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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地诗魔

2020-03-24 06:06:05 杭州日报 

黄浦荣年轻时

2011年在浦江首届农民赛诗会上朗诵

口述黄浦荣整理傅淑青

我叫黄浦荣,是一名环卫工人,也是一位农民诗人。

2002年,老婆怀上二胎,不能久坐,只能停止糊纸盒的活计。我当时没有固定工作,家里有个上小学的女儿,日子过得甚是清苦。正好村里在招环卫工,月薪300元。几番思想斗争,我去村委会报了名。

刚扫地那阵,我天天带着大斗笠,不敢抬头,最怕人家问“老黄,你怎么扫上地了”,再怎么我也是村里的文化人呵!和我关系不睦的人当面叫我“扫地狗”我装作没听见。

每天五点半,我穿好环卫服,骑着垃圾车出门,一天就这么开始——在“沙沙沙”的扫地声中,数不清扫破了多少笤帚,用坏了多少簸箕。一晃十几年,我从中年壮汉变成双鬓斑白、牙齿脱光的七旬老翁,指关节变形的手上长满又厚又硬的老茧——

这不该是我的人生啊!

1973年7月,国家恢复过一次高考,“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影响了当年大学招生的路线,导致学生考分越高,越是没有学校敢要

1948年11月5日,我出生在浙江浦江。我家祖籍江西丰城,太平天国时,曾祖父为避难来浦江郑宅镇丰产村定居,以皮匠为业。我是“凤”字辈的第一个男丁,长辈特地请义乌楂林的一位老先生为我起名“浦荣”,“浦江的荣耀”。

我不甘心像祖辈一样做皮匠,立志要过不一样的生活。

1962年,我以语文和数学双满分的成绩,考入浦江县白马初中。大家都说黄家出了个神童。

1965年,我以三门课平均分超过95分的成绩,考上金华第一中学(简称金一中)。金一中曾连续三年拿下浙江省高考第一名。大家都说,我考上金一中,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校门。

一入学,我就被编入658班,班上全是尖子生,大家你追我赶,半夜还在刷题。我不敢掉以轻心,凭着扎实的基本功,每次模拟考,我都在全班前五名。

平静的学习生活只持续了短短一年。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高考制度随即被取消,上大学改为推荐制。

消息传来,寒窗苦读多年的同学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尤其当年要高考的66届毕业生,不少人捶胸顿足,号啕大哭。

三年高中,我只上了一年文化课。毕业后,我在家自学高二、高三的课程,我仍对上大学抱有期望。

1973年7月,国家恢复过一次高考。这次考试中,“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影响了当年大学招生的路线,导致学生考分越高,越是没有学校敢要。郑宅镇的九位考生,我成绩最好,最后被录取上大学的却是数理化交白卷的考生。

“文革”中上大学采取推荐制。隔了几年,我又考了一次。成绩出来,我的数学满分,语文也不差,却被拒在复试门外,理由是——无发明创造!

事不过三,我死心了。等1977年国家正式恢复高考,我还以为是以前那种推荐制,错过了。

从此,我就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从安徽回来,我的心彻底“野”了,再也不能固守在田野上

我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当初供我读书,比我小6岁的大妹,读完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后来又早早嫁人。一想到她,我愧疚万分。

我不是一个能安分种地的人,又成天想着改变家里的困境,我决定出去闯荡。

28岁,我在浦江的嵩溪村当建筑工,不分昼夜地修当地的村路

33岁,我和朋友到安徽宁国酿酒。我们做的是土烧酒,工序很复杂。朋友吃不了苦,跑了,我不想两手空空回去,强迫自己干了三个月。

从安徽回来,我的心彻底“野”了,再也不能固守在田野上。

第二年,我跟着老乡到湖州的石英矿打工,每天干活15个小时,干了一整年。但一有机会,我就想改变眼前的生活。

1984年7月,我在《浙江日报》上看到东阳泥抹厂陈老板急招一名私人秘书的广告,我以最快速度收拾好行李,带上路费去应聘。我文字功底好,会写古诗词,做秘书我不怕。那时没电话,我走了很多冤枉路,总算找到陈老板。

只干了两个多月,我就走了。回来后,我跟风买了葡萄苗,开始种葡萄。但一场雷雨大风,刮倒了刚砌好的围墙。雨停后,我一路跑到田里,围墙倒掉不意外,我惊讶的是,葡萄苗竟被人连根拔走。

