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埠到开放：重庆的内陆开放之路

　　摄影:陈钰旭

　　近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调研我市开放历史文化保护工作。陈敏尔强调，重庆开放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开放历史文化的保护利用，不断丰富提升重庆开放的人文内涵，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走深走实，更好地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位于渝中区枇杷山正街的苏联大使馆旧址和位于两路口健康路的美国大使馆旧址，分别建于1936年、1942年，为仿巴洛克式建筑。陈敏尔说，这些老建筑见证了对外交流的历史，承载着城市发展的文脉。他叮嘱有关单位保护好利用好这些历史建筑。位于鹅岭公园内的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丹麦公使馆旧址、土耳其公使馆旧址，建筑各具特色，为全国或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较大历史意义和文化研究价值。陈敏尔说，要让历史建筑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焕发出新的风采。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位于渝中区莲花池正街38号。1992年，我市对旧址进行复原修缮并设立陈列馆。近期，我市完成对旧址陈列馆的改陈和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旧址的复建工作。通过详实的文字资料和生动的图片，陈敏尔详细了解有关历史沿革和保护情况。他说，这些抗战历史遗产非常珍贵，要保护和利用好，让其在促进重庆与韩国的交往中产生更大的价值。陈敏尔还实地考察了位于渝中区凤凰台的法国领事馆旧址、位于渝中区和平路的德国领事馆旧址。

　　陈敏尔在调研时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指出，重庆对外开放的历史比较早，要求我们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全方位开放。重庆开放历史悠久，很早就成为对外开埠的内陆通商口岸，改革开放后又成为内陆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开放文化资源富集，这是这座城市的宝贵财富。不忘本来，才能走向未来。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开放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不断丰富提升重庆开放的人文内涵，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走深走实，努力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要加强系统梳理，搞清楚开放历史文化资源的数量、现状、历史价值，做到心中有数。要坚持保护优先，不搞大拆大建，把开放历史文化保护纳入城市规划建设，把开放历史文化元素融入城市街区，让历史文化活起来，把重庆开放的人文精神传承下去、传播开来。要注重科学利用，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让优秀历史文化对接现代开放，活在当下、服务当代，深化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新时代重庆开放发展增动力添活力。

　　据史料记载，抗战爆发，国民政府作出迁都重庆的决定后，苏联驻华大使奥莱斯基于1938年1月第一个在重庆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并设立使馆。之后，美国、英国、法国、波兰、巴西、土耳其、秘鲁、比利时、澳大利亚、挪威、加拿大、荷兰、丹麦、伊朗、印度、墨西哥、瑞典、西班牙等30多个国家在重庆设立了大使馆或公使馆。如今，这些大使馆或公使馆大多保留在渝中区、南岸区。以下梳理重庆百年开埠史和内陆开放之路，以供参考。

　　外国领事馆设立高峰期

　　1890年3月31日，中英两国在北京订立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正式作为通商口岸开埠。这一年，英国驻重庆领事馆正式建立，以禄福礼为首任领事。当初，使馆地址设于方家什字麦家院，即现在的重庆宾馆附近，1900年后移至领事巷。这是西方国家在重庆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五六年后，法国、日本、美国、德国纷纷涌入，先后在重庆设立了领事馆——这是重庆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外国领事馆的高潮。

　　抗战时期，重庆迎来了第二次设立外国领事馆的高潮。在此期间，苏联、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英国、巴西、澳大利亚、智利、缅甸、波兰、秘鲁、阿根廷、韩国等10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公使、代办等先后来到重庆，或将其驻华使馆迁至重庆，或建立对等的大使、公使级外交机构；还有近30个国家在重庆设立了具有使馆功能的通讯机关。

　　外国使馆为何钟情于重庆

　　如果说重庆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外国领事馆的高潮，是中国屈辱的历史。那么，抗战时期第二次设立领事馆的高潮，则更多地象征着中国国际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以及重庆从一个内陆城市转变为国际性大城市的跨越。

