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对产业转移持开放态度 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过程

12月16日，由三亚市人民政府支持，《财经》、财经网、《财经智库》联合主办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在海南三亚举行，论坛主题为“探寻复杂环境下高水平开放之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表示：我们在一些领域不再具有比较优势，这些产业会向周边国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对此，要持开放的态度，顺应规律，这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能要经历的过程。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

会上，他还从三个方面讨论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议题。

一是产业转移，他认为，产业转移是未来的趋势，很有可能会转移到周边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是一个非常明显、正在加快且非常符合经济规律的现象，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的过程。

二是对于产业转移要持开放态度，顺应规律，形成一批基于中国的全球跨国公司。通过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领域的制度型开放来保障基于中国的全球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和投资贸易活动，以此来维护我们的可持续利益。

三是关于海南“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一线放开是海南作为要建设高标准跟国际标准相并轨的自由贸易港，对所有国家和地区、包括祖国内地，在资源、要素、市场主体等方面，在开放程度上都应该是一视同仁的，并与国际接轨。至于“二线管住”，建议要把“管住”责任交给内地各省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由内地各省区市一道，共同帮助海南管好二线，而不是把管住的责任简单交给海南。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主持人：上一位嘉宾回顾了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历程，进而提出了很现实的问题，中国的金融开放度已经很高了，为什么现在有一些资本在减少对中国的投资或者投入比例，接下来是我们在互动环节进行探讨，因为这也是影响我们金融改革开放的一些具体举措要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方向，接下来有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先生。

周诚君：尊敬的秦董事长、尊敬的巴曙松老师，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到三亚参加久负盛名的财经论坛，和大家分享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议题，我借这个机会讲三个小题目。第一个题目是产业转移。产业转移的过程可能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五年前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写报告提出来，可能下一步产业转移会是一个趋势，产业转移的背景就是在一些领域我们不再像过去那么继续拥有来自劳动力、土地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这些产业很有可能会转移到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果我们去看看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几乎找不到一个国家没有中国人去办的中国工业园，小的几平方公里，大的几十平方米，最大的在白俄罗斯机场旁边有一个125平方公里的中国工业园，它的基础设施就是招商局做的，我过去也协调过好几次，哪怕疫情期间我们还在西安开了一个线上会，西安、深圳、莫斯科、白俄罗斯线上讨论这个事。

产业转移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正在加快、但在我看来非常符合经济规律的现象，三十年前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说“不求所有、但求所在“，意思是只要能把产业发展起来，不管资本是从欧美来的还是从日韩来的没关系，来投资、产生GDP、提供就业，形成税收，我都欢迎。但是五年前一些沿海地区发达省份地方政府对产业对外转移现象也持非常开放的态度，那时候他们就说现在“不求所在，但求所有”，企业家愿意把生产环节放在马来西亚、放在哈萨克斯坦、放在尼日利亚，按照经济规律由你自己决定，但企业要把你的研发中心、创新中心、利润中心、全球司库留在本地。

今天，我注意到每个人面前桌上都有最新的《财经》杂志，讲松山湖、讲东莞，东莞是典型，他们最早进行“腾笼换鸟”，其实就是产业转移。在我看来，产业转移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改革开放也是接受最初来自日本、后面到亚洲四小的产业转移，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后，我们全面拥抱国际规则，广泛的欧美先进制造业开始大批量往中国转移。而现在到了我们在一些领域不再具有比较优势，需要向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的时候，对这个问题要持开放的态度，顺应这个规律，这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能要经历的过程。

为什么要讲这个？这跟今天提出的问题——金融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有关系，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讲到“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关系与经贸格局，稳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志等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更好去理解产业转移、中国企业在全球布局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的一些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转移；另外一方面，推动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自然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大批基于中国的全球跨国公司，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配置资源，并广泛开展国际投资贸易。如果地方政府对此持开放态度，这些企业在全球布局，把生产线转移到境外的时候，支持和鼓励他们把研发中心、创新中心、利润中心、全球司库都放在本地，放在中国境内。这样，就是一大批基于中国内地的全球企业，他们按照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他们的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投资和贸易，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来自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领域的制度性支持，用这些与国际接轨的制度来保障基于中国大陆的全球企业、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布局，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投资贸易活动，并能够有效维护我们可持续的利益。靠什么维护利益？靠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这个时候就需要推动和实现这些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尤其是金融领域，因为说到底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表面上看是生产布局，背后根本是资本布局。为什么我们强调要把跨国公司的全球司库放在本地、放在国内？全球司库是管理全球资金的，它是全球资金的总调度，是资金在全球范围内高效配置的总指挥部。可见，跟产业的全球转移、布局相对应，一定要有金融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就是在资金布局上能够满足中国企业生产、贸易和投资全球布局的要求。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资本项目的开放、外汇管制的放松，企业要把全球司库放在本地，比如放在海南，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它可以按照自己流动性管理和风险管理的需要，按照自己的预期、风险偏好，在全球范围内有效的配置它的资金，简单的说就是推进实现企业资金跨境布局、跨境流动的便利化。毫无疑问它需要资本项下开放的支持，需要金融账户开放的支持。

