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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财富论坛之重写全球游戏规则分论坛文字实录

2013-06-08 17:32:58 和讯网 

  和讯网消息 2013《财富》全球论坛于6月6日-6月8日在四川成都召开,和讯网全程播报。以下为“重写全球游戏规则”分论坛文字实录。

  主题:重写全球游戏规则,如何去推动全球企业的发展。

  嘉宾:

  阎庆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罗伯特·蒙代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李稻葵,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

  主持人:

  鲍比尔,中国编辑,路透社

  鲍比尔:非常感谢梅思梵,我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回到财富论坛,这是财富杂志的盛会,非常感谢财富的各位工作人员。我们邀请到了杰出的嘉宾,今天上午的论坛即将落下帷幕,我们邀请到了这些出色的嘉宾,给我们做一些讨论,离我最远的右手边是阎庆民先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我们也知道他所做的位置是一个很热的位子,也不容易。坐在他旁边就是罗伯特·蒙代尔,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蒙代尔教授一直都是中国政府的顾问,是参与了中国政府有一些关键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讨论,当时他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也是里根政府资深的经济顾问,他是欧元之父,参与了欧元货币体系的创建,所以我们今天也会听到他的介绍。李稻葵先生,是清华大学教授,他也是多年担任中国政府的咨询顾问。先有请阎主席,问您第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显然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现在全球金融监管规定,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后危机时代,我们现在各国政府还有各国监管机构,包括美国、欧洲、亚洲各国的监管机构,都是调整了金融监管规定,我的问题就是您觉得经过调整和改革之后,金融监管是改善了,健全了吗,是更好了吗,如果是什么,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如果不是,是什么原因?

  阎庆民:感谢刚才的提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大家看到我们有20国集团开始更多关注全球制定一个监管的框架,在这里中国也积极加入G20下面的金融稳定理事会,以前是金融稳定论坛后来改成金融稳定理事会。在这里我们也积极陈述作为转型国家,中国一贯倡导的原则。刚才大家讲了,危机以后,在两年以前美国通过了多得芬(音)法案,也提出了许多需要非常复杂的长期的任务,大概到2015年才能完成。我们在遵循国际标准前提下,用现在讲它更强调原则情况下,我们在五年以前,中国银监会就提出了更应该简单、适用,我们加了一个透明。这样更适合我们加入国际金融联盟里来增加话语权,同时提供我们的应尽的义务。

  第二点,由于全球很大,差异很大,我们一定强调应该在国际标准准则情况下,给一点自由裁量权,我们应该强调比如亚太区或者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当中,这样可能就适合中国法律、文化、民情、习俗,中国话叫“一把锁开一把钥匙”,这样可能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

  鲍比尔:这是很对的,蒙代尔教授你同意刚才具体的,一把钥匙不能开所有的锁?

  罗伯特·蒙代尔:一个方案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不能开所有的锁,看看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货币体制,还有通货膨胀的情况,我们在看国际货币系统出问题之后,虽然他出了问题,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还有其他大国,想要再给他恢复,我们怎么去做。有的时候放弃了,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灵活的变化,我们在会上注意到对IMF做了修订,第一个修订对特别提款权在60年代,我们也同意一些变化在货币方面。

  在危机之后,他们有很多固定的利率,比如说它已经超过包括2000年以上固定的,这基于我们后来做的研究。但是这样灵活的汇率,在目前没有太多的意义,有一个问题如何来去掌控灵活的利率,在1977年IMF提出了建议,这个建议案并没有后来通过,某些国家有固定的利率,而其他国家有比较灵活的汇率,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有这样的管理介入进来,达成协议,对不同汇率。这是IMF。还有巴塞尔在2006年、2007年找到如何定出监管的模式,我们看这些国家汇率,不光是中国的汇率或者是美国的汇率,包括中国人民币的升值等等。我认为这并不完全是正确的策略,后来加以解决。