　　当时，世界列强为什么把领事馆设在了群山环绕、幽深封塞的重庆呢？原因有四：一是重庆的政治地位特殊，1939年重庆就是直辖市，1940年被定为“陪都”。1942年，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二是经济地位重要，全国有名的工商、民生银行(600016)等500余家金融机构落户重庆，商贾云集，商埠密布，市场繁荣。三是军事地位显要，不但有长江、嘉陵江天堑，重庆还是深入四川腹地的关隘门户，是古往今来兵家必争之地。四是水陆空交通发达，仅空中就开辟了多条国际航线，通过香港、仰光、阿拉木图、加尔各答等地中转，国外各种各样的代表团以及众多知名人士频繁地往来于重庆，人流、物流便捷，进出通畅。特别是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有245家工厂及大批商业、金融、文化、科研机构迁渝，加上战时需要兴建的大批工商企业及科教文卫单位，重庆由一个地区性中等城市一跃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信息中心。

　　今天

　　走近这些存放在

　　岁月深处的使领馆旧址

　　依然可以感受到

　　抗战外交的风云际会

　　位于枇杷山正街104号的原苏联大使馆。欧阳桦钢笔画

　　抗战爆发后，早在国民政府1937年11月20日正式发布迁都重庆办公宣言之前，一些国家的驻华大使馆就相继派出参赞、代办及秘书等赴重庆寻觅馆址。1938年1月,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奥莱斯基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成为抗战时期第一个抵达重庆并呈递国书的外国驻华大使。

　　之后，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驻华大使、公使等相继抵渝，驻华使馆等相继迁到重庆或在渝新建。这些使领馆不仅在抗战外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大多数作为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旧址群晋升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这些“隐藏”在繁华都市的百年小楼，其建筑形式的多样性也丰富了重庆的城市建筑景观。

　　苏联大使馆：驻渝规模最大的使领馆

　　△位于枇杷山正街（今重庆市人民医院，原第三人民医院内）的苏联大使馆旧址

　　这是一座四楼一底的仿巴洛克式砖石、木结构建筑。这座欧式洋楼建于1936年，为原川军师长曾子唯斥巨资修建的私人公馆，在上世纪30年代的重庆称得上是鹤立鸡群。

　　作为第一个将大使馆迁驻重庆的国家，国民政府对苏联大使馆极为重视，斥资收购曾公馆，1938年1月至1946年5月，辟为使馆办公楼作为苏联大使馆新址。这处使馆是抗战期间各国驻渝使馆中规模最大的一座，甚至比原来的南京苏联使馆的还大，这在一切从简的战时重庆，极其罕见。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由于此时的欧美主要国家对日本采取了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中国虽然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道义支持，但实际获得的军事与物质援助却少得可怜。

　　而此时的苏联由于害怕日本快速占领中国后转而进攻自己的国土，在“七·七”事变后的一个月，就与中国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根据这个条约，1938年3月，也就是新任苏联驻华大使到达重庆的两个月后，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第一笔长期贷款5000万美元。

　　7月，苏联又拨付了第二笔5000万美元的贷款。中国利用这些贷款，向苏联以低于市价20%的价格购入大批武器装备，所购武器足以装备20个师，大大缩小了中国军队与日军在装备上的差距，也进而击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

　　1939年6月13日，中苏再次签订了1.5亿贷款条约。一年后苏联另外提供5000万美元。截止1941年，苏联提供给中国的援助与贷款总计有3亿美元，是英美两国之和的4.5倍。连一贯亲美的宋美龄也公开承认：“中国抗战三年来得自苏联之物资援助，实较自英美方面获得之总和多至数倍之多。”

　　英国领事馆：重庆第一座外国领事馆

　　△位于七星岗领事巷14号的英国领事馆旧址

　　1891年4月1日，英国驻渝总领事馆在渝中区民生路建立，重庆迎来了第一座外国领事馆。1900年，英国领事馆迁至七星岗领事巷14号。这座别致的二层小楼，正立面连续的拱形回廊延续了英国在远东殖民地建筑的一贯风格，有着堡垒式的造型，通风庇荫的回廊。

　　这样一座不太起眼的小楼，从1900年建成，到1939年日机轰炸被迫搬迁至南山，总共使用了近40年，迎接了前后34位英国总领事，成为了重庆近代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座领事馆。

