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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行 1966

2021-04-16 08:26:26 乐活小道 微信号 

時节已是深秋,天色一片灰蒙,街边的梧桐树旳叶子已见凋零。

我们几同学站在小东街和八腊巷交接的街口,心里满是激动和憧憬,大家商量着,要一起串联去北京。

时光的脚步走到了1966年的11月。

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GM从这年五月开始以来,声势愈来愈猛。广播报纸整天在说文化大GM的事。从机关单位到县城的人民路口,到处都贴滿了大字报,上面写着大批判大辩论的文章和各类小道消息。人民路口繁华地段,从早到晚,人头攒动。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街道上的居民,各色人等都参与到大辩论中,人人热情似火,高谈阔论,题目都很大。比如讲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还有中国向何处去什么的……人们各执一词,互相争论,吵得面红耳赤,甚至一个家庭里也出现不同观点而引得父子反目,夫妻相背。

如果说现在的人差不多都成了经济动物,那时的人则差不多成了政治动物。

我们决定要去北京串联,缘由是从报纸上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报道。有个女学生戴着眼镜,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她答:宋斌斌。毛说:要武嘛!后来她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宋要武。多年以后,才知道她是時任西北局书記宋任穷的女儿,其时在北京师大附中念书,WG后去了美国。她曾为被自己当年在WG时殴打过的老师道歉。

在此之前,学校已有同学从北京回来,并告诉我们说他们见到了毛主席。这对我们来讲,就像是神话和传说。

这些被学校组织安排去北京的“红卫兵”学生代表,后来被称做“保皇派”。我们也要去北京!我们则是自己组织起来的红卫兵组织,自诩是无产阶级的“造反派”。我们的确也有过所谓“造反”的革命实践。

有天,我和张武朴、周禄昌、徐建中、马兰开几位同学一起去小东街,我们边走边谈。有人说,二天该不会把毛主席说的话也弄成歌来唱吧?这本是个玩笑话。没料没过几天,广播里还真的出现了“语录歌”。好像是由一个叫劫夫的人谱的曲。“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这类的话语用歌来表达,是一般人想像不到的。然而这的确是真实的事。调式比较简单,犹似把说话的语速放慢,拉长,某个地方转个弯,声音一下高上去或一下低下来……我们很快学会,跑到人民路口灯塔下去唱。自己唱也教别人唱。又是踏脚、又是挥臂,口里念念有词,我们的整个人都在燃烧。可以说是激情昂扬,引起许多人好奇围观。

这应该算是最早唱响在我们县城上空的毛主席语录歌曲。

要跑到北京那么远的地方,自然还得有所准备。当时,全国各地都设立了红卫兵串联接待站。被称为毛主席的红卫兵,逢州吃州,逢县吃县,走到哪里都不花一分钱。但为以防不测,又是头一次出远门,还是带了些钱和粮票在身上。

儿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钱和粮票凑齐,母亲怕我在路上弄丢,就用针线在内裤缝个小兜,将钱和粮票装在里面。

学校早已停课,学生们成了乱飞的麻雀。外出串联成为学生中的一种主要课程。开始串联时提倡步行,学生们组织起队伍,举着一面象征革命的红旗,靠双脚走路,翻山越岭,去延安、韶山和北京等地。徒步走路太苦太累,后来许多学生改为乘车串联。我们也是如此,开始是步行,十多位男女同学徒步去往成都,走到羊马就喊来不起了,于是就改变主意,赶车。手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站在路边,只要一挥手,开车的司机都会主动把车停下。

那时温江金马河三渡水还没有大桥,车来人往都要乘船过渡。我们头天在羊马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赶到三渡水。过了渡,我们拦上了辆车,汽车很快把我们带到了成都,当晚上我们一行十来人在人民北路中学住了下来。

走在街头,碰到不少外地来蓉的学生、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大声说话。外出串联的红卫兵都称自己是革命的宣传队和播种机,而内心深处,包藏着游山玩水的想法,这是许多人的一个隐密的心思,只是把它藏得很深。

在成都呆了两天,我们在一天下午,翻过铁栏,从火车北站爬上了一辆北去的列车。

火车很挤,一片叫嚷,厕所和行李架上都是人,车门被堵得死死,我们从车窗先塞进个人,把背包一个个递上去,然后又推又拉,从别个的肩膀和脑袋上跨过,像一块块楔子,使劲嵌进有缝隙的地方。

