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大邱庄还是禹作敏时代

2008年09月11日19:36  来源:

  (注:本文原载于2008年4月24日《现代快报》)

  4月23日是大邱庄被宣布为全国第一个亿元村的纪念日。大邱庄的历史价值被明显低估了,它是一个解析政治和经济纠葛的典型案例,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缩影。

  它最初以家长制(准确地说是极权制)模式快速发展经济,随后由于“家长”出事而急剧衰落;经过改制又重新启动,目前发展良好。

  这个“家长”就是一代人耳熟能详的风云人物禹作敏,一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历程中不容忽略的代表符号。他是一个改革者,当全国还处在计划经济时代,他就率领大邱庄“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搞起了集体工业,迅速致富。他同时又是一个专制者,牢牢控制全村一切权力,拒绝民主和法治,任人唯亲,甚至私设刑堂,终于犯罪,身陷囹圄,死在狱中,铸成一段悲剧。

  现在大邱庄的官员,都力赞改制的好处,称禹作敏时代产权不明,包袱过重,依赖银行贷款,如果不改制,肯定走不到今天。但也有人怀念禹作敏时代,认为假如他没有出事,那么村民的福利会更好,社会治安会更好。毕竟,现成的例子,还有神话般的南街村。

  这个假设要成立,只能把禹作敏出事当作一桩偶然事件。有人认为,禹作敏错在组织武装对抗武警,国法难容。就具体的事情看,他的确有可能躲过这一劫。

  但禹作敏曾说,“我用的人,群众选出来的一个也没有”,“村里所有承包单位的承包人都由我任命,工资奖金都由我定”,“也可以说,(大邱庄)这几十亿资产是我的”。由此可见,在他的管辖之下,民众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也没有拥有和处置自己创造的财富的权利。此情此状之中,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国家法律对这些侵犯和剥夺视而不见,要么专权者的出事不可避免。

  禹作敏要保持他的那种经济模式,就只能采用相应的控制模式。我并不认为,假如还是禹作敏时代,大邱庄在经济上就一定已经破产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大邱庄民众的政治权利仍然得不到保障,那经济权利只能是虚幻的表象。没有所有权的福利其实不是真正的福利,是当年大邱庄民众交出自由换来的一点回报。如果人的生存目标只是有吃有穿有住治安好的话,那么,那些条件较好的监狱里的囚犯,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作者:长平 来源:现代快报 】 (责任编辑: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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