　　鲜为人知的是，英国领事馆也是当年英国大使馆的临时驻地。随着抗战的爆发，重庆成为整个远东反法西斯战场的指挥中心，各国大使馆纷纷迁驻进重庆，其中便包括英国大使馆。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英国大使馆只能临时设在领事馆内，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阿希尔德·卡尔爵士也飞抵重庆。

　　在那场战争中，英国领事馆可谓是损失最惨重的驻渝使领馆，遭遇了日机10多次的反复轰炸，房屋、财物毁损惨重，先后有5名工作人员被炸伤，20余名中国雇员受伤。

　　美国大使馆：先后迎来三位驻华大使

　　△始建于1942年的位于健康路1号（今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内）的美国大使馆旧址，为仿巴洛克式砖木结构

　　早在1896年12月，美国便在重庆开设了领事馆，馆址设在城内五福宫前。这是美国与重庆关系的开端。1938年8月，已经在中国任大使近10年的詹森率海军武官、美国驻华大使馆人员等迁渝。美国大使馆迁渝后，先后在渝中区中山四路（中山四路小学）、李子坝正街40号、健康路1号，南岸区建设岗特1号、龙门浩枣子湾等地办公。同时迁渝的还有美国新闻处，其办公楼现为重庆村57-1号。

　　随着中美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合作的不断深入，美国大使馆的人员从最初的9人，增长到最高时的32人。

　　在整个抗战时期，重庆共迎接了三位美国驻华大使：连续任职12年的詹森；1941年太平洋(601099)战争爆发前夕，美国派遣深谙远东事务的高思接替詹森担任驻华大使，高思在重庆的三年，一直忙于缓和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

　　1944年10月下旬，由于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加剧，罗斯福决定召回高思，任命曾任陆军部长的赫尔利为驻华大使。赫尔利是一个爱出风头却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政客。

　　起初，赫尔利天真的认为自己能够解决国共间数十年的矛盾，积极奔走于延安与重庆间。很快他就明白了国共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远不是他一个外国人能够左右的，于是很快又将矛头对准共产党，站出来公开反共。赫尔利的一系列举动让希望战后中国能够和平建国的美国政府极为恼火，以至于在密苏里舰上日本签署投降书后的20天，美国政府就迫不及待地撤换了这位大使。1946年美国大使馆返迁南京。

　　法国领事馆旧址

　　△位于渝中区凤凰台（十八梯）的法国领事馆旧址

　　始建于1898年的法国领事馆旧址，为三楼一底的欧式砖木结构建筑，为带内庭和回廊的合院式，西式的拱形柱廊共有88个，配以中国传统建筑、雕刻艺术。

　　据渝中区文管所资料显示，抗战时期，原设于领事巷12号的法国总领事馆遭日机炸毁后，领事馆曾迁设于此。

　　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

　　△位于鹅岭公园内的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

　　1941年7月，中澳两国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澳方首任驻华公使艾格斯顿到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建立澳大利亚公使馆。国民政府外交部在艾格斯顿到任之前，已为其觅定长江南岸黄桷垭复兴村23号为公使馆址。

　　当时，包括美国大使馆在内的大部分外国驻渝机构和外国人社区主要集中在长江南岸。虽然这里相对安全，但离市内国民政府各机关部门所在的行政区和主要的商业区比较远。澳大利亚公使馆在黄桷垭办公数月后，艾格斯顿意识到这个位置确实不方便，后来终于觅得位于遗爱祠71号李家花园（今渝中区鹅岭公园）的一处别墅。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位于渝中区七星岗莲花池38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1919年4月13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成立，于1940年转移至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先后在重庆杨柳街、石板街、吴师爷巷办公，最后迁至渝中区七星岗莲花池38号。

　　旧址原有建筑五栋，现存建筑四栋，皆为砖木混合结构，折衷主义建筑风格。五栋建筑依形就势，沿阶梯两侧分布。一号楼为庶务局、警卫队、宣传部的办公室；二号楼为军务部、文化部、宣传部长室。

　　丹麦公使馆旧址

　　△位于鹅岭公园内的丹麦公使馆旧址

　　建于1938年10月的该旧址在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附近。据渝中区文管所资料显示，首任丹麦公使欧斯浩德于1938年10月8日飞抵重庆。

