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崮:今年是开征资源税良好时机

2010年03月05日03:16 来源:

  住房保障体系须完善不应有任何死角

  和讯网:现在住房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一个热点,您对于住房保障体系的建立有什么样的想法和建议,请您介绍一下。

  刘克崮:关于中国住房保障制度在此次政协会议上我将提出一个提案,或者是大会的一个书面发言。改革开放以来住房制度改革由福利分房变成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在公平上有了一定的进步。应该说已经进行的改革对于住房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三十年的改革,人民的居住面积无论是城市和农村都在迅速提高,这在国际上可以看出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主要是政策上在体系构思上不够完整。比如说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出台以后解决了一些这两个范围的人群的住房问题,克服了他们的一些困难,但是大家都感觉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之间有一个夹心层,就是不够资格进廉租房,又不够标准进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和市场化的商品房中间又有一部分人,既不够经济适用房照顾条件,又没有能力买完全市场化的商品房。特别在我们克服经济困难的过程中,房地产有了一定的发展,房价也上得很快,所以很多城市大部分的老百姓买不起市场化的商品房,这样就发生一个问题,我们的房地产发展拉动经济的作用似乎起到了,但是房地产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为广大城乡老百姓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住房,这一点上我们显得比较弱,而且买不起房的人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很突出。对这个问题我过去曾经研究过,这几年接触少一点,但是这个问题现在比较突出,我就这个问题谈几点看法。

  我们缺少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住房保障体系的完整构思,影响了我们住房保障体系完整的政策体系,由于缺乏住房保障完整的政策体系引出了后面我们在土地制度、建设制度、管理制度、土地资金供应、财税政策等各个政策方面的不衔接,有一些交叉甚至有一些相互掣肘的问题。比如说招拍挂,土地招拍挂对于市场发展方向上来说,对于完善机制、防止腐败,提高政府资源性收入,把更多的资金返还给老百姓和社会是有利的。但如果这块土地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来住,这样招拍挂把价格提得很高,最终是老百姓付钱,要让老百姓住房,又从要住房的这些人身上拿了更多的钱,价格上去以后反而住不起了。当初是为了发展房地产和解决住房问题,结果政策不适当,反而成了老百姓获得住房的一个障碍,这就是政策上的协调和统筹兼顾不够。

  我现在的想法,第一,要明确政府和市场在房地产业、在居民住房领域中的责任和作用。第二,处理好政府实现这一责任所应该使用的方法与市场经济的方法如何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第三,要服务于政府的目标建立一套完整的政策体系。第四,解决一些可操作性的技术问题和办法。

  第一,这里面最基础的是要明确政府的目标,政府在居民住房上负有什么责任,应该实现什么目标。第二,建立一个服务于这种住房保障制度的政策体系。政府的目标是什么?政府的目标应该像只要是中国人就要有工作,有充分的就业,有衣穿,有饭吃,同时要住房。就业、生存、吃、用和住、行这是人的基本需求。所以,这些中国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如何得到满足,这就是政府的第一职责。住房是一部分,就业、吃、用、住。所以,不能把这样一个职责完全的交给市场,总职责政府负,具体的方法政府可以有一部分直接来管理。比如说低保户。我在辽宁做副省长,分工抓过社会保障就是低保。低保一家三口人,老、少和中年,这个中年的不在了或者闹病了,他就没法弄了,所以政府就要给一个最低生活保障,管他最低的吃和最简单的用,还要给他一个遮风避雨的住宅,哪怕是较为简陋、不大也要保证,这是政府的硬责任。有一些低收入的,应该给廉租房。这是第一个职责。

  第二,建立一个体系,怎么实现这个职责呢,就要有一个政府的职责来介入的住房保障制度。像社保有失业保障,要培训和找工作,有医疗保障、工伤事故等等,住房也应该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要建立起来,首先要把对象进行不同的划分,区分不同的保障层次,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再形成相应的财税、金融、土地等政策。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从收入上可以把城乡人群划分为五个层次。第一,低收入,包括完全没有收入能力和有一定收入,但是比较差。第二,中低收入,中偏低、低偏中。第三,中等收入,这部分人多一点。第四,中高收入。第五,收入高。人群分为五个层次,我们相应对应政府的责任。对于第一层次,低收入应该是完全的政府责任,只是说在技术上盖房子时请个工程队这是市场化的,主职责完全是政府来负,有低收入的是政府为主,政府全包和政府为主。第二层次,中低收入,也是政府为主头,个人一部分,这是政府为主加市场化。第三,中等收入,中等收入可以市场为主,政府来帮助,因为它是一个基本生活条件,所以政府要帮助,但是市场为主。第四个方面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就可以完全市场化,而且对于过高的房价、占地过大、房子太多要一致,不想一致的就可以多征收税,贫富之间进行调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划分。其次,我们围绕这样五个层次的人群出五个层次的房子,房子的模式。很困难的一定要保,但是户型很小,标准也不高。低收入的户型是中小,标准适度中等收入是户型适中,标准适中高收入户型大点、标准高点,但是价格很高,国家征的税费照常征收,而且适度要高一些,土地可以招拍挂但是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土地就不要招拍挂了,可以划拨,国有企业建设,由国家的房管部门来经营管理提供中等的可以市场为主,国家在税收上给一些适当的照顾,土地上不要太高价,中高收入的房子和高收入的房子土地可以完全招拍挂,随行就市。这是基本的政策。随后在建设单位上,管理单位上、信贷政策、财税政策等各方面有一个相应的安排,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覆盖所有各类人群,不应该有任何死角,较大的夹心层就应该不存在了。

  今年是开征资源税良好时机

  和讯网:刘委员,现在全球都在倡导要发展低碳经济”,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还有您一直在倡导的资源税征收问题,现在是不是到了推出的最佳时机?

