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经济增长减速 经济改革停滞

2008年09月10日16:06  来源:

  (注:该文在2008年8月20日刊登在新华网)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点评中国三十年改革历程

  “作为经济学家和斯密‘亲密握手’特别正常,但是,曾经指挥过百万野战大军、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分明拥有一双大权在握的‘看得见的手’!而他却为什么对‘看不见的手’情有独钟?”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在新浪长安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对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改革30年作出这样的点评。

  "包产到户"揭开中国改革第一幕

  周其仁说,在1978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讲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包产到户制度,并担当了这个责任,这才真正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在周其仁看来,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显然,是一个"增加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起到重要的刺激作用。而此前,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邓小平的贡献,正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

  周其仁认为,这正和经济学家科斯的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不谋而合。恰恰是承包合约才界定出清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为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随着承包私产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产不断由少增多、由弱变强,公有制成员不断扩大对外缔结合约的范围,循序渐进地积累起更多的私产,也进入更丰富多样的市场合约网络。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出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把企业家请回中国促市场发育

  在苏联模式下,"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成为中国革命的使命。企业家,作为资本家的另一个词语,自然也不能在中国被容忍。

  周其仁认为,这个历史在邓小平执政后出现了改变。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荣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而荣先生也被公众称为"红色资本家"。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正确肯定,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到2007年底,中国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和斯密亲密紧握“看不见的手”

  价格由"看不见的手"调整是经济学家们极力推崇的市场原则。

  从1985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

  周其仁说,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这被称为"价格闯关"。1988年7月,国务院宣布开放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哨战。不料,全国各地出现居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涌到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10天以后,国务院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

  从此,中国进入了为期3年(1989年-1991年)的"治理整顿"期,政府抽银根、压投资、管物价;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改革停滞。让中国和世界大吃一惊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奋力推进中国改革。他以一个88岁退休老人的身份,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问题:坚持计划体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社会主义)?走市场之路是不是就等于"姓资"(资本主义)?他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路。

  周其仁表示,正是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于1992年再度勇闯价格关并获得成功。当年新放开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达648种,农产品(000061,股吧)价格50种,其中包括在全国844个县(市)的范围内,放开了长达几十年由国家统购的粮食价格,并放开了除盐和药品以外全部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闯关"最终成行,"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权力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方兴未艾

  周其仁认为,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不过,他并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主要体现在政治改革滞后、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还过分依赖"权力经济"。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并面临改变着的社会思想条件。

  受汇率、利率、资源价格和行政垄断部门等重大改革滞后的拖累,中国经济能不能顺利应对这场新的挑战,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未定之数。

  不过,周其仁表示,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范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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