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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不太服气 | 小巴问大头

2018-10-11 07:26:39 和讯名家 

  今年的诺贝尔奖已经落下帷幕,小巴看了不少新闻,发现有两个点大家尤其关注。

  第一个点是:当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时,许多人表示很惊讶,因为他们的理论看上去并没有特别创新之处。

  果真如此?小巴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先来说说保罗·罗默

  他可以说是诺贝尔奖“万年陪跑者”,此前就有很多人预料他会得诺奖,甚至他所在大学曾经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前几天,就挂出了“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新闻发布会”的网页,结果出了乌龙,他很不愉快。以至于今年他多次未接获奖通知的电话,以为那是耍人的,接到后则又惊又喜。

  说到他的理论,当前最为主流的增长理论认为,贫穷国家会在短时间内追上富裕国家。但罗默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他认为,知识、技术和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所以,他提出的建议包括:政府要积极奖励科技创新,多发放研发补贴,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因为知识是无价的,不具备排他性,不必经历边际收益递减。

  ?再说说威廉·诺德豪斯

  学过经济学课程的同学应该记得他,他与萨缪尔森合著了经典教科书《经济学》。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气候变化经济学。

  当前,全球都面临一个严重问题——气候变暖,最主要的原因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为此,诺德豪斯给气候变化算了笔经济帐,他将“二氧化碳排放导致全球变暖”这一外部因素放进经济体系内,形成了新的循环:经济活动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改变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再影响经济活动,还提出了“二氧化碳征税政策”。采用这个方法之后,以后大家就不会随随便便排放二氧化碳了,毕竟谁都不想多交钱。

  本届诺贝尔奖第二个引发热议的点是:日本人再次获奖,这已经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获得的第18个诺贝尔奖了,平均1年1个。要知道,2001年日本提出“未来50年要拿30个诺奖”时,还被狠狠嘲讽,而如今,居然已经实现了过半。

  想想中国至今依然未能获得经济学诺奖,小巴伤感地查了查数据发现:2016年度日本的政企总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为3.42%,在中国,这一数据在2016年为2.11%,2017年增至2.12%。

  这么说来,经费投入的差别不算太大,那么日本频获诺奖的秘诀在哪里?中国的欠缺在哪儿?这次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获诺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又有什么启发?我们来看看大头的观点。

  朱海就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经济学诺奖颁给罗默和诺德豪斯

  是经济学停滞的信号

  罗默最有价值的是他对数学滥用的批评。但他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常识,不如奥地利学派说得清楚,而且有两大问题:

  第一,罗默说知识的边际报酬递增,但这在企业家发挥能动作用的前提下才成立,他没有充分考虑企业家精神这一变量。

  第二,缺乏对市场本质的基本认知,比如外部性问题。这个问题两位经济学诺奖得主都涉及了,一位是环境的外部性,另一位是知识的外部性。但他们认为外部性是“市场失灵”,需要消除“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差值”,这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借口。

  除此之外,他们把简单的思想复杂化,用数学的复杂程度来衡量经济学水平高低;为了模型化,把更重要的,但不能数量化的因素排除了,这都是误区。

  当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过多关注技术而忽视了制度,以权威刊物的“发表”来论英雄,缺乏对思想本身的判断,反而成了经济学倒退的信号。评委也都是在这个主流框架下被训练出来的,他们的视野早已受限制,直接导致评奖机制失灵,无法评选出对人类有真正贡献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界对社会的进步,也没了推动作用,甚至成了阻碍,这很遗憾。不少高校经济学院的教授没有追求真理,而是表面假装做科研,暗地里靠权力做生意,从中获资助。他们的产品并无太大价值,所谓高端期刊上的论文,最大的作用就是“排名”,给人一种“高水平”的感觉,犹如皇帝的新装。

  另外,从获奖的国家来看,基本上以发达国家居多。这是因为在西方自由社会中,科研人员有尊严、受尊重,能不受干扰地长期投入自己热爱的研究工作,而科研成果恰是长期投入的结果。

  这也是日本近些年频频获奖的原因,它早已经决心向西方学习一切,包括自由的经济体制。诺奖作为创造力的体现,是自由经济的产物。另外,日本经济已经达到西方水准,经济发展对前沿的理论产生需求,当这种需求得到科研部门的响应时,就容易产生前沿的成果。

  总体而言,经济学的知识生产体系需要一场革命。国有化的经济学知识生产与教育体系是低效的,也是不公正的。它与权力高度结合,容易沦为权力的工具,不能提供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思想。它利用权力垄断话语,是知识市场的敌人。市场化,私有化也必须在这一领域开启。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学术研究容易变成争夺资源的游戏