总体而言，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一直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得承认在资本项下我们还有一些管制，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也有这个共识，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账户并不是开放的越大越好，并不是开放的步伐越快越好，是要跟本国的实体经济、跟本国的金融市场规模、跟本国市场主体管理汇率风险的能力相适应的，所以从全国范围来看，资本账户开放、金融账户的开放不会一蹴而就，不会马上就能实现，但是我觉得海南可能是有条件的，因为海南是国际自由贸易港，国际自由贸易如果仅仅侧重于贸易，一定最后自由不了，因为能够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背后要有资金结算的自由化、资金调配的自由化、资金跨境流动的自由化。总书记五年前4月13日宣布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宏伟目标，我是5月1日带队到海南调研，回去我们形成了金融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总体方案。五年过去了，海南自贸港建设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也有一些还可以进一步拓展、进一步深化、进一步跟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要求相吻合的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尤其是现在的环境跟五年前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我觉得海南完全可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尤其是实现金融的高水平开放方面做更多的事情，看看能不能让更多的基于中国的国际企业全球跨国公司把它的全球司库放到海南来，能不能真正建设一大批中国跨国公司的全球财资管理中心。现在很多跨国公司要把它的全球资金管理中心放在香港、东京、新加坡、伦敦、纽约，因为放在内地有的时候涉及到跨境资金管理的便利问题，涉及到资本账户的管制问题等，所以它哪怕放在香港，也会方便一些，但是香港租金很贵，聘请律师、会计师跟海南完全不是一个价格，要放在伦敦、纽约、法兰克福还有时差，当然也还有安全方面的问题等等，基于中国的全球跨国公司就应该把它的全球司库、全球资源管理中心放在国内，最好就是放到像海南这样的国际自由贸易港。当然，海南如果要实现这些目标，毫无疑问要在资本账户开放和其他各种投资贸易便利化方面真正走出实质性步伐。

第三点，关于“一先放开、二线管住”。海南不久将要宣布全岛封关运作，实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应该承认，二线管不住一线肯定放不开，一线的充分开放，高标准对外开放一定要以二线能够有效的管住为前提，但问题是这个“二线管住”究竟是谁的责任，谁来管二线？海南作为一个要建设高标准与国际接轨的自由贸易港，它对所有海南以外的土地、资源、要素、市场主体在开放程度上都应该是一视同仁的，不管是它对纽约、对伦敦、还是对新加坡、香港，开放标准一模一样，都跟国际接轨；但仅仅这样不够，更重要的是它对琼州海峡那边的祖国内地也要一样，跟祖国内地的开放标准、规则，跟它对香港、对新加坡、对伦敦的开放标准要一致，只要不一致就会存在套利，就会鼓励道德风险行为，就会形成各种各样我们看到的问题，所以开放标准只要是高水平对外开放它就要有一致性。如果让海南对全球实施高水平的、与国际接轨的开放政策，同时又让它去管二线，实际上就形成了对内地和对国际不同的开放标准，就会海南存在很大的目标、身份矛盾：一方面我要对全球包括祖国内地琼州海峡对面实现一致性的高水平开放，另外一方面我又要对海峡对面的祖国内地做到人财物二线完全管住，我觉得对海南而言不好把握，很难实现。所以跟我五年前呼吁的那样，我还是坚持“二线管住”的实施和实现，要把责任交给内地，由内地的35各省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一道，共同帮助海南管好二线，而不是把这个责任和压力交给海南。事实上，如果把这个责任压力交给海南，恐怕举海南全岛之力可能都很困难；另外一方面，也会对海南高标准无差异对全球进行开放产生不利的影响。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香港毫无疑问是全球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香港对欧美对祖国内地的开放规则和对国际其他任何地方的开放规则应该说是一致的、无差异的，所有内地和香港之间的管理责任，主要都在内地的36个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我们内地的36个省市自治区帮助香港牢牢管住了香港和内地之间的人财物流动，香港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它是一个高标准的最自由的国际港。

以上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