  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目前的体制,从很大程度上,每个大的国家,包括欧元区、美国、日本,都有独立的系统,如果每一次汇率发生变化,带来其他的变化、调整,这是很大的事情,并没有真正的全球的系统存在,能够基于比较大的浮动。我本人认为最大的问题,对于中国存在最大的问题也是,汇率系统在70年代或者90年代,你有亚洲金融危机,包括美元跟人民币汇率,2008年又是美元急速的上升个,跟欧元相比,比如说在10月份是最低,就是1.24美元,差不多跟美元升值了30%,这就影响了美国的银行系统,一些金融系统,都涌向了美元。跟美元有固定的汇率,又连续了上升5%,在2008年,人民币差不多升值20%,在2008年夏季美元又上升了,跟着欧元,包括人民币跟欧元都是上升的。当时停止了跟美元的升值,在欧洲市场也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们还没有到非常健全的一步,在过去的改革还有全球的体制,应该建立基本的准则,应该给它稳定下来,在两个大的货币区域,一个是美元和欧元,有一个固定的汇率,再跟一个美联储还有欧洲央行来去合作。随着中国向前发展,比如到2025年,GDP还有货币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大,跟美国相比。另外中国应该参与进来,能够进入特别提款权里,比如日本包含中国,中国的货币没有自由兑换,中国的一些管理能够采取早期的行动,比如说对汇率的控制等等采取的行动。我的想法在今后几年当中,如果把美元跟着欧元汇率,能够稳定下来,跟多数银行来合作,包括人民币对美元,对欧元的合作,涉及到支付系统。我们三个大的地区相互结合起来,全球一半的经济体,这也是可以的,这是非常好的主意,把他们和谐起来,能够在货币系统上。

  鲍比尔:我们一会来去讲央行的策略和汇率的问题。现在对比这样的观点。请李稻葵来讲一下,回到核心问题上,你怎么看待?我们怎么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健全,在全球金融系统,在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在危机之后的情况?

  李稻葵:这非常简单,非常明确的,全球的金融系统更加安全了,比200年的时候和2006年的时候。但不是因为我们这些监管的原因。第一,我们在多数大国特别在中国,我们有同样的过程。第二点,全球的央行比以前更加灵活。而不是说有这样的争议,我说更加灵活,能够在他们投资上面采取一些措施。特别在过去几年,很多央行在努力,来提升他的货币供应量,作为一种方式,能够来对冲,他们比较令人担心的在金融情绪,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比较相对的金融系统有稳定性。但是我认为这样的稳定性并不一定来自监管和法规,在危机之后,这些法规监管是为了开放式,我们有两个方面,带来很大的负担和成本,对金融部门。金融部门也有不必要的担心,我们下面怎样遵守这些法规和做法。

  第二,法规并没有针对关键的问题,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金融行业必须服务于我们实体行业,就是我们服务业或者制造业或者农业,我们需要等到金融体制能够来满足主要的目的,来去服务我们实体行业。否则的话我们还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的目标和监管方面在金融行业,能够朝这样的方向来发展,我们是缺少了这部分在目前为止。

  鲍比尔:阎主席还有李先生都提到了各个地方都能减少,除了中国之外在提升核心债务的杠杆化,刚才讲到很多企业参加会议,在全球的投资者,有一点让人们对中国有些比较担心,或者说比较恐怖增长的故事。主要是针对内部的金融危机,当然也考虑到影子银行,还有理财系统还有其他系统,你现在是属于监管行业。阎先生坐在热的板凳上,所以能够直接讲一下一个潜在的金融危机的风险在中国,包括来自于影子银行的系统,这些风险是真实的吗?中国自己的金融危机的风险是真实的吗?