　　1940年6月14日，新任公使高霖抵重庆接替欧斯浩德。1941年8月21日，丹麦政府宣布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中国与之断交，丹麦公使馆随之关闭。

　　德国领事馆旧址

　　△位于渝中区和平路（渝中区政府和平路办公楼内）的德国领事馆旧址

　　该建筑建于20世纪20年代，为一楼一底砖混结构，是重庆市优秀历史建筑，双层叠柱式券廊造型典雅、大气，是当时典型中西合璧的代表性建筑。

　　据介绍，1904年，设在重庆城内五福宫的德国驻渝领事馆正式开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关闭。1922年5月，中德重新建交。1938年9月，德国驻华大使馆迁至重庆，驻渝领事馆事务移交大使馆办理。现南山还保留德国大使馆旧址。不过，1941年，中德断交，德国驻华大使馆及驻渝领事馆均关闭。

　　土耳其公使馆旧址

　　△位于鹅岭正街鹅岭公园内的土耳其公使馆旧址

　　这是一幢建于民国初期的西式平房砖木结构建筑。1939年12月至1946年6月，土耳其公使馆（1944年升格为大使馆）租设于此。1939年12月，土耳其公使馆第一任公使席拔希飞抵重庆，12月28日呈递国书。1944年5月，中土两国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首任大使杜凯。

　　延伸阅读：

　　内陆城市重庆的开放之路

　　来源：重庆党史（有部分删改）

　　一、山门初开天地宽

　　如果说开埠为重庆了解世界推开了一扇窗，那么战时首都的特殊身份则为重庆与外界的交往又打开了一扇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随之而来的是大批沿海工矿企业迁渝，重庆的近代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迅猛发展，当时除去东北，全国军火工业的80%都靠重庆生产。金融机构、文化机构和学校的内迁，促使重庆在抗战时期的商业和文化极为繁荣，并形成以重庆为中心，辐射到四川及西南、西北各省的庞大商业网络，重庆在较大区域范围内实现了开放型的物资和文化交流。

　　与此同时，随着各国驻华使领馆的纷纷迁渝，重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和联系也日渐频繁。内迁还带动了对外交通的新发展，尤以卢作孚创办的民生轮船公司为典型代表的民族产业，在支援抗日战争、维护战时交通上起到很大作用。当时为配合战时运输需要修筑的一大批公路支干线使重庆与附近地区连片成网，开辟的国际航线则建立起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空中联系。总之，战时首都地位的确立，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形成，开启了重庆与外界交往的新阶段，促进了重庆城市的国际化。

　　二、踏平崎岖成通途

　　解放初期，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我国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在对外关系上比较封闭。但上世纪50年代初，重庆市委、市政府通过一些私营企业从香港等地转运、进口了一些急需物资，用于经济恢复和发展。“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全国百多项重点项目中，就有重庆的发电厂等。尽管这一时期重庆在对外关系上比较封闭，但在对内开放上却打开了局面。

　　解放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坐镇重庆主政西南，为恢复和发展经济，作出的第一项重大决策就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复兴。成渝铁路的开工建设，使重庆停工已久的近30家大中型钢铁厂、机器厂又重新开工，并带动了400余家小型工厂陆续恢复生产，对经济恢复时期拉动内需、扩大公私订货、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成渝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自行设计、自己修筑、全部采用国产器材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干线，是链接川西、川东的经济、交通大动脉。成渝铁路的建成通车，打破地区间的封闭状态，城市和农村互为市场，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依托成渝铁路交通干线的地区经济带和新兴城市群逐渐发展起来，使成渝地区成为西南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成渝铁路成为西南交通网中的重要环节。从此，重庆踏平山川阻隔，以开放的眼光和胸怀融入全国经济版图，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拉开了序幕。