之后,我到临安昌化镇,砌了三个月的河道护坡。又挑着担子在桐庐和绩溪、歙县一带卖小百货,结果什么都没卖出去,还被当成小偷追赶。

1988年,我又出门,去苏州的一家粉末冶金厂做小工。那年8月,海南经济特区成立。一起打过工的工友是上海66届高中生,鼓动我去海南。我脑子一热,工作也不要,直接跟他走了。

我不想再做工厂小工,我以为海南遍地是商机,结果商机没找到,还花光了积蓄。为了饱肚子,我也顾不上脸面了,跟人去捡废品,一天倒能赚十几元。

两年后,我带着拾荒得来的3000多元“巨款”回家了。

那些老师生病或临时有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我什么课都能教,什么年级都不挑。特别是数学,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我都教过

我的前半生,除了四处打工,有一件我引以为豪的事,就是做过各种代课老师。

我第一次代课是1972年9月,岩头初中的化学老师黄根花要生孩子了,我表哥是黄老师的同学,把我举荐过去。

我化学成绩本来就好,上讲台前又把课本研究了一遍,拿出了看家本事。期末,四个班的化学平均分在95分以上。

很多老师来打听,听说我是第一次走上讲台,还是代课老师,不相信我有这么高的水平。有人带了难题上门打擂,我不怕,很快就解答出来了。后来,那些老师生病或临时有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我什么课都能教,什么年级都不挑。特别是数学,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我都教过。

只要老师们来叫,我放下农活就走。我先后在下方小学、芦溪小学、郑宅中小、钟村小学、前店小学等九所中小学当过代课老师,短则两三天,时间最长的是白马中学,我教了两学期的高一数学。

代课老师的月薪是26块半,其中20元要上交生产队。我代课也不全为了钱,我甚至想一辈子当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村里68届高中生总共三人,但这么多年,我连民办教师都没当上。

后来,教师队伍越来越正规化,我再没机会走上讲台。

1970年,为了排遣苦闷,我开始写诗。饭都吃不饱的年代,买书对一个农民太奢侈了

我这辈子在社会底层挣扎,没能成为“浦江的荣耀”,现实生活我是失意的,但我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

1970年,我22岁,为了排遣苦闷,开始写诗。为了弄懂格律,我瞒着家人,走路到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语言学家王力的《诗词格律》。饭都吃不饱的年代,买书对一个农民太奢侈了。

回来后,我把《诗词格律》压在枕头下,一有空就看。很快,平仄、押韵、对仗、粘对、拗救,都难不倒我。

我迷上了古典文学,很大一部分钱都花在买书上。我喜欢李白与王昌龄的七绝、杜甫的七律、李清照的词。写诗近五十年,国内的古诗词刊物我基本都发表过,我还是中华诗词楹联学会会员、浙江省诗词楹联学会会员。

但我最难忘的,是24岁时写下的一首七绝,“岁月青葱等闲度,凤凰双双巧相遇。爱情如蜜路崎岖,黄连难比失恋苦”。

这首诗的题目就叫《失恋》。

那年,我认识了小我四岁的初恋女友。当时高中生凤毛麟角,她很崇拜我。我们都喜欢体育,很聊得来,很快就订婚了。

正当我憧憬幸福生活时,她家里突然反悔,原因是我家太穷。我不忍心为难她,只恨自己没本事。那几年,我魂不守舍,屡次三番外出打工,也是想远离伤心之地。

1991年,我虚龄44岁,弟妹都已成家。母亲替我张罗亲事,头发愁白了一大片。

我第一次看到我老婆安梅花时,她又黑又瘦,头发枯黄,足足比我小16岁。她是云南人,也是穷苦人家出身,下面有四个妹妹,两个弟弟。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她是想牺牲自己,给弟弟妹妹留点钱。

