裁判样本开始上升,并且在有限数据统计中,财产犯罪的定罪案例数量与计算机犯罪等量齐观。但近年来司法机关对于侵犯虚拟财产案件的定性仍存分歧。

  网络虚拟财产犯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疑难,一是可能在于司法惰性,导致虚拟财产的价值难以评估,二是在于网络产业利益的考量,若将其评价为财产,将加重公司的保护义务。

  在刑法条文中,可能适用于网络虚拟财产犯罪情形的罪名包括盗窃罪、诈骗罪、职务侵占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获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敲诈勒索罪等。

  实践中,有法院认为以盗窃为目的,实施非法进入游戏账号的犯罪行为,同时触犯了盗窃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属于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罪进行处罚,但应结合具体案件,根据违法所得的犯罪数额认定。

  法律层面的应对策略

  从检察院角度,虚拟财产犯罪者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虚拟财产犯罪方面的司法解释、判例较少见;第二,难以准确区分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第三,网络虚拟财产的司法鉴定机制尚不规范统一;第四,网络虚拟财产犯罪取证难度较大。

  不过,我国司法机关对于侵犯虚拟财产案件的定性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以财产犯罪论处,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虚拟财产性质的界定。对虚拟财产数额的认定与处理,应当区分不同类型。对于非法获取用户虚拟财产的行为,应当分别按官方价格或者市场价格结算犯罪数额;对于非法获取网络服务商虚拟财产的行为,在成立犯罪的前提下,宜按情节轻重量刑,而不应按虚拟财产的价值(数额)量刑。

  目前,依照虚拟财产犯罪的新发展趋势,相应处置机制必然是联合厂商、用户的监管体系。而在执法监测、处置上,随着实务、监管的等量深入,相应追责困境终将一一破解。

  在立法上,强化网络游戏服务提供商的安全保障义务,与虚拟财产和被盗账号、装备交易相关的网络交易平台,应当具备基本防护条件,以保障用户财产、数据的安全。

  另外,整合公安内部力量,建立跨省市区域协作机制,建立部门间联席会议和国际合作打击机制。工信部等其他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关闭提供黑客技术培训和地下沟通交易渠道的网站、论坛、贴吧、即时通信群组等。对在恶意吸费、广告黑链等行为中获益的网络服务提供商进行依法处置、暂停业务合作或予以曝光。

  在民法总则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保护赋权的先声中,虚拟财产及相关犯罪产业链研究也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新阶段过程中,除了进一步厘清既往的刑法罪名适用与定罪数额问题,还需要关注到黑色产业链不断变化的反侦查、反取证手段与技术,以就最新作案手段部署有的放矢的治理策略。

  (本文由法治周末见习记者郝若希摘编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网络空间安全与法治协同创新中心发布的《2017年新型网络犯罪研究报告》)

  责任编辑:郑少东

(责任编辑:张洋 HN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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