  阎庆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刚才李先生提到两点,在某一点上,我可能不能完全支持。因为在金融危机之后,我的观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受到了限制,跟传统的经济的政策,他们可能会有一些障碍。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些监管的政策,并不只是金融机构的,包括我们的环境保护、还有其他的相关法规,包括空气污染方面,包括交通方面来说,基本来说我们经济的原则,一些财政的原则,必须来去限制它。这样方面的宣传或者货币政策,比如说速度来说,发展的还是比较缓慢的。我们还要提出另外一种政策,把这些政策结合起来,为我们经济方面提供职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就金融行业来说,我们应该请他们注意到这样一个实体经济上,这是一个重心,我们把更多的钱投入到实体经济。我们从英文里翻译过来实体经济,我们应该理解什么叫实体经济。在经济体当中,比如说房地产,是所谓的实体经济吗?并不是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解,比如说农业、制造业,除了农业、制造业之外,还有其他的现代服务行业。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概念更加广泛一些,并不只是限制在农业、制造业或者现在的服务行业,包括一些信息、技术,像路透社所说的这样一些地方,没有包含的,给这个社会更多的利益。金融机构要更多注意这样一些类型的行业。

  除了影子银行之外,如何理解所说的在中国我们有很高的杠杆率跟其他国家相比。作为一个监管部门来说,我们就想努力去杠杆化。在这之后,我们一些商业银行或者说一些金融机构,还有金融收入的控制,还有资本的问题要注意,每天每天我们要把资本充足率方面来考虑。

  鲍比尔:你是否缺少足够的内部控制。

  阎庆民:这非常重要的,在一些上市公司,和五大银行和商业银行,这是非常重要的。

  鲍比尔:中国市场来说,可信任的贷款,现在交给地方政府了,作为融资的工具,并不一定投资到新的基础设施上去了。在中国一些省、市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他们从影子银行系统来去借钱,来支付以前的债务,这是市场所担心的,是真正发生,已经发生到什么样的程度?

  阎庆民:从统计数来看,对于地方政府,他们所关注的,有很多不同资金来源,有政策在银行在中国,还有中国开发银行,信托贷款,我们也有工具,可以针对商业银行,有信用的限额,还有另外一种监管的限额。这样一种机构,他们希望能从股东获得更多的资金,要更多的钱,能够贷更多的利润。还有一些统计数字告诉我们,有很多钱是用在基础设施,,包括的投资的公司也是一样,把钱投进去,包括房地产行业也是一样的,投了很多。我想这样的行业,我们应该投到实体行业,不是实体经济的话,就没有真正的结果。所以就影子银行来说,在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跟西方这些国家,特别是跟美国,以前我们也是监管这样一些金融机构,跟美国不一样,跟欧元区也不一样,我们把它叫做贷款的信用机构。所以影子银行来说,我们也没问题,可以掌控它,可以给它更多的监管,包括管理来说,有更多的渠道,和商业银行更加正常化一些,这样的话能遵守监管机构的监管,作为银监会、证监会,人民银行,我们有不同的监管机构,有不同的对于商业银行的要求,但是我们尽可能多给他们一些渠道。

  鲍比尔:我们请蒙代尔教授和李教授来回应一下。全球的汇率体制具体来讲,我们生存的特殊的年代,我们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货币实验,美国包括日本的量化宽松,而且是大规模的量化宽松。

  李稻葵教授,您最近也写过一些文章,有些是有争议的,您讲量化宽松在日本央行搞的会对整个亚洲内部的贸易产生风险,蒙代尔也是曾经讲过关于人民币和美元汇率,也是不明智的,人民币相对美元进行升值。我想问一下两位教授,首先问一下李稻葵教授,从国际贸易角度来讲,特别是东亚地区,亚洲内部的贸易而言,日本的量化宽松会对贸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李稻葵:我想回应两点,刚才阎主席讲了中国金融行业的情况,中国的杠杆比率在上升,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就目前来看,我们没有理由去担忧。中国目前希望能够有一些投资的渠道,去获得一些资产,这样的一个杠杆比例的上升,目前来看是不值得我们去担忧的,不用去担忧的。但是这个趋势,我们要提高警惕,特别对地方政府需要改变他们的投资模式,特别是我们整个国家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改革,我们要给地方政府新的税收收入来源,让他们能够获得融资,来进行投资,而不是从商业银行去借款,去建基础设施。从商业上来讲,未来可能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不一定能够足以支持他们还款,这个结构我们是需要进行调整的,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去解决。新一届政府可能很快就会宣布新一轮改革,其中包括对地方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担忧的。单纯看杠杆比率较高没有问题,我们需要看税收体制,还有其他体制。

