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庄主禹作敏

2008年09月11日16:48  来源:

  

  在1993年的恶性事件发生前,大邱庄的声望如日中天。1月,美国的《纽约日报》专门刊登了一篇报道,说:“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一百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大邱庄成为中国民间经济迅猛成长的一个标志,所有来这里参观的人们都会惊叹于它的整洁与富有,小小的村庄由一排排红砖灰瓦的平房构成,其间柏油马路交织在一起,路修得极好,路边立着只有大城市里才有的那种华灯,村子中心还有16栋造型别致的别墅,其外形模样跟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很相似。禹作敏就住在别墅群中最显眼的那一栋,他每天盘腿坐在大炕上,等待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的“朝拜”。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为他的如珠妙语倾倒。作为大邱庄奇迹的缔造者,他的声望到达了顶点。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大邱庄抓住经济复苏的机遇,在钢材上狠狠赚了一大笔钱,全国媒体掀起了一个报道大邱庄的热潮,禹作敏已俨然成为“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这年的3月1日,禹作敏在《经济日报》上撰文“春节寄语”,他写到:“大邱庄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农民长了脸。”

  然而,便也是在声望到达顶峰的时候,这位极有智慧的“人精”突然变得狂狷起来,他自恃为“中国农民的代表”,而且与某些中央领导者交情不浅,便渐渐的忘乎所以。他对一群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有一次,六位具有政府部长级别的官员到大邱庄开会,禹作敏既不迎接又不陪座,当会议结束,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员聚集在院子里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相熟的记者闲谈,对门外的喧哗置若罔闻,当记者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别之意,他一甩手说,“不理他们。”

  禹作敏的骄横在后来已经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他会跟国务委员比谁的工资高,跟部长比谁的皮带贵,他对一位离休干部说,“你是带着穷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带着穷人变成了富人。”他得意地问一位中央部门领导:“你看我的办公室比中南海里的怎么样?”村里有一位他赏识的青年要入党,几次党支部会开下来都通不过,他断然说,“同意入党的别举手,不同意的举手。”在他的圆目瞪视下,全体党员无声无动,他随即宣布:“通过。”有一次,一位香港记者问他,“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禹不等他说完,就笑着应声答道,“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禹作敏让一个盐碱地村庄变成了中国的“首富村”,同时在这里建成了一个封建的威权王国。这个人没有摆脱千百年来余弊不绝的 “君王意识”,他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村民则以公众自尊的失去换取了物质上的富足。在《人民日报》任职的政经观察家凌志军记录了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去大邱庄采访,路遇一个小姑娘抱着一只鲜血淋漓的母鸡痛哭不已,她说鸡是被狗咬死的,凌志军怂恿她去找狗的主人要求赔偿,她说她不敢去,因为那是禹作敏家的狗。于是,凌志军表示愿意代她去说理,小姑娘却更加恐惧地告诉他,如果这样的话,她一家人今后就会更加倒霉。凌后来很有感慨地写到,“由于为人民谋得了利益,一个农民建立起自己的威望,进而惟我独尊、专横霸道起来,这在中国的乡下并不少见。”

  1991年4月,中国乡镇企业家协会第二次年会在沈阳召开。会上,有官员对禹作敏的工作作风、骄傲自满进行了委婉的批评。但在禹作敏听来,似乎就是不给他“面子”,于是,他“愤而辞职”,不等会议结束就打道回他的庄园去了。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选出席十四大的党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孙山。6月20日,“中共大邱庄委员会”开始向新闻界散发一份 《公开信》,其中列有十条:“······第五条,我们声明观点,从今后凡是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否则会影响其他人选;第六条,天津市主要部委来人,我们一要热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证,防止坏人钻空子;······第八条,我们的干部职工要顶住三乱,不准乱查;······第十条,我们要明白,更要糊涂,明白加糊涂,才能办大事。”孤愤、怨恨、对立之气,溢然纸上。他与天津地方政府的关系便也是在这种情绪性的对抗中日渐恶化的。

【作者:吴晓波 来源:和讯网】 (责任编辑: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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