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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金融专栏|纪志宏:从红色金融史中汲取发展动力

2021-07-28 11:00:00 和讯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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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畏险阻、砥砺前行,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海纳百川、锐意进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牢牢把握金融事业发展和前进方向,不断探索金融支持革命战争和创立新政权、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指引我国金融事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中国金融杂志”微信公众号特别策划“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金融”专栏,配合《中国金融》杂志相关策划,选取部分反映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重要金融机构和重要金融市场改革创新的文章,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波澜壮阔的画卷。

作者|纪志宏「中国建设银行(601939,股吧)副行长」

文章|《中国金融》2021年第13-14期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党史的内容极其丰富。狭义的红色金融史,即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融发展史,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党的红色金融家和银行工作人员,如何做金融办银行?办什么样的银行?对于今天我们认识新金融、理解新金融、实践新金融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

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办银行的经验既朴实无华,又充满智慧;既秉持实事求是、诚信守正的精神,又不乏开拓创新、勇于探索的胆识。回顾这段筚路蓝缕的红色征程,能够促使我们“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学习这段奠基立业的红色历史,能够指引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高度重视金融工作,将金融上升到关乎政权的战略高度,始终坚持党对金融的集中统一领导

金融自古以来就是国之重器,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具有高度的政治属性。马克思在总结共产国际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没有接管拥有30亿法郎的法兰西银行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恩格斯也认为,“假若接管法兰西银行,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在认真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没有工农民主政权的货币,商品流通就会受制于军阀的货币体系;没有工农民主政权的金融信贷,工农业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金融工作当作革命政权的经济生命线,摆放在关乎党生死存亡的重要位置,从井冈山时期直至解放战争时期都强调要建立自己的金融事业。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把货币政策当作“对敌战争的重要武器”,把“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作为“我党的重要任务”,在开展“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的同时,大力开展“经济的竞赛”。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党提出对金融工作、货币发行的统一领导。事实证明,党的正确领导是金融建设的政治保证。

中国共产党对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可以从红色货币发行中窥见端倪。1927~1949年中国共产党共领导建立了四百余个货币发行机构,发行五百余种货币版别,涉及7种材质的货币。1948年12月第一套人民币发行后,为占据货币斗争主动,确保“武装占据到哪里,人民币就发行到哪里”,必安排专门运载人民币的大卡车跟随部队入城。中国共产党对货币金融体系的集中统一领导,创造出非同寻常的战斗力,激活了红色区域内部经济循环体系,满足了不同时期根据地、边区、解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注重金融安全,强调构建独立自主的货币金融体系,以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巩固政治上的独立自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认识到,要取得政治上的胜利,首先要有经济上的独立;要有经济上的独立,必须要构建独立自主的货币金融体系,以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巩固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人民政权在全国各地相继创建了相对独立、分散管理的根据地银行并发行了货币,有力支持了各个时期的对敌斗争,在中国红色金融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比如,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对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发动了政治和经济上的进攻。为了防止伪币向解放区的入侵,解放区民主政府立即大量发行抗币,驱逐伪币,把吸收的伪币送到敌占区去回购物资。由于采取的行动措施及时,解放区迅速排挤了伪币,确立了抗币(本位币)的唯一合法性地位。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晋绥、陕甘宁解放区连成一片。1948年12月1日,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并下设分行及其所属机构,逐步形成全国统一的金融体系。

注重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千方百计支持生产,推动根据地金融事业更好向前发展

在处理货币发行与经济发展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不能单纯依赖发行货币,必须用生产发展来解决财政难题。延安时期,毛泽东指出:“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要求,边区政府采取减租减息、发放贷款、开源节流、精兵简政等有力措施,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据统计,从1940年到1944年,边区耕地面积达到1400万亩、产粮200万石,较1938年年均增加50%。到1945年,农业上实现“耕三余一”和“耕二余一”;工业上产品基本实现自给;商业上呈现日益繁荣的景象。在充足的物质支撑下,1944年边币发行增加2倍多,但物价仅上涨1倍多,边币币值保持平稳。

