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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版“拜杜法案”面容初显

2020-10-24 10:52:02 经济观察网 

经济观察报 记者 于惠如 10月11日,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决策落地一年后,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出炉。

其中,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实施方案》的亮点之一。有关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实施方案》提到,加快完善技术成果转化相关制度,并提到将在科研项目立项和组织方式,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科研成果转化利益分配机制,技术成果转化公开交易与监管体系等方面进行探索。

事实上,早在今年8月底,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以下简称:《创新条例》),计划于今年11月1日起实施。

作为中国首部覆盖科技创新全生态链的地方性法规,结合深圳实际,条例作出不少鼓励和保护科技创新的制度设计。比如:基础研究投入不低于市级科研资金的30%;将“先转化后奖励”变为“先赋权后转化”;赋予科技成果完成人或者团队科技成果长期使用权的,许可使用期限不少于十年;建立科技成果决策尽职免责机制等。

深圳此次率先以立法形式,明确赋予科技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所有权,并将科技成果转化收入全部归于科研机构,能否解决目前科技成果转化中遇到的现实问题?

“阳光下”的新政

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美国法律清晰。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使私人部门享有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强大动力。施行40年来,《拜杜法案》让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收入形成了“333”分配,三分之一收入归发明人,三分之一归科研单位,三分之一用来支付各种转化费用。在这部法案的影响下,美国的学术研究专利化,成果转化率提升了超过10倍。《经济学家》杂志评价,法案为“美国国会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通过的最具鼓舞力的法案”。

“其实早在90年代,为了将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国家在一些高校、新区开始了试点。包括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全国性综合服务平台等等这一系列措施都不是新的东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光谷自贸研究院院长陈波介绍说。

陈波认为,无论是《实施方案》还是《创新条例》,都谈不上真正的创新,更多的是一种模式上的创举。“虽然这些科创举措在文字上看起来并没有太多的新意,但它的意义却是非常大的,以前都是在试点搞,相当于‘灰色地带’,这次在深圳先行先试,相当于把这些举措摆到阳光下。”

在《实施方案》公布一周后,科技部网站公布了关于印发《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单位名单》的通知。其中,将北京市、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湖北省、广东省、海南省、四川省科技厅(委、局),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卫生健康委、中科院办公厅(室)的40所高校及科研院所列为试点单位。

在陈波看来,绝大部分地方的创新都是自上而下的,可能并没有那么好的创新基础、产业、人才等要素。但深圳不同,深圳有实力强大的公司、产业配套和雄厚的资金,深圳的创新是自下而上的。这也是国家愿意将赋予深圳科创更多政策的原因所在。

2016年,正是在创新氛围和优惠政策的吸引下,香港人林恒一来到深圳前海创业,将公司的研发中心放在深圳,“深圳政府对创新型企业会有很多补贴政策,我们也是受益者之一。”

需要风险分摊机制

这两年,冯冬给自己的定位是“拉皮条”的。

冯冬在华南一家大型新型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机构工作,主要负责组织、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在刚刚结束的一场与企业的谈判中,他使劲浑身解数也未能说服企业老板,掏1000万投资一项极具前景的科研项目。

冯冬已经想不起来这是第几次被拒绝了。“我们每次都会作详细的说明、演示,但能成功的概率非常小,工作很难做啊。”冯冬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在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概率非常低,“产学研通道没有打顺,各玩各的,很多企业不相信科研人员,科研人员又在心里鄙视企业家。”

事实上,无论是科研经费投入,还是专利申请数量,中国每年都有新的突破。

近日,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告》显示,2019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再创历史新高,总量为2.2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2.5%。

据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首席统计师邓永旭介绍,2013年以来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总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二,与美国差距逐步缩小。

从活动主体看,各类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1.6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1%;政府属研究机构经费支出3080.8亿元,增长14.5%;高等学校经费支出1796.6亿元,增长23.2%。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76.4%、13.9%和8.1%。

尽管研发经费、专利数量的大幅跃升,大的环境也在变化,经济发展的动力已经从过去资源红利型、人口红利型转向创新驱动型,目前正是需要释放科研人员生产力的时候。但冯冬不得不承认,这并没有带来我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同步提高,科技与经济的“两张皮”现象仍旧存在。产学研脱节严重的问题仍然存在。

转化艰难,与激励制度之后有关,也有体制机制的原因。

2015年,国家大幅提高了对科研人员的奖励下限,提高至50%,部分地方政府则提出了更高的奖励比例,有的达到了70%。

10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其中提到,加快完善技术成果转化相关制度。改革科研项目立项和组织方式,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的科技项目遴选、经费分配、成果评价机制等内容。

“不管是奖励 70%还是奖励100%,都没有抓住真正的原因,业界讲产业界和科研界要协同,但更重要的是融合,首先解决‘两张皮’的问题。”冯冬认为,目前的政策仍然缺一套风险分摊机制。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冯冬为化名)

(责任编辑:张洋 HN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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