　　60年代中期开始的三线建设，是重庆当代历史的又一重要发展期。沿海大批企事业单位内迁，不仅为重庆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设备，而且大量的熟练技工、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引进，增强了重庆的科技实力。70年代，国家安排从法国和日本引进四川维尼纶厂生产所需的成套设备和技术，开辟了我国第一个天然气化工基地。三线建设使重庆老工业基地的实力得到壮大，促进了综合性工业体系的形成；交通状况得到改善，奠定了城市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的基础。三线建设时期修建的川黔、襄渝铁路进一步打开了重庆与外界交流的大门，从根本上改变了交通闭塞落后的状况；重庆港的扩建和长江、嘉陵江十几个码头的建设，以及白市驿机场的改扩建，大大增强了重庆航运业和航空业的吞吐能力。交通状况的极大改善，奠定了今天重庆在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交通枢纽的地位，同时也为重庆充分发挥经济中心作用提供了必要条件，大大推进了重庆城市现代化进程。

　　三、冲出峡谷汇百川

　　1978年，中国历史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重庆也由此开始了对外开放的实践与探索。但刚开始在原有体制下，重庆外贸公司只是沿海口岸的收购、调拨、转运站，没有自由进出口权，对外开放进展缓慢。1980年4月，国务院批准重庆为长江沿岸对外贸易运输港口。8月，重庆海关成立。随着一批涉外机构、进出口公司的建立和完善，重庆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渐加快。

　　198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重庆成为经济计划单列市，并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改革和开放是一对孪生兄弟。邓小平曾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因此，这一时期重庆进行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就是一场深入的对内对外开放。重庆在国企改革、军工改革、流通改革等方面，均有不少开全国先河之举，如嘉陵厂“军转民”率先开启对外合作之门，商业“四放开”改革突破封闭模式闯出经营新路，为推动中国全局的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计划单列后，重庆被辟为有直接对外进出口权的内陆口岸，享有了直接对外洽谈、报价、成交、签约、发运、结汇、邀请外商、签发护照以及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设备等方面的权力，为重庆扩大对外开放创造了良好条件，重庆对外开放全面起步。当年，重庆即开始自营出口，并首次组团参加广州交易会取得可喜成果，全市自营出口实绩占四川省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1%。为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重庆把引进技术装备，推进技术改造与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品结合起来，调整和优化了出口商品的结构；积极开拓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在轻纺、机电、化工、医药等行业确定了一批出口专厂，努力发展品种完备的出口生产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对外贸易经营体系。到1987年，重庆已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往来关系，出口创汇在1983年以来的五年间增长了7.3倍。

　　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重庆认真贯彻中央“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抓住综合体制改革试点的机遇，立足重庆，依托西南，联合沿海，面向全国，积极探索对内开放的路子。市委、市政府先是制定了鼓励、欢迎外省市来渝投资和进行技术支援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继而又提出联合开发大西南的设想。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西南经济区市长联席会相继成立，重庆与周围一圈、西南一片、长江一线的联合协作不断加强，形成了以专题项目为纽带，行业协作为网络的多层次、多内容的联合协作格局，极大地促进了重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中心城市作用的发挥。

　　1992年，国务院批准重庆为沿江开放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这一时期，重庆市委、市政府通过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若干实施意见》等文件，确立了实行全方位、高起点的整体开放总体布局。通过狠抓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拓宽国际市场、发展国际旅游、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内开放等各项工作，形成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热潮。到1996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迈上新台阶，利用外资规模进一步扩大，重庆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出口窗口和创汇基地作用进一步发挥，形成沿两江、沿公（铁）路线展开并连接三峡库区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初步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重庆的对外开放犹如滚滚长江，冲破峡谷瓶颈，奔流向海……

　　四、大开放促大发展

　　1997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重庆对外开放阔步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市委、市政府抓住重庆直辖、三峡工程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在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的大背景下，制定了一系列指导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文件，确立了“大开放促大发展”的思路，通过综合立体交通骨干网络建设改善发展硬环境，通过“十个一批”等发展环境综合整治活动优化投资软环境，全市对外开放大格局逐步形成。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重庆市把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基点放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县开放型经济建设上，充分发挥北部新区和两个国家级开发区在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龙头作用，以良好的发展环境和集聚效应促进区县（自治县）特色工业园区的发展，构筑布局合理、相互促进、各显优势、梯次型的经济发展格局，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促进全市开放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为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市委、市政府以大开放的气势，大胆“引进来”，勇敢“走出去”。大胆“引进来”需要塑造对外开放的全新城市形象。重庆先后成功举办亚洲议会和平协会第三届年会和第五届亚太城市市长峰会等高规格的国际性会议，在国际上提高了知名度。每年一届的“中国重庆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重庆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和“中国重庆三峡国际旅游节”更是堪称对内对外开放的“神来之笔”，吸引了大量的境外投资。一批国际知名公司纷纷抢滩重庆，福特、爱立信、本田等来渝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大增，投资兴办的企业项目涉及制造、物流、金融、房地产、商业零售等领域，大大促进了重庆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进程。