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采取各项金融支持和财政减税举措来支持人民生产。1933年7月,中央发行300万元公债,除了100万元作为军事经费外,剩余200万元皆用于生产和贸易。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面,根据地银行每年都发放大量贷款支持农业、工业、手工业、农村家庭副业发展。以鄂豫皖根据地银行为例,该行当时主要发放农业贷款、工业贷款、商贸贷款三类贷款。农民可以申请月息1到3厘的低息农业贷款,用于购买耕牛、农具、种子等必需生产资料。即使农民贷款到期后无力偿还,还能向银行申请延期。农民获信贷支持后,生产热情空前高涨,1932年6月,各县上缴储粮2.7万石,迅速解决了根据地的吃饭问题。在工业贷款支持下,各根据地的缝纫、竹器、木器等民间作坊和私营小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除向国营的经济公社、群众集资的合作社发放贷款外,银行还向个体私营商业放款,活跃地方经济,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又如,边区政府的冀南银行抗战期间发放农业、工业、商业贷款达20亿元。

注重满足人民最迫切的生活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

中国共产党因民而生、为民而兴,自诞生之日起,就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革命初期,毛泽东同志就着力研究贫苦农民“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债务丛集,如牛负重”等农民金融问题,并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红色金融的发展也必须解决人民面临的实际困难,满足人民不同发展阶段的迫切需要。银行要时刻为老百姓(603883,股吧)的利益着想,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懂群众疾苦,知百姓冷暖。

大革命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建立了自己的金融组织,发放贷款,尝试将广大农民从高利贷等剥削性质的旧式金融关系中解放出来,“反对高利贷,实行平价借贷”成为建党为民初心和行动纲领在金融领域的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中国农民银行发放农贷曾一度高达月息百分之三百。而根据地的华中银行规定的农贷利息非常轻微,一般不超过月息五厘至一分五厘,农民还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灵活偿还方式。在借钱还粮或借粮还钱的时候,是按照借贷时的粮价,还是按照还贷的粮价,也由农民提出自己的主张,民主开会决定,以农民不吃亏为原则,以支持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民得到实际利益。当时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就是:“华中银行真正好,发放贷款真不少,由于它们来贷款,穷人不受利滚剥。”

长征途中,为了不损害人民利益,党在遵义、桐梓、冕宁等地共四次发行国家银行纸币,在红军撤离时均完成纸币回笼。当时,遵义当地许多群众买不起食盐,红军就把食盐廉价出售给当地群众,出售时只收国家银行纸币。这样做既方便红军购物、补充给养时使用国家银行纸币,又可解决当地群众买盐的困难,回笼国家银行纸币。当红军离开遵义时,国家银行用银元和食盐等兑回尚未回笼的纸币。红色金融家曹菊如回忆到:“银行工作人员用现洋兑纸币,兑到将近天亮才结束。虽然大家熬了一个通宵没有休息,还是心情振奋地离开遵义,赶上队伍继续向前进发。”

1946年,冀南银行曾算了一笔账:要整体出发长远打算,如不是这样的话,银行就是大量向商业上投资,其结果也许赚了钱,但整个解放区是赔钱的。反过来如果我们把大量贷款用到生产上去,刺激生产,扩大再生产,其结果是生产发达、经济繁荣、物价稳定、币值巩固。银行“应收利息”的绝对数字上也许是减少了(工业利润低于商业),但资金的实物标准上不会受损失,整个解放区也是赚钱的。所以我们要算大账,少算小账,银行赔了钱是为大家赚钱,现在赔钱是为将来赚钱。如果不能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金融即使短期得利,长期也不能很好地生存。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这对我们今天处理好银企关系、处理好科技方面的长期投入、处理好战略投入与可持续发展间的关系,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注重维护货币信用,在发展中保持币值稳定,全面赢得“货币斗争”胜利