车厢里闷热难受得要命,厕所和座位底下都钻进了人,什么气味都有,我挤来挤去,先是在厕所蹲了一阵,又钻到座椅底下躺了一会,最后被同学又拉又推,好不容易爬到上边的行李架,虽然身子舒展不开,但出气还算均匀,感觉不那么难受和闷热了。

好像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世纪,在焦虑的等待中火车的汽笛骤然一声响起,心头一松,感觉那车正开始慢慢启动起来。

火车像老牛破车,喘着气,走走停停,有时靠在站台,有时就停在半路,时间有长有短。

从成都出发,火車走了大半天,好不容昜才到了一百多公里外的绵阳,徐德均和万仁贵几个同学受不了,有人在流鼻血,他们下了车,说北京就不去了,他们打算去遵义,和我们半路上分了手。

第一次坐火车,说不尽的新奇。过了绵阳,车厢里有些松动起来,我们已找到属于自己的座位。途中我们还干脆爬到火车上面的顶棚,一边愜意地呼吸起外面新鲜的空气,一边观望沿途的风景。田野上的河流和村庄从两边飞驰而过。火车从一个又一个隧道呼啸穿越,眼里的世界一会儿黑下去一会儿亮起来。树木逐渐稀少,土地的颜色开始变黄。我们看到路边有人捧着大碗蹲在地上吃饭,他们身后的山地出现一个个圆形的窑洞,看到这些景物,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到了陕西地界。

火车在宝鸡停了较长时间,有人下去买了只卤鸡上来。鸡很小,有一两斤重,说是这地方很有名的吃食。撕了块来吃,果然是香。火车开到西安,又停了好长一阵,直到天差不多黑了,又才启动。过了郑州,驶向华北平原,火車速度明显加快,听到铁轨很有节奏的哐当哐当,我们开始兴奋起来,知道自己离北京正越来越很近。

这天傍晩时分,火车在丰台车站缓缓儿停下,我们被告知,北京到了!

算了算,我们坐了整整的七天六夜!

我们人已很疲倦,却显得异常快乐和轻松。终于到了首都北京!很快,我们被汽车送往接待站。接待站是地处西单羊房店的北京地质勘探设计院。

在成都上火车的时候我们买了许多馒头,没有吃完,还剩半书包。几天下来已经变馊,想拿去丢了又觉得可惜,就想送人喂猪。找到一位大妈,我们问她:“有没有猪?”她问:“啥?”我们又说:“猪!”反复几遍,她终于听懂,说:“我没有居!”徐建中拿五分钱去买煮花生,他嫌少,说:“五分钱才这滴滴儿?”别人问他说的啥,我们哈哈大笑,说你那椒盐普遍话北京人根本就听不懂。

于是,我们开始学着用普通话。

羊房店住下来第二天,我们就迫不及待去了天安门,站在凛冽的寒风中照了张全身照,同学们差不多是一样的姿势,一样的表情,把毛主席语录书拿在胸前,目光坚定,朝向远方。

我们开始到处转悠。去了北大和清华园,在北大校园里看到有人贴出大字报,写着打倒LSQ、WGM,当时心里吓了一跳。也去了颐和园,那里游人稀少,因为是冬天,显得很萧条冷落。还去了文化部,墙壁和楼道全是大字报。字都写得漂亮,揭发周杨的,揭发田汉的,揭发何其芳的……这些当代的中国文化名人,以往只是在书本和报刊上看过他们的名字,现在居然来到他们生活工作的地方,真像是做梦一样啊!我们像到了什么圣地,真还说不出是个什么感觉。

在街上,遇见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国家歌舞团访华的演员。他们穿着笔挺尼子大衣,人都高大漂亮,看自己身上灰扑扑的棉衣,对他们很是羡慕。去“湖南味”吃了顿饭,女服务员俏美的面容居然让我好久都在念想,这该是青春成长时代一种纯粹而美好的情愫吧。看北京人喝啤酒,我们也买了两盅,喝一口,立即想吐,说这东西咋那么难喝,简直给潲水的味道差不多!其实,这只是一种比喻,谁也没吃过潲水,一次两次,口感就好多了,觉得还可以的嘛!