  你刚才提的QE的问题,量化宽松,像美元、欧元、日元,这些都是国际货币,我们需要在不同政府之间进行协调机制,就像刚才蒙代尔教授讲的,我们需要发达国家进行协调,我们要严防量化宽松的政策溢出到其他国家和市场,这种溢出效应回过头又会反馈到这些发达国家。我比较担心日元目前的政策和走向。从短期来看,日本的政策是有效的,可以压低汇率,可以推高股票价格,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等等。但是这是短期的效应,之后怎么办?你货币贬值,其他国家会抱怨,中国人、韩国人、美国人,都会抱怨,会有一些对策对应。第二你要只靠印钞票而不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性的改革,任何政策都不可能走太远,即便在日本情况下也是如此。

  鲍比尔:蒙代尔教授,很多经济学家,很多政策制定者,现在这样一种量化宽松的实验,在美国,目前在日本,可能无法持续,今年分层次的退出,你估计未来QE会怎么样的形式退出?

  罗伯特·蒙代尔:我们看日本目前的情况,及时从广场协议开始的,当时日元升值,在各种各样的原因底下。在这个过程中,1985年到1995年,他们相对于美元的价值可以说是增长了3倍,300%。在1995年的时候,相对于1985年,日元对美元的比值升值了3倍。这个过程中,这个过程中会有过度的反映,这样会产生其他的连锁的效应和相应的危机。欧洲在战后,他们也是在杠杆比率高低方面,来回地做了一些调整,但是同时出现了一些反映过度的情况。日元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实验,从日本经济角度来讲,1995年、1996年,当时石油价格下降,日本在1986年的时候受到石油价格变化的很大的影响,当时他们通过货币政策,还有其他的政策,来做出反应,反应过度了,在16年时间里,房地产价格一直在下滑,这可能是2006年、2007年,日本当时开始考虑怎么样把通货膨胀率提高到比较良性的范围,他们考虑采取一些措施。还有各个行业,工业必须在日元调整过程中,要调整他们自己的结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目前我们的经济终于稳定下来了,一直在经历非常严重的通货紧缩,而现在我们希望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停止通货紧缩,使它重新回到到良性的通货膨胀的状态。目前我们看到问题的答案,他们希望通过量化宽松的政策以及相关的政策,而使通货膨胀保持在2%的水平。

  鲍比尔:三四年之前,他们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在座的各位有没有问题。

  成都媒体:我想请教蒙代尔先生,中国现在正在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你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和挑战有什么看法,对中国企业面临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意见?

  罗伯特·蒙代尔: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实体,而且中国经济在不断国际化,人民币从历史角度来看,它在贸易当中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而且作用在不断地增大。所以我们要考虑两个因素,第一要做一个国际货币的话,必须是自由可以兑换的,而且是可以随时提供的货币,如果贸易结算需要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目前来看,是处于贸易顺差的的状况,虽然贸易顺差的金额在不断地下降。但是中国要逐步地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多的提高货币的自由兑换的能力。

  第二,对于人民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币是否可自由兑换。所有的其他的美元、欧元、日元要加强,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是否能够实现,这个会决定人民币未来的国际化的进程。

  李稻葵:中国现在货币的基础还有我们的外汇储备是非常高的,世界上排名第一的外汇储备,我们首先需要把我们的外汇储备逐步地降下来,让本地货币能够真正出国,出境。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够创造出一个空间,让外部的资本可以进入到中国。这样双向的流动是很重要的前提。我们要让中国的人民币能够出海,要让外国的资金能够流入这样双向的流动是非常重要的。

  罗伯特·蒙代尔:有些国家以前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英国目前是完全可自由兑换的。

  鲍比尔:请问一下人民币哪一天可实现自由兑换。

  阎庆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回答不了。

  鲍比尔:阎主席,蒙代尔先生,李教授,各位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谢谢!非常感谢。

(责任编辑:季丽亚 HN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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