  投入的经费并没有全部用到刀刃上

  近年来,日本本土科学家获得诺奖,可以用“井喷”来形容。根据日本做法,我国近年来也通过增加科研经费以及推出人才计划的方式,大力发展科学研究。

  然而,具体分析科研经费的使用,以及人才计划的操作,我国却和日本很不一样。在日本各个大学的研究经费中,基础研究一般都占主要部分,约为55%,所以日本大学的基础研究都有保障。

  2017年数据显示,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的比重仅为5.3%。基础研究是那些不可能马上见到经济效益的研究,我国基础研究的经费比重少,意味着更多的经费投入到应用研究,急于马上产生经济效益,导致科研人员的研究急功近利,难以潜心的做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基础研究。

  另外,针对日本科学家频频获诺贝尔奖,日本社会没有沾沾自喜,反而理性地分析,这都是上个世纪的成果,是那时日本重视科研投入,给科学家创造好的科研环境取得的。

  在我国科技界却存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团和气,缺乏批评质疑的科学精神,只取得一点点科研成就,就大肆宣传。这在各类人才计划中,表现十分突出。

  在我国,申请课题、入选计划,需要经过审批,不论是研究人员本人,还是其所在机构,都把入选计划、申请到课题作为最大成就,也就是说,只要申请到课题、入选计划就已功成名就。这导致学术研究变为争夺资源的游戏,各种人才计划导致学术头衔、帽子满天飞。“重视立项、入围计划,而轻视学术研究”,其结果是,投入的经费并没有全部用到刀刃上。

  这是因为学术研究受到太多非学术的行政、利益因素干扰的结果,不是根据学术标准、原则来评价学者的能力与贡献,配置学术资源。很多国人就把获奖作为一种身份,似乎获奖之后,获奖者就高人一等。而在美国大学,诺奖获得者得到的特殊待遇,不过就是一个免费车位而已。

  要改变我国学术评价中存在的利益化问题,需要推进学术评价改革,要摆脱非学术的利益因素影响,要坚持推进学术同行评价,并引入国际专业评价。

  董洁林

  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兼职研究员

  诺贝尔奖并不能保证获奖者是正确的

  特别是经济学奖

  罗默教授从1986年开始构建了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俗地说,模型的中心思想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越多、主意就越多,于是经济就发展了”。

  罗默“内生增长模型”的一个关键优点是可以定性地解释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人口、人均收入和科技成就同步快速增长的现象,于是得到了学界的热烈响应,大量验证工作纷纷发表,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还有很多人提出了对该模型的修正。

  虽然学界挺热闹,但罗默教授的模型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如果用科学思维来考虑一个理论的价值,一看其解释历史的能力,二看其预测未来的能力。当然,到目前为止,任何经济学理论对未来的预测能力都很有限,如果能较好地解释历史就不错了。

  于是,我和几位同事在2014年和2015年也加入了求解人类历史经济增长之谜的学术游戏。在2015年底,我们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技术和人口如何互动?基于1万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试图用数据实证罗默等教授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假设:科技与人口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的研究表明,罗默教授的理论在长历史时期并不对。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基于对科技创新史的大量研究,我认为试图用一个简单的决定性方程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与科技、人口及其他很多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

  因此,我不得不说,诺贝尔奖委员会把2018年的经济学奖颁给了一个错误的理论。然而,这对其他相关学者和学术界来说并非坏事,人们仍然有机会构建更好的经济增长理论,并由此再度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

  盘和林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跨学科、跨门类融合是趋势

  统筹多方面发展是本质保证

  首先,观察近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将多个新概念进行跨学科、跨门类融合是趋势。

  传统的经济学已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变得越来越包容、丰富,福利经济学、博弈论、行为金融学等,都已成为经济学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多个交叉学科之间的“化学反应”也让经济学获得了更为深远的发展。

  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想指引:发展经济不能过度依赖传统的经济学思想,需要将多个关联方面统筹分析,顶层设计。

  其次,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可从今年这两位获奖者中获得经验与借鉴。

  诺德豪斯将经济系统、生态系统整合在一个模型框架里,这与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不谋而合,对于我国当前产业结构改革,重塑生态系统也有重要作用。

  比如:传统的制造业、重工业消耗大量煤炭、石油资源,产生大量的空气污染、粉尘,我国多个城市存在热岛效应,可以通过尝试性地引入“碳排放税”来促进节能减排;同时,应更理性地看待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诺德豪斯和托宾曾将资源利用成本因素从GDP中扣除,发现美国的经济增长不及原增长速度的一半,数据触目惊心。我们也可借鉴这样一种评判GDP增长的模式,剥离资源因素,真正审视我国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罗默发现了特殊的知识、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也从侧面表明了各国经济增长率不一致的原因。

  这一理论对我国当前打造科技创新型社会,塑造创新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大力投资教育和学术研究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该影响不会受到劳动力规模和生产工艺的限制。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

(责任编辑: 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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