  刘克崮:我在2008年就提出了资源税提案,这几年国际上气候变化又有一些新趋势,前不久在哥本哈根召开了全球气候会议,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危机中表现的比较出色,没有出现经济衰退,同时在经济恢复方面又表现的很突出,恢复较快。在这个背景下,中央提出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及结构调整步伐。我认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的大题目中,如何解决过多的资源消耗,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这样的问题是一个突出的命题。而且,这个问题我认为比其他的经济结构,像地区差、分配差、产业结构不同更为重要,它不光是当代人的结构平衡问题,而且是代际之间的问题。现在我们的资源是数千年我们的祖宗留下来的,水、矿产、土地,我们也有责任给子孙后代留下这些资源,不要在我们这一代中过度消耗,把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资源过度消耗,留给后人巨大的减少。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是比较好的环境,污染这些年有一些恶化,但是我们不能让它继续恶化,我们把污染多产生、资源少留,这个不大好。从道德观念来说,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成为高尚的一代,不应该让儿孙说我们这一代有点自私,光顾着自己发展,迅速消耗资源,撇下一堆污染给子孙,觉得我们这代人不够意思。我觉得我们应该是高尚的一代。所以解决资源的过度消耗,不仅是结构问题,也是代际道德观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实经济发展中遇到的不合理的结构,如何来解决它有很多很多的措施。管理的问题,技术的问题等等,像解决太阳能、解决可再生的资源利用都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当然也有管理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政策的导向,从实际利益上整层要引导一下。税收就是政策中的一个重点。如何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增加资源有效利用,出台资源税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同时,资源税还有一个附带的好的效果,就是调节地区间的收入。我们都知道中国资源富集地区主要是边疆,一些比较偏僻,相对经济发展滞后的省份。比如新疆、内蒙、青海、宁夏、黑龙江、甚至包括西藏,这些都是资源大省。如果我们征收一些资源税,不光对抑制资源过度消耗、控制浪费、促进节约,还可以对地方区域利益平衡,促进边疆较落后地区的发展带来作用。而且这些地方较多是一些少数民族,我们一些地区去年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状态,我觉得有多种原因,但是经济利益上的不平衡是不可否认的一个方面,资源税征收对这种地区间的利益平衡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再一个资源税征收方案,财税部门几年前就有方案了,这些年经过不断的调整和完善,方案是非常好的。

  第一、对实物计算变成了按价计算,对销售计算,这是有道理的。

  第二、扩大了覆盖面,但实际征税度是控制的,起步时税赋增长不是很大,以后可以随着情况变化再逐步增加。因为要调控概要征收,要有力度就要有一定的额和量。

  第三、时机问题。过去有一些年份经济热,经济热的时候出台一个增加税赋的动作会不会引起物价上涨,助长过热,这有一些疑虑也有道理。那么前年下半年到2009年经济开始下滑,企业又有一些困难,在困难的时候上升一点税是否会影响企业发展,我们也有一些同志有疑虑。热的时候觉得不应该出,冷的时候也应该出,那么还出不出呢?从战略上一定要出,这是几十年、几百年的打击,一定要出,下决心出,出的时机和利弊都要相对权衡,不能完全都是利没有弊,但是相对权衡这个事现在出利大于弊。

  在时机上相对而言,我认为今年是好时机。我们危机过了,进入平稳复苏回升阶段,经济在向好,企业态势、经营状况是改善的,经济总体环境是在回升的,所以趋势是好的,大家都会宽松。第二,说到热,现在还远不到热的时候要说通胀也还远不到通胀的时候。危机中政府的注资量是大了一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那么是不是大很多呢?现实的物价变动并不是太大,是微弱的,而且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有长期治理通胀和通缩的经验,特别是针对通胀,各个部门的方式方法手段很多,所以我们密切关注,如果通胀真的出现了在萌芽状态上我们就可以采取措施。现在央行已经出了一些措施,比如说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在提升,它也有现实的其他的目标,也有隐含的防止潜在通胀过度发展,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有能力控制,在经济热的时候来抑制它,在经济确实产生一些低通胀的时候来控制不让它产生高通胀。所以,相对而言,我认为2010年是确定出台的最好时机。同时在春天、夏天就能够出台,比如说5月1日、7月1日,这在整个历史阶段中,往前看、往后看都是最好的。所以,我建议今年政府能够尽快的下决心做这件事出台,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时点,比如说5月1日、7月1日。

  和讯网:时间的关系,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刘委员在百忙之中和我们进行交流,感谢各位网友的收看,再见!

  刘克崮:谢谢各位网友!再见!

【来源:人民政协网】 (责任编辑:张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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