在没有完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发行流通货币是十分困难的,不仅是依靠政权发货币,而是要通过发行高信用的货币,去赢得民心,助力政权建设。因此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知道:要发行纸币,建立起信用至关重要,如果纸币信用不好,人们不可能接受。因为,在战争时期,谁发行的货币价值高、谁的币值稳定,谁的货币就能被接受。否则,人们宁愿接受金银等“硬通货”或以物易物。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了四次货币斗争。

第一次货币斗争发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1926~1927年),是苏区发行的纸币与地方割据势力的杂钞劣币之间的斗争。第二次货币斗争发生在全面抗战时期(1937~1945年),是抗日根据地“边币”“抗币”与国民党政府“法币”及日伪政权“伪币”之间的较量。第三次货币斗争发生在解放战争中后期到新中国成立(1946~1949年),彻底战胜“法币”,在全中国统一发行人民币。第四次货币斗争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0年),是党为制止恶性通货膨胀,与一些不法资本家作斗争,最终维护国家经济金融货币秩序的过程。为了整顿刚刚解放的上海的金融秩序,维护金融稳定,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通过“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平息物价。最终,摧毁了上海猖獗一时的投机势力,到了1950年中期,恶性通货膨胀被制止住,通过稳定物价,取得了货币斗争的最终胜利。

注重联系中国实际,积极开展金融创新,在不断摸索中开辟社会主义金融发展道路

在红色金融史上,共产党人锐意改革和大胆创新的精神从未缺席。1931年,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被敌对分子大量仿造,甚至将大批量假币偷偷运送到根据地边境,扰乱金融秩序。时任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同志在油灯下为假币一事烦恼不已,没有注意到自己羊毛衫被油灯点着,直到闻见一股刺鼻的焦臭味才警醒过来,由此受到启发,在制造纸币时掺入一定比重的羊毛,用以辨别钞票的真伪。印制出来的苏区纸币,若烧之,就会产生焦臭味,反之则没有。毛泽民利用这一方法,创新性解决了苏区纸币防伪问题,为当时苏区的金融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期间,山东根据地政府既无充足金银储备,也不可能得到美元、英镑等外汇支持,为什么能够保持币值稳定?这是外国人无法理解的“奇迹”。当时第一代经济学家薛暮桥研究认为:在和平时期,金银是最贵重的物品;但在战时,关键物资(粮食、棉布等)才是最贵重的物品,由此开创了世界货币史上独树一帜的“物资本位”理论。抗日民主政府每发行一万元货币,至少有五千元的粮食、棉布、棉花、花生等重要物资作为“储备”。如果物价上升,政府就出售这些物资来回笼货币。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政府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以此保持物价平稳。薛暮桥通过创新性的货币政策,让山东革命根据地成为当时全国最富裕的革命根据地。

甘于奉献,不怕牺牲,坚决守住人民的“钱袋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回顾这段红色金融史,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在金融人才、金融知识、财政经费奇缺的情况下,实现了红色金融事业的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其中,最重要的制胜法宝就是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思考和解决问题:在办金融的初心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正确理解“代表谁、为了谁”的重要命题,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办金融的行动中,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与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中大胆探索,稳中求进,发展创新。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但做好金融工作的核心要义始终没有改变:金融工作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金融工作要始终为党的事业服务,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为党的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支撑;金融工作者要牢记党领导下的金融始终是人民的金融,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办老百姓最信赖的银行,办有温度、有感情、有情怀的银行。

作为“国之重器”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建设银行要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增强“三个能力”建设要求为根本遵循,认真践行新金融理念,开启第二发展曲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力新发展格局;深入推进急国家之所急、应人民群众之所需、面向最广大人民群众,和红色金融理念一脉相承的“三大战略”,让金融活水源源不断地流向实体经济最需要的地方,用金融这把“温柔的手术刀”解决社会发展中痛点和难点问题,让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红利;要更加重视金融风险防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切实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贡献金融力量!■

(责任编辑 植凤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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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显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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