设计院的礼堂摆有台黑白电视,每天吃了饭,总要在那儿站上一会看电视。记得电视里正播放毛主席站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的情景,刘少奇站在他右边,戴着绒棉帽,脸色阴沉。当时我和许多人一样,一点不知道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LSQ将会成为工贼,内奸和叛徒,被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以及他后来的悲惨离去。

好些单位都实行了军管,我们所住的勘探设计院也是如此。负责接待我们的解放军,有一位姓范的排长,湖北人,很年轻,看样子二十出头,很喜欢我们四川妹子,对女同学很照顾,关心她们的生活起居。在后来的许多年,他和我班上的一位女同学仍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之间好像有点爱情的萌芽,只是没有长叶开花结果。这算是那个年代给我们留下的一种人性的温暖。女同学都很活跃,喜欢在外边的坝子唱歌跳舞,设计院机关干部有人见了跑来参与。有个男的,叫周长富,蒙古舞跳得特别棒,踮起脚尖碎步奔跑如飞,获得一片喝采。他告诉我们刘长瑜是他妹妹,江青很喜欢她。京剧红灯记里演李铁梅的刘长瑜我们从电视里不止一次见过,他俩脸形长相看去十分相似,对他的说法我们一点不怀疑。若干年后看刘长瑜的自述,她父亲叫周大文,与张学良是把兄弟,20年代奉系军阀驻京,出任过北京市市长。她母亲是父亲第三房姨太太,她在母亲这房排行第三,前面有两个哥哥。她本是姓周,后来随母改为姓刘。由此佐证,周长富说的是亊实。

在北京住了差不多有二十天,大家都在等待,等待毛主席接见我们。

这期间,范排长每天带着我们军训。练习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等等。早上六点,把同学们叫起,从驻地跑步到军事博物馆,大约有十多华里,大家累得想吐。

有天周末晚上,组织我们和外面的学生联欢,地点是在一个军区礼堂。我被同学怂恿,上台唱了首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中的赞歌:“啊......哈......嗨......咿哟......”。我模仿胡松华哼起蒙古长调,台下掌声雷动。唱完,许多人喊再来一个!这是我万万没料到的事,那场景成了我永久的青春记忆。

在学校里我已有过上台独唱的经历。这首歌是周录昌在城墙边的麦地里把我教会的。他喜欢音乐,二胡也拉得不错,算是我音乐的启蒙老师。这首歌我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都唱过,别人开玩笑说这是我的保留节目,几十年了,我从时间的那头唱到了时间的这头。

终于说毛主席要接见我们的事了,我们像打了鸡血,一个个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

这天吃过晚饭,通知我们明天去天安门,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要求学生们把身上的钥匙钢笔小刀什么的一律解下。

第二天一早起来,吃了饭,排着队,每人发了袋饼干,我们几乎是跑步去到天安门。

我们被安排在天安门金水桥右侧的地段席地坐下。最前一排坐着解放军战士。广场上人山人海,人人挥着毛主席语录本,广场看去是一片红色海洋。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一名解放军指挥我们唱歌,和傍边的学生互相比赛,喊:再来一个!要不要?大家扯着嗓子叫,要!

十点,东方红乐曲从广播喇叭骤然响起。

毛主席来了!广场上人群顿时欢呼起来,人们像潮水一般往前涌动,秩序开始有些乱。

“小将们不要动!”前排的解放军手挽着手,不让学生再往前。他们眼睛里噙满泪花,大声呐喊,叫学生们遵守秩序,不要乱动。学生们根本不管,一个劲的往前挤,后排的人已经站了起来,我被人一下挤到了后面,只能一蹦一跳地努力伸长脖子看。

毛主席的车是从天安门城楼下的新华门驶出的,他身着绿色军装,站在车上,不断向学生们挥着他的右手。他旁边站着林彪,林彪一只手把在车栏,一只手拿着红色语录本不停在挥动。毛主席先是朝我们这边挥了挥手,然后转过身去,朝着别的方向挥手。现在回忆,他的车从广场驶过,与我们相距大约就二三百米,他肃着脸,眯缝着眼晴四下里张望,似乎在思想着这天地间的广阔和无限,印象中他的头要显得比别个都大。车速开始快起来,挥手之间车已远去。后面跟有几辆车,上面站的是周恩来等人,好像那天出来的还有江青和陈伯达。我们使劲挥着手头的红色语录本,兴奋得又喊又跳,一遍又一遍高呼毛主席万岁!不少同学眼晴里流出了激动的泪水。

这天是1966年11月26日。

资料记载:从1966年8月18日起,到这年的11月26日,毛主席前后八次检阅接见红卫兵1200万人。

我们是第八次被接见的红卫兵,这也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曾经,我是这1200万分之一。时代的政治风云将我们裹挟,我像一片羽毛,被一阵狂风从地上吹起,飘飞了一阵,最终回落到尘埃,1966年的北京之行于我是一段特殊的经历,如今它己变为一个遥远的记忆。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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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莹 HN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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