中间人说,娶亲要拿三千元来。我家哪有这么多钱?我拉着母亲扭头就走。

母亲声泪俱下地劝我:没钱可以借,要是没成家,你老了怎么办?她到处借钱,好不容易筹到三千元,为我娶了亲。

我后来才知道,这三千元大部分被中间人抽走了,到梅花手里只剩下五百元。

我用汗水换来一座村庄的干净清爽,我不觉得扫地丢脸了。大家公认我写得最好的一首诗,就是扫地时冒出来的灵感

婚后,我开始和梅花踏踏实实过日子。

我在附近的红砖厂找了一份拉湿坯的活。一车有三四百斤重。到50岁时干不动了,我在家赋闲了好几年,全靠梅花做手工活,补贴家用。

2002年,梅花怀了二胎,我当了环卫工。

我365天全年无休,连除夕和大年初一都上班。一天不扫,垃圾就会堆起来。

扫地不容易。三伏天,在日头下站一个小时都吃不消。晚上衣服脱下来,全是白色盐花。中暑是常事。冬天,眼睛被冷风吹得生疼,雨雪天更麻烦,淋湿的衣服搭在身上,又冷又潮。

我最怕大雾天,村道狭窄,往来车辆多。好几次,车子差点撞到我,只差一点点。

还有狗。我被狗咬过七八回。大多数狗主人都会带我去县城打狂犬病血清,但也有不讲理的。一次,我上门讨说法,那人反指着我鼻子,质问我为什么要到他家门口扫地。

一支狂犬病血清要四百多,我那时一个月工资才多少?我气得说不出话,捡了几块小石头,朝他家狗身上扔。他就把我的垃圾车掀翻了。如果不是旁人劝,我一定要和他干一架。

最后,那人也没赔钱,我也没舍得打针。算我命大,没得狂犬病。

到了我这把年纪,不再愤世嫉俗。过往的种种苦难,早就淡然处之。就连不情愿干的扫地,我都能心态平和地接受。

去年,我终于结束做了17年的环卫工。

刚开始,我每月工资是300元,后来涨到800、900、1200,退休前是3000元。吃饭完全没问题了。

我想,这也是大家对我的认可,如果我扫得不好,村民肯定有意见,哪里会一直涨工资?

我靠劳动吃饭,我用汗水换来一座村庄的干净清爽,我不觉得扫地丢脸了,反而为自己骄傲。

大家公认我写得最好的一首诗,就是扫地时冒出来的灵感。那天黄昏,摸黑扫地的我一抬头,看到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就有了这首《扫地歌》:

一边吟亦一边行,灯黑借光头上星。

天下澄清为己任,岂容龌龊到黎明!

这首诗后来获得浦江县首届农民赛诗会一等奖。评委点评:环卫工能有这样的气度和胸襟,想不到。

手头宽裕后,刊印《玄鹿吟集》钱不够,我就偷偷地五百、一千地往里贴钱,梅花只装作不知道。我感激老婆的宽容

2008年,我60周岁,自费出版了历时十年的《梦醒斋诗词选》。我的诗用词比较含蓄,绝非打油诗,没点文化水平看不懂。

2011年,我重建了郑宅镇的玄鹿吟社,这个吟社,清代嘉庆年间就有了。我还陆续带了30个徒弟,他们有的年纪比我还大,有的是白领和老板,都经常带着诗作,来我家找我点评。

每年玄鹿吟社要刊印一册《玄鹿吟集》。我是主编,也是编辑、校对、统稿。定稿前的两个月,我每晚要在书桌前坐到两三点,第二天照旧出去扫地。

我要申明,教学生和当主编,我都是义务劳动,没收过任何学费和编辑费。

梅花担心我身体,抱怨过几次。不过,徒弟来我家,她比我还热情,马上烧水、泡茶。

现在,我和老婆的失地养老补贴加起来有三千多元。手头宽裕后,刊印《玄鹿吟集》钱不够,我就偷偷地五百、一千地往里贴钱,梅花只装作不知道。我感激老婆的宽容。

女儿自小性子沉静,读书成绩好,这点遗传我的,2012年考上了武汉科技大学英语专业,圆了我的大学梦,我很开心。

我已到古稀之年,没有别的心愿,就想活着多写点诗,多带几个徒弟,把《玄鹿吟集》编好。然后就等着儿女们成家立业,我好含饴弄孙。

采访手记

他像“诗魔”

72岁的黄浦荣家里最多的东西就是书,二十平方米的卧室除了过道,堆满了大小书籍。这让我非常惊叹,一个工资不高的环卫工,还要养两个孩子,居然舍得花钱买这么多书!

老黄不看电视,没有娱乐,除了诗友外不和外界来往,但一说起古诗词,他就停不下来。每天晚饭后,他雷打不动坐在书桌前看书、写诗,至少两个小时。

我去黄浦荣家待了一个下午、两个晚上,从他滔滔不绝的表述中,我不难发现他性格上的弱点,他爱抨击一切让他看不惯的人、事和物,也不管会不会得罪人,非要说出来才畅快。

但我突然理解他了,他就是这么率真,他把所有的不如意都写到了诗里,古诗词不仅是老黄的精神寄托,更是他的命。

他像一个“诗魔”。只有写着、写着,才觉得自己活着,才能感受到生命的燃烧和力量。

(责任编辑:张洋 HN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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