　　勇敢“走出去”需要扩大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重庆坚持扩大出口规模和增进出口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切实转变出口增长方式，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在积极扶持优势企业到海外投资办厂、承包工程和开展劳务合作的同时，着力改善外贸出口经营主体结构，保持了汽车、摩托车等支柱产业的出口优势。截至2006年底，重庆市外贸经营企业已达2400家。其中，力帆、隆鑫、宗申等摩托车生产民营企业迅速成为重庆市出口主力军。2006年，商务部将重庆确定为全国八大汽车出口生产基地，大大推动了重庆汽车产品出口。此外，重庆在国内的区域经济合作也不断加强，长江流域经济合作、西南六省区市七方联席会进展良好，与西部其他省区、中东部地区以及港澳台的合作成效明显，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五、内陆开放筑高地

　　2007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为重庆发展导航定向，作出“314”总体部署。此后，国务院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明确指出，加快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是形成沿海与内陆联动开发开放新格局的需要。由此，重庆对外开放进入国家战略全新高度。在此背景下，于第二年召开的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提出加快把重庆建成我国内陆开放高地的目标。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提出“两点”“两地”的战略定位和目标。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要求重庆在加快建设“两地”的基础上，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既是习总书记对重庆的殷切希望，也是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使命和任务，重庆开启了厚植开放、奋力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新征程。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考察重庆。他强调，希望重庆在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破，努力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更加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重庆以内陆开放为突破口，不断完善两江新区、保税区和特色工业园区建设，逐渐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格局。两江新区作为我国内陆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自成立以来，积极实施大开放、大产业、大城市、大民生发展战略，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向内陆腹地纵深发展，形成内陆重要城市群中担当起重要责任。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的设立，构建起了重庆水陆空保税的“双子星座”，有利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成为重庆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重要平台，助推重庆加快建成中西部第一大加工贸易基地。各区县（自治县、市）结合地域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形成的特色工业园区，有效带动了支柱产业发展，构建起笔电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有力地促进了全市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换代，是重庆市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和构建内陆开放高地的重要支撑体系。与此同时，为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重庆还及时出台政策措施，创新体制机制，逐步改善投资发展环境和人才政策环境；主动出击远交近联，与周边和沿海地区加强务实合作；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高招商引资水平，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推进外贸快速增长，总体上实现了开放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重庆以建设物流大通道为抓手，以开放为动力，在铁路、港口航运、航空等领域不断开辟国际新通道，将一个内陆城市推向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从重庆出发，经新疆阿拉山口，开往欧洲的渝新欧国际联运大通道，在原新欧亚大陆桥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完善，提升沿线各国、各地海关通关效率，加快实现了亚欧铁路一体化建设，并搭建起与沿途国家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往桥梁，对改变重庆内向型经济结构，打造中国向欧洲出口商品的重要中转站和桥头堡发挥了重要作用。重庆着力建设长江上游地区最大物流港口体系，重点推进主城寸滩、果园、东港、黄磏等四大港区建设。2017年底，首列从重庆果园港始发的中欧班列（重庆）开行，率先实现了中欧国际货运大通道与长江黄金水道的“无缝衔接”。重庆不断强化航空基础设施，完善空中通道网络，民航客货运输能力和综合服务水平显著增强。目前，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已成为国家区域枢纽机场，成功跨入全国九大、世界百强机场行列，是中西部地区第一座拥有三座航站楼、实现三条跑道同时运行的机场。此外，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落地、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正式设立、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的举办，均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辐射带动西部地区开发开放，推进重庆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重要支撑和坚实保障。

　　来源：综合重庆日报、重庆党史、上游新闻、